斯蒂格利茨：中国新发展模式的核心

本文是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为 2007 年 3 月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发展论坛”所准备的发言稿。他在发言中指出，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的成功建立在以下两点的基础上：一是它实施了适应本国国情和发展目标的政策和战略，二是创新。而中国经济要继续发展，并解决新出现的问题，需要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这种新模式要求中国从出口拉动型增长中转移出来，而其核心是创新。在向这一新模式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需要根据本国的特有情况和目标来建设市场经济并加强社会保障体系。

自从中国开始转向市场经济以来，它在过去的 30年里所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其战略和政策的适应性基础上的：旧的问题解决完之后，又出现了新问题，为此就必须设计出新的政策和战略。中国经济成功的另一个基础是社会创新。因为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其他国家面临的不一样，所以必须找到新的解决办法。而且中国认识到，它不能简单地将他国的经济制度移植过来(即使这些制度在其他国家运行良好) ；至少要对这些经济制度进行修改以使其适应中国的情况。不仅中国的国情和历史不一样，而且从很大程度上说，它要实现的目标也不一样。这些是中国谈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部分原因。即使中国那些已经成功的制度也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修改。乡镇企业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创新，它们在80 年代和 90 年代早期对中国经济的成功起过重要作用，但是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它们不再能应对中国面临的所有挑战。

中国 2006 年公布了第 11 个五年计划，集中关注了过去的经济成功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不是所有人都平等地从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受益；尽管消除贫困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不平等却急剧加大。更大程度地依赖市场意味着，从某些领域 ( 例如医疗、教育)来看，一些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可能下降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也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从长期来看，这种增长显而易见不是可持续的。中国先前所走的发展道路与它所宣扬的和谐社会的目标不一致，因而需要找到新的方向。同时，在政府能够征收到足够多的税收的条件下，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中国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所需的财力和物力。

当然，如果中国想要为不断增加的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并且想要拥有满足社会的巨大需求所必需的资源，那么，经济就必须继续快速增长。但是其他国家的情况表明，即便是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不一定会增加就业；只有产量的增长速度比生产率快时，才会增加就业。而且，即便是快速的经济增长，也不一定会导致社会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提高。

去年，在中国发展论坛上发表讲话时，我谈到了“十一五计划”背后的一些经济原则，从标准经济学概念的角度对它们进行了讨论，这些概念有助于明确政府在一个现代经济体中必须扮演的角色。

今天，我的发言将集中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不过，这些问题必然有其背景： 为什么中国的 “十一五计划”从一些关键的方面来看是建立在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基础上的；这一新的经济模式与中国以前所遵循的模式不一样，也与许多西方国家正在遵循的模式不一样。要想了解这一新的经济模式，人们必须了解旧的经济模式为什么能在过去发挥良好作用，它面临哪些问题，以及新经济模式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最重要的是：(a) 为什么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在过去如此重要，但是现在为什么能以新的、更好的增长方式来实现它以前所发挥的作用？ ( b) 为什么中国需要一个独立的创新体系？

出口拉动型增长

与大部分亚洲国家一样，中国经济成功的基础是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中国的“十一五计划”要求改变这种增长模式，转向更多依赖国内消费和国内投资的增长模式。(当然，出口将继续起到重要作用。问题在于增长模式的重新平衡。)

从全球来看，那些认为自身就业受到威胁的国家并不欢迎中国在出口方面的成功。对这些国家而言，嘴上谈谈竞争与市场的优点是一回事，在市场游戏中输掉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许多地方，人们看到开始出现激烈的保护主义情绪。出口大于进口帮助刺激了中国的经济，但是对其他国家所产生的影响却截然相反。

贸易顺差使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这些储备能够帮助中国不受全球市场波动的影响。其他国家从东亚金融危机的亲身经历中认识到了没有充足外汇储备的种种风险。中国不想自己再经历同样的事情。不过，中国已经积累了一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足以应付任何危机。可是，人民币汇率的上升仍然对农村地区有负面影响，有可能加大城乡收入的差距。中国的出口行业可能会经受住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尽管汇率上升对全球经济不平衡作用甚微，甚至可能会使情况更糟糕，因为它会让美国为贸易赤字进行融资的问题变得更困难) ； 可是，中国面临着两难的境地：如果中国让人民币升值，对农民给予补贴 ( 实际上，这会抵销美国和欧盟的农业补贴) ，那么，这会拿走其他发展目标所需要的稀缺资金，包括对教育和医疗的投资。

( 一) 不以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其他措施

我们需要其他不会同时加大城乡差距的措施来调整贸易不平衡。其中的一项措施是征收出口税或者减少出口退税，它的另外一个优点是增加收入，这些收入能够被用于实现其他社会目标。

许多中国出口产品是能源密集型的，其社会成本远远大于企业所承担的成本。提高能源价格 ( 并征收碳排放税和其他环境税)有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 (包括帮助中国从出口转移到其他领域) ，同时又增加了可以用于实现其他社会目标的收入。

( 二) 为什么是出口导向型的增长

人们很自然地会问： 为什么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对中国和这么多其他东亚国家有用？ 放弃出口拉动型的增长会不会对其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有没有可以满足其要求的其他方法？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很重要，原因有三个。第一，它提供了创新的基础。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区分开的不仅仅是资源上的差距，而且还有知识上的差距。正如格林沃尔德 (Bruce Greenwald)和我所指出的那样，出于各种原因，知识的传播因为产业规模的扩大而得到了加强。人们在某个部门学到的技术随后会逐渐传播到经济体的其他部门。第二，出口竞争激烈，竞争促使人们提高效率、进行创新。要想成功，就得符合国际标准；同样，竞争带来的好处最后会扩展到整个经济体。

第三，在发展的早期阶段，生产能力可能超过消费能力，或者更确切地说，超过对所生产的特殊商品的需求的扩大。尽管许多家庭和企业可能会有潜在的需求，但是只有它们能够得到贷款，这些潜在需求才能转化为有效需求。不过，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能够对那些信用可靠的人与那些信用不可靠但能够强制实施信贷合同的人作出区分的金融机构(以及基本的立法机制) 往往还没有发展起来。把钱借给国外、为国外消费提供资金比把钱借给国内更便利。

实际上，近年来，人们认为中国一直在从事卖方融资：它出借了大量资金，这些资金使其他国家的人们能够购买中国的商品。虽然中国在国内存在这么多迫切的需求，但它却在帮助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过着寅吃卯粮的生活，这的确是有点儿特别。

( 三) 为什么中国现在可以从出口拉动型增长中抽身出来

今天，出口拉动型增长曾经发挥的作用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来实现。中国正在建立一个广泛的创新系统 ( 见下文) ； 它“学会了如何学习”，不再需要通过出口来学习。中国已经形成了有活力的内部竞争，例如，乡镇企业和其他企业之间的竞争。诚然，为了保证国内竞争依然激烈，中国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有关竞争的法律，并且应该警惕那些支持建立大型“国内龙头企业”的观点，至少是在这些国内龙头企业对国内竞争产生威胁的时候，应该保持警惕。

最后，中国在建立强大的国内金融体系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在这个阶段，扩大国内信贷量，特别是为住房和抵押债务提供贷款，是容易的。

( 四) 刺激消费

尽管我们谈到了从出口拉动型经济增长中抽身出来，但是，中国的贸易顺差实际上已经从 2005 年的 1020 亿美元增加到了 2006年的 1775亿美元。消费也增加了，可是，至少从一些数据来看，消费的增长速度不如GDP快。扩大消费不仅有助于中国不再依赖出口，而且还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而发展的目标就是提高生活水平。问题是： 为什么中国有着 “过多的”储蓄？对此存在四个假设，每个假设都有其作用，尽管有的假定可能比其他假设更重要。

第一是不断扩大的不平等。由于富人的消费倾向低于穷人，因此，不平等的扩大会导致消费占 GDP 的比率降低。所以，人们预期降低不平等程度的政策会相应地增加消费。

第二是资本市场的缺陷，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一些数据表明，城市中的小企业数量已经下降；从历史上来看，小企业与就业的增加密切相关。它们在为那些以前没有工作的人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方面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许多人认为小企业是有活力的经济的核心―――大企业为市场提供了产品，但要实现真正的革新，却要依靠小企业。小企业数量的下降(哪怕是没有增加)也应该引起人们相应的关注。人们认为，小企业数量下降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缺少获得资金的渠道。大银行更愿意把钱贷给大企业。在美国，有一个通过小企业管理委员会实施的特殊政府计划，目的是通过承担一些风险来鼓励银行向小企业贷款。

在缺少资金获取渠道的情况下，那些想成为小企业经营者的人―――或者已经在经营小企业的人―――必须拥有非常高的储蓄率，才能获得扩大企业规模时所需要的资金。因此，扩大信贷渠道将有助于降低整体的储蓄率。

但是，增加消费的主要障碍不是缺少信贷，而是缺乏有效的社会安全网络、强有力的公共医疗体系、良好的公费教育。“预防性”储蓄压制了消费。因此，这些领域的改革会产生双重的好处： 让中国不再依赖出口( 以及国际市场的变化) ，同时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储蓄占 GDP 比率高的最后一个原因是经常账户顺差大，其标志是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2006 年，外汇储备占到了 GDP 的7%。同时，中国政府依然保持了强有力的财政支配地位。不过，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中国所积累的外汇储备足以应对市场可能出现的任何变化。考虑到中国在医疗和教育方面有着很高的社会需求―――再加上很高的个人储蓄率，中国完全可以经受住适度的财政赤字。

当然，中国可以通过扩大投资来减少对出口的依赖；但是中国的投资率已经很高了，因此，当前它所面临的问题与其说与投资水平有关，不如说与资金的分配有关。人们担忧的是，一系列不正当的投资动机在其中发挥作用―――地方政府鲁莽地鼓励投资，既为了产生就业机会，也为了增加它们自己的收入。特别是在房地产行业方面，人们担心目光短浅的投资者只关注短期的资本收益，而不关注长期的回报。

创新

新经济模式的核心是创新―――提高稀缺资源的利用效率。创新是内生性的，它是资源向研发领域进行分配的结果以及努力学习如何进行 “前沿”生产 (有时也称为最佳实践)的有意识的政策的结果。不过，与所有的资源一样，用于研发和学习的资源也是稀缺的。人们可以将这种研发指向不同的目标。可惜的是，西方企业将自身的研发活动过多地指向那些减少劳动力的方面，而过少地考虑如何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问题在于创新的社会回报不同于私人回报，这既是因为市场的扭曲，也是因为获得专利的私人回报显著不同于社会回报。

( 一) 对劳动力节约型创新的过度鼓励

比如，在西方，高工资意味着劳动力投入减少带来的高回报。即便是在失业率很高的国家，也有大量投入被用在了劳动力节约型技术上，这使得失业问题更加恶化。关注劳动力节约型创新的原因在于，如此多的国家面临着日益增加的失业问题。如果生产率每年提高5%，那么，产量每年也要提高5% ，才能保持就业的基本稳定。

实际上，对工业部门的企业所有者来说，他们从失业增加中还能得到深层次的好处： 较高的失业率有利于压低工人工资，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不过，为了实现“和谐社会”，中国必须创造出与新增劳动力大军的人口数量相匹配的就业机会。就中国的情况来看，由于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因此城市创造就业的步伐要更大才行。工资的提高不是件坏事：发展的整体目标就是为了提高工人的福利。

( 二) 对资源节约型创新的激励不足

由此类推，因为美国的企业不用为碳排放支付任何费用―――尽管它们给全球经济带来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