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转型的总体性战略框架与现实取向

中国转型是世纪之交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至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研究中国转型的重要意义：一是作为有着辉煌过去的文明古国，中国的近代史却充满了血泪和屈辱，正是改革开放使中国一改过去积贫积弱的面貌，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因此，对中国转型的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国富国穷的原因，从而找到达至长期经济繁荣的路径。二是中国转型是在没有足够的理论准备前提下，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在实践中摸索进行的。中国转型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不但没有系统的理论作为指导，而且在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些已有的经济学理论难以解释的现象。因此，对中国转型的研究，有助于在实践中检验已有的经济学理论，并发展出更具解释力的新的经济学理论。三是中国转型是在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进行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革命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海啸则大大动摇了冷战之后所形成的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因此，中国转型正逢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变化的契机，对中国转型的研究以及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改变原有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

对中国转型的研究，采用比较的方法有助于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一般规律，从而对转型的方向、路径和绩效做出更加符合实际的分析。由于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并不能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因此对中国转型的研究并不是一个简单地应用理论解释现实的过程。而在中国转型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做法以及所发生的经济现象，也曾经在俄罗斯等其他国家出现过。甚至直到现在，俄罗斯和中国还在相互参照着对方的转型实践来制定今后的发展规划。因此，将中国和与之有着相同的起点、相似的经历甚至面对相同问题的俄罗斯东欧国家相比较，有助于排除掉那些仅在中国成立而被俄罗斯东欧国家实践所推翻的佯谬，发现真正影响中国转型的主要因素，从而找到有利于推动转型国家经济发展的指导性规律。

当然，采用比较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解决研究对象的可比性问题。事实上，国内有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持怀疑态度，认为由于俄罗斯东欧国家的转型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因此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已经不具备可比性了。但应当看到的是，转型不只包括意识形态一个方面，而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生活方式在内的复杂的社会过程，在这些方面，俄罗斯东欧国家的经历依然对中国有借鉴意义。况且，虽然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差别，但他们对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追求是共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包括俄罗斯东欧国家在内的人类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都值得中国借鉴。因此，如果将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发展经验当作人类社会追求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一种探索，那么就可以将之与中国转型加以比较，来分析有着相同起点的国家是怎样出现了转型路径的分化、其背后的决定因素是什么、能够保障一个国家长期经济繁荣的制度是什么、如何建构这样一种制度，等等。

在此，在认同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有着共同的起点，以及追求社会经济进步这一共同的目标这两个共性特征的基础上来比较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差异，从而从体制转变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中来理解转型的内涵及其阶段性发展规律。以此为标准，把1978年以来的中国制度变迁分为转型的准备阶段（1978～1992年）、转型的启动和正式推进阶段（1992～2002年）以及转型的深化与完善阶段（2002年至今），并分别就转型的准备阶段、启动和正式推进阶段中国与俄罗斯东欧国家的不同表现以及所产生的相关争论作针对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在转型的深化与完善阶段所应解决的核心问题和应对策略。

一、转型的准备阶段：改革对转型的意义

1978年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分界线，正是在此之后一系列体制转变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把1978年作为中国转型的起始之年。分析表明，这种划分方法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不利于揭示中国转型的内在规律。一种可替代的划分方法是以1992年为界，在此之前的制度变革可以称之为“改革”，在此之后的制度变革则应称之为“转型”。

（一）为什么要区分“改革”与“转型”？

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20世纪后期所进行的体制转变，其核心内容就在于放弃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而让市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大的驱动作用。一般认为，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进行体制转变的，即俄罗斯东欧国家的体制转变是通过采取激进的方式实现的，它试图在短期内快速、彻底地摧毁计划经济体制的各项制度安排，迅速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从而完成从计划到市场的一步跨越；中国的体制转变则是通过采取渐进的方式实现的，它不认为体制转变是一次性的和全面的，而是强调应当采取从局部到整体、从增量到存量、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分阶段推进方式，通过培植新体制因素来逐渐实现体制的转变。这种激进与渐进的区分是研究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转型的一个重要理论范式，由此所展开的一系列研究和争论直至今日依然在转型经济学的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1]而支撑这种划分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与苏东剧变之后的俄罗斯东欧国家采取大爆炸式的方式在体制内推行经济自由化、产权私有化。不同的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体制转变并没有一开始就把重点放在处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核心地位的国有企业上，而是选择处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边缘的农业部门作为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允许其在国有经济之外发展非国有经济，直到乡镇企业等非国有部门成长到一定规模之后，才将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尤其是国有企业。

但是应当看到的是，这种激进与渐进的区分实际上是通过将中国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与前苏联、东欧国家1990年以来所实行的“休克疗法”相比较而得出的结果。回顾历史发现，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序幕远在中国改革开放正式启动以前就早已拉开，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弊端的讨论以及改革呼声从未停止。根据夏旺斯的观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共经历了三次改革浪潮：第一次改革浪潮大约发生在1950～1960年，这次改革浪潮发端于前南斯拉夫，浪潮的核心是反思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并开始尝试改革本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第二次改革浪潮大约发生在1960～1970年，前苏联和东欧的许多国家都参与其中，但一些国家的改革发生了部分退却（如波兰）或受到了遏制（如捷克斯洛伐克），而另一些国家的改革则坚持下来（如匈牙利1968年的“新经济体制”）；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勃列日涅夫的保守主义所造成的改革低潮后，20世纪80年代掀起了第三次改革浪潮，波兰、匈牙利和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执政后）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政治经济改革，中国也从1978年开始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2]事实上在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改革过程中所形成的东欧改革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东欧的经济学家如布鲁斯、锡克、科尔奈等，他们的学术思想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整整一代经济学家。这说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所进行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借鉴或沿用了前苏联、东欧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调整的许多做法。而采取大爆炸式的激进方式来实现体制转变也并不是俄罗斯东欧国家的最初选择，只能将其看作是渐进式改革失败后的无奈之举。因此，体制转型的激进与渐进方式的区分并不符合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现实。要想更为深入地理解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经济转型，必须将其与这些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沿革联系起来，从而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研究体制的变迁。邓宏图、李亚(2005)认为，不能把始自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看作是“开天辟地”的一件事而忽略了它在历史演化过程中的“历史资源”或“前在的制度条件”。他们认为，自从1956年完全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中国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经济的过渡期。应当把始自1978年的改革开放看作是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和党的八大确立的政治路线的继承和超越。在这种思路下所进行的一系列文献强调制度变迁的内生性，认为不同的初始条件、不同的演化道路所带来的“路径依赖”是形成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多样化制度安排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初始条件论”，相关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

第一，不同的初始经济结构会对体制转变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在转型之前是一个农业社会，在国有体制外存在着大量的富余劳动力，由于农民生活水平较低并且没有社会保障，这使得大量劳动力愿意向非国有部门转移，因此，中国转型实际上是一个发展问题，而这可以通过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的工业部门较容易地实现，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证；而俄罗斯东欧国家则普遍城市化水平很高并且存在着过度工业化的问题，国有部门几乎覆盖了全部人口，并且配有广泛的社会福利体系，这使得劳动力不愿意向没有任何补贴的非国有部门转移。因此俄罗斯东欧国家的转型所面临的是结构调整问题，既要削减效率低下的工业部门中的就业和补贴，又要在更为有效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增加新的工作岗位，这种调整比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更加困难，因而也就难以为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提供劳动力支持。[3]

第二，不同的初始组织结构会对体制转变产生重要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虽然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转型前实行的都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但是在具体的经济组织形式上却并不相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经济组织完全按照功能或分工需要的不同来进行管理，所有部门都只为管理单一事项设立，从而中央政府的权力更加集中，类似于U型等级结构（由计划职能部门自上而下进行管理的“条条”模式）；而中国的经济组织则是按照多部门和多地域的形式来设立的，每个部门都拥有不同的功能，并有一定的自主性，从而中央政府的权力相对分散，类似于M型等级结构（中央与地方分权管理的“块块”模式）。在M型经济组织中，各不同生产部门间的相互依赖性比较弱，因而可以通过先试验后推广的方式，在没有立即摧毁现存层级制的情况下造成非国有部门的持续进入和扩张。而前苏联、东欧国家的U型经济组织由于中央政府的计划控制过于严密，各不同生产部门间具有紧密的相互依赖性，因而难以用局部试验的方式来逐步改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4]

“初始条件论”加深了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与转型之间关联性的理解，但初始条件不同并不是造成经济转型差异的根本原因。既然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在初始条件方面的差异早就存在，为什么直到转型之后这些初始条件才开始发挥作用？因此，初始条件的不同只能看作是导致制度变革的潜在条件，而真正使这些潜在条件得以显现的举措才是决定转型的最重要原因。而事实上，虽然可以把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制度变革看作是一场制度变迁。但正如周冰所说，这一制度变迁是在较短时间内进行的较大规模的激烈的制度变迁，这一显著的特点使得它已经不同于一般的制度变迁。[5]以，基于这样的考虑，将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制度变革区分为“改革”和“转型”两个阶段。而两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改革”是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量变过程，“转型”则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质变过程。[6]

比照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国家的现实，把苏东剧变作为俄罗斯东欧国家从改革走向转型的分界点，而把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从改革走向转型的分界点。需要说明的是，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这种划分并不是对1978～1992年间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低估，只是想说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所走过的道路、所实行的举措与始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有较强的延续性和关联性，突出地表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一系列的量变过程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最终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真正形成质变。当然，这些并没有忽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