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一百年的路是“正反合”的过程

辛亥百年系列访谈――

这一百年来，无形之中中国在世界上有一个标杆作用。在西方冲击之下，20世纪的中国不断地寻找自己的途径，不断地寻找自己的独立、解放和开放，这个工作一百年持续不断地在进行，也对世界各国都有所激励

《财经》记者 马国川

“中国的选择余地并不多”

《财经》：有学者说，清末形成了“改革和革命赛跑”的局面：一方面革命党人鼓动革命，一方面清王朝实行废科举、改官制、设咨议局等改革措施，史称“晚清新政”。那么，为什么改革跑不过革命呢？

许倬云：“晚清新政”并不意味着慈禧太后真的要搞改革，而是迫于当时的形势，不得已而为之。慈禧是一个有手腕有权谋的女人，但是没有见识，热衷权力。“晚清新政”的改革成果很有限。

辛亥革命前夕，中国本身固然处在改革和革命之间，看上去似乎有选择，实际上中国的选择余地并不多。因为当时维新的力量并不大，维新力量在戊戌政变时遭到了重创，守旧力量重新抬头，城市里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多少。所以，整体讲起来清末改革没有多少准备工作，无法取得实质进展。例如，虽然各省成立咨议局等民意机构，但基本上都是空的。

《财经》：但是，“晚清新政”似乎也并非无所作为，废除实行两千年的中华法系、废除科举都是值得称道的改革之举。

许倬云：当时唯一真正有长期功效的，是将大陆法系的法律引进了中国。为什么要废除中华法系？当时国际上指责中国法律野蛮落后，是一个没有现代法律的国家，是未开化的国家。为此，清朝不得不废除传统法系，当年引进的大陆法系直到现在还在运转。

其次，当时功能不多，但普遍开花的，是新式教育。废除科举後，各地都兴办学堂，许多私塾就变成小学堂，书院变成中学堂。还有些人出洋留学，其中十分可观的是大批大批青年到日本去。到日本留学的，文的武的两条路都有，共同的毛病是居留时间短，进入正式学校，认真学习的人，其实不够多。不少留日学生，总认为中日文字接近，往往往望文生义，稀里糊涂地，就以为理解了，其实并没真正理解。不过，一些有关现代思想的学说和理论都是由这群留学生从日文翻译介绍过来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是在这股留学潮中介绍到中国来的。

《财经》：晚清末年虽然改革的力量不够强，但是革命力量却在聚集。

许倬云：当时改革的力量不够，而国家正处于存亡之际，老百姓恐慌，有危机感；尤其是居在沿海地区的民众，接触外人多，见到中外关系的紧张，危机感相当严重。孙中山带来的是一个全盘西式的革命理论，跟当时的中国情况，差距很大，可说是格格不入的。他一方面和维新派搏斗，另一方面推动革命。可是，即使革命阵营里的同志，对革命的真正理解也并不透彻，所以孙中山是在非常辛苦之下推动革命。十次沿海的革命都不成功，其实是由于选的地点太偏僻，力量也太小。他以为可以动员的会党，力量太小，根本没有作用。

武昌新军是另外一拨人――华兴会动员起来的。等到武昌枪声一响，清廷惊慌失措，就此垮了，袁世凯就偷窃了革命成果，夺取了国家名器。

《财经》：“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是孙中山的名言。我认为孙先生当时高举民主、共和的旗帜，是和世界潮流相契合的。为什么您说孙中山带来的全盘西式的革命理论与当时的中国格格不入呢？

许倬云：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离开传统社会和文化。孙中山的学说本身有其成长的过程，最早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等到同盟会时代，孙中山又提出“建立民国”，主权属于国民。辛亥革命成功以后，“驱除鞑虏”的口号没有了，变成了“五族共和”。“平均地权”也是同盟会成立时提出的，但是直到20年代这一思想才趋于完善。三民主义体系是20年代孙中山在广州期间完成的。“平均地权”是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平均地权”是其他革命者没有落实的，一直等到苏联十月革命才得以实现。孙中山“平均地权”的理想既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想法，也承袭了中国传统平均主义的理想。民生主义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则是“节制资本”，要用国家权力，约束民间的自由企业，不让他们过份掠夺财富。这是从哪里来呢？来自美国民间流传的重税理想。当时美国还没有实行分级税的制度，一直要到“新政”时代才开始对不同财产收入课以不同税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罗斯福的“新政”有相当大的类同性，他们都接受了20世纪初期美国开展的进步主义。

所以，孙中山的学说有自己的演进过程，既有资本主义，也有社会主义。最后“联俄融共”的时候，才把社会主义融进来，但是又并没有全盘接受社会主义。孙中山不主张一党专政，他定出“训政时期”，训政结束是要还政于人民的。不像毛泽东要“不断革命”，不断专政，这是孙和毛很大的距离。

《财经》：是不是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孙中山的理论越来越符合中国实际？

许倬云：应当比较接近一点，同时中国也在改变，几千年的传统逐渐稀释了，传统结构里的许多部分已经是空白了。比如传统中国是存在小集体的，乡里宗族就是互助的小集体，族里的人们互相帮助，一村子里没有真正的穷而无告的人，乡里总会有救济，给他们饭吃。革命以后，这些小集体就逐渐解体了。

孙中山思想的两派继承者

《财经》：诚如先生所说，孙中山的革命动员很辛苦，也一直效果不大，为什么后来革命力量在广东开始壮大起来了呢？

许倬云：等到袁世凯称帝的时候，孙中山就往广东走，一些人也跟着往广东走，虽然广东是一个小小地方，没有多少力量，但是真正是全国希望之所寄。孙中山在广东局促一隅，却终于得到了两个意外帮助。

第一拨意外的帮助，就是许多沿海地区的留学生，纷纷往广东聚集。一批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帮孙中山做许多事，包括帮助他完成他的理论建构，帮助整理财政，等等。另外一拨意外的力量，就是苏联革命以后，孙中山实行“联俄容共”，使他得到了左边的助力，有了组织工作，也使他得到了武装力量。

《财经》：文武两拨力量终于使得广东这个革命基地成为气侯。

许倬云：对，中间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1914年欧战开始，在华的欧美实业，包括商业工厂都纷纷撤资回国，上海、天津、武汉、广东等四个地区的民族工商业借机在夹缝里发展起来。再有，在这个时候大批欧美回国的留学生参加了许多欧美人士在中国设立的学堂，将其转化为中国的教育机构。沿海城市出现不少报纸杂志。中国都市里发展的中层阶级、民间资金和知识分子、知识传播都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中国的城市地区，民智渐开，中国得以逐渐走向现代化。

孙中山去世以后，来自欧美和苏俄的力量还一直在发展，到了北伐的时候终于派上了用处。北伐时，城市企业界和知识分子支持了蒋介石，而俄国力量、左派党员支持了武汉的汪精卫。武汉的财力有所不足，人才也不够，于是蒋介石就统一了相当部分的中国。

这一重要的历史转折，当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做了彻底的整理，他不再是完全向民有、民治、民享这方面走了，而是相当成分地吸收了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和以国族尊严、国族自主为先决条件的国族主义。这两种思想就由孙中山先生的两派继承者分别继承。蒋介石继承了国族理想和国族自主的国族主义，加上一部分列宁党的组织形态和城市里面的力量。共产党接受了以国族为号召，以社会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念，左派想动员城市工人，但是成效不大，因为城市工人数量很少，于是转向农村。

《财经》：当年一起北伐的革命同路人一分为二。

许倬云：共产党在城市无法存活，就转到了农村去。于是，就变成了农村跟城市之间的对抗了。国共内战从1927年开始一直打到了1950年，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也没有完全弥合矛盾。

《财经》：在您看来，国共之战实际上是城市与农村的对抗？

许倬云：对。在近代，城市确实是中国现代化的主力。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发展，越走越快，也就疏离农村越远，农村和城市就成了对立面。农村广大，城市集中。前者人多，后者资源厚

等到日本侵犯进来，国共两党在国族自主和全国老百姓国族主义的要求之下联合起来，于是有了八年抗战。抗战期间，共产党更深入地在农村发展，国民党在城市的基地丧失殆尽，转入内地。一消一涨，就决定了1945年以后的局面。

《财经》：抗战结束之时，蒋介石声望如日中天，中国也跻身战胜国之一，可是不数年国民党政权就土崩瓦解，这是非常令人费解的历史结局。

许倬云：国民党八年抗战精疲力尽，城市基地几乎全部丧失。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政治、经济和军事诸项决策中十有九错。例如，全国希望政府能够和平建国，能够实践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民主宪政，然而蒋介石以“反共”为号召更加强了集权统治，知识分子推动民主化遭到迫害，学生运动更遭武力压制，因此人心丧失。最后一根压死骆驼的稻草是“金圆券”的币制改革，一年不到，金圆券已成废纸，全国中产阶级为此破产。国民政府的心脏地区民心大失，前线作战部队士气不振。于是，国民党败下阵来，共产党取得大陆的统治权。

一百年的路是“正反合”的过程

《财经》：黄仁宇先生曾说过，国民政府重组了中国的上层结构，中共则整合了以农村为主的下层结构。

许倬云：对，在大陆毛泽东继续走农村路线，以党的组织力量动员农村。因此中共在1949年以后能够编组中国广大的农村，撑起以农民为基础的国家力量。黄仁宇认为，中共改造了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政府力量从此可以下达农村。这一改变，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功在组织农村，罪在利用农村。从“大跃进”到“十年动乱”，使得本来可以建设的阶段完全浪费。最终轮到邓小平，才改革开放。邓小平改革开放采取的政策和北伐以后南京政府的政策相当类似。

《财经》：邓的经济政策和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是相似的吗？

许倬云：都是经济市场化，但是也有一个大的差别。毛泽东30年的组织努力，有破坏性，也留了一个遗产，就是大陆上有许多小集体出现。城市里有“单位”，乡镇也有小集体，它把散乱的农村力量集中成一个过去没有的集体力量。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这些集体力量就变成单位企业、乡镇企业的本钱。大陆上资金的集中，第一个阶段是靠单位企业、集体企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乡镇企业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不是依赖外资。

蒋介石到台湾时，台湾已经相当程度城市化，大陆过来的大批城市知识分子继续举办现代学校，学术界也得以继续发展。台湾发展浓缩了当年蒋介石没走完的路途，“南京十年”经验在台湾翻版，而且做得更彻底。当然，在此期间蒋介石也有一段白色恐怖时期。等到蒋经国执政，接下来也是改革开放。所以，蒋经国和邓小平两个人等于各走一枝，都走上了改革开放途径。

《财经》：但是，大陆在毛时代完全是闭关锁国，直到邓改革开放，才打开国门。而台湾，从蒋介石到蒋经国一直和西方世界打交道，并未关闭国门。

许倬云：我讲的“开放”不是国门的开放，而是人本身力量的释放。邓小平政权开放的情形固然不彻底，但至少开始容许经济的发展。大陆改革开放的过程还没有完全地走完，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发展途径上的难关也不会少。

邓小平和蒋经国的相似性比较接近，都是经济市场化。蒋经国放弃了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做法，他也有失策之处，本来应该由国家主导的一些公共产业，在他的继承人，李登辉，任上，也开放给民营了。这是相当可惜的，因为这些事关民生，不必完全交给私人。蒋经国最为可佩，还是“自废武功”，主动放弃一党专政，允许政党竞争，舆论上开放，思想上也开放，虽然不能说全部做到，但是比毛泽东时代的大陆松动多了。台湾的民主途径走得相当顺畅；然而也有一些问题，例如民主的庸俗化和市场化；台湾的发展，前面也还有很长的路，也有不少难关要过。

总起来说，孙中山出现以后中国走了革命的路线，继续不断在革命，蒋介石、毛泽东各自继承了孙中山的一部分。

《财经》：毛和蒋看起来一直在对抗，但实际上毛和蒋分别继承了孙中山思想的两个面向。

许倬云：他们也有一个共同面向，两人都是专制强人，不过毛的专制比蒋更加彻底。

邓小平和蒋经国个别继承了毛蒋的一部分，可是钟摆转到比较靠中间的地方。这是延续性的“正反合”的过程，每一段都是“正反合”的过程。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前面都有没走完的过程。

尽管1949年以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大陆和台湾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实际上，两边都秉持同样的国族主义的理想。孙中山和全国同胞共同感受到的国族屈辱和亡国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