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健勇：中国模式的神话――市场列宁主义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联姻

中国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模式的成功。当前，国际上对中国模式普遍认同，理由是：中国在过去30年间取得了世界经济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经济增长。国内外主流经济学家大多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经济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仅仅是减少出口和增加消费。西方国际政治学界也大多将中国崛起视为既成事实，他们所关注的焦点是，中国是不是第二个德国或日本？会不会通过对现存国际秩序的颠覆，建立中国治下的霸权？

针对日益盛行的中国威胁论，中国的一些国际政治学者近年来则致力于构建所谓的“中国学派”，该学派以官方一度对外宣传的“和平崛起”之说，作为将中国外交政策理论化的起点，试图以此论证中国通过加入全球体系取得经济成功的和平发展模式的内在合理性。

“中国崛起”实际上涉及两大关键问题：中国是否已经崛起，以及崛起的中国将如何行事？过去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似乎印证了中国作为一个潜在的全球大国正在崛起的趋势，所谓的“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等就是对此观感的确认。笔者对于此类有关“中国崛起”过于简单化的断言提出质疑。的确，经济增长奠定了中国崛起的基础，但是，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并没有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而且经济增长本身也是问题重重。从这一意义上讲，所谓的“中国模式”既谈不上是成功的，更谈不上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楷模。

笔者将从发展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加以论证，说明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虽然造就了增长意义上的“经济成功”，却阻碍了中国的工业化，而工业化是世界现代史上任何一个大国崛起的真实基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虽然带来了一定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却是以牺牲中国的自主发展为代价的，支撑“中国模式”神话的经济增长，实质上是一种无技术工业化（technologyless industrialization），也就是高度依赖外国市场和技术的依附式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

中国当局的“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之说，恰恰暴露出中国对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难以摆脱的依赖，以及希望继续维持既定的依赖全球化的“和平发展”路线和利益分配格局的真实意图。但吊诡的是，尽管中国并无挑战现存国际体系基本秩序的愿望和能力，而努力寻求在国际体系的框架内实现和平崛起，全球化却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中国市场和资源的瓶颈，导致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日益紧张，最终将令经济增长难以持续，这是全球化对中国发展造成的逻辑后果。

“和平崛起”：不同的解读

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居世界之首；同时，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的规模也急剧扩大，这不仅增强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而且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199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国防开支也在快速增加，“中国崛起”因而成为举世关注的热点。

中国真的崛起了吗？这一点似乎已无太多疑问[1]，那么“中国崛起”意味着什么？美国和日本国内的主流看法认为，中国不会满足于现状，很可能会像一次大战前的德意志第二帝国那样，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军备扩张，向国际体系发起挑战[2]。

欧盟与中国没有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欧盟的核心国家，如法德等“老欧洲”国家，对2001年以来布什政府推行的单边政策强烈不满，希望出现多个权力中心以制约美国。欧盟外交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多极世界比纯粹的国际无政府状态，或单一霸权治下的国际秩序更有利于世界和平[3]。因而，欧盟欢迎中国崛起，并希望中日和解。但是，欧盟对中国崛起的支持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中国在融入国际体系后，须严格遵守全球规则，同时逐步改革国内的政治法律制度，增加透明度和对官员的问责，以促进人权进步和法治的建立。

然而2005年以来，欧盟对中国政治的发展感到失望，与中国的关系屡屡出现紧张，欧盟不但与美国一道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且始终不同意解除对华武器出售禁令。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放弃了布什时期的单边政策，大西洋关系明显改善。美欧双方（包括北约在内）在讨论全球安全战略时，已明确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威胁，并以阻止中俄在国际事务中的联合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

与上述趋势相反，中国国内的多数观点则认为，中国是经济全球化和现行国际体系的受益者，保持与美国的合作性伙伴关系（cooperative partnership）、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2005年年末，隶属于美国外交关系学会、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影响巨大的权威刊物――《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不同寻常地刊载了中国两位官方理论家的文章。在文章里，作者竭力向美国说明，中国深受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以及国内社会冲突的困扰，最关注的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内政问题；中国尊重美国为东亚秩序的保障者，无意于寻求霸权或支配世界事务；中国将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通过贸易和投资等和平手段来获取世界资源，并通过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为“国际社会带来更多的机会而不是威胁”，在此基础上实现“和平崛起”（peaceful rise）[4]。

事实上，“和平崛起”一说最早见于2003年中国领导人在博鳌论坛的讲话，是上述两位作者一的郑必坚为新上任的领导人谋划的外交新思想，后因内部有人反对使用“崛起”一词，担心公开谈论“中国崛起”会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而改用“和平发展”。尽管如此，“和平崛起”之说仍不时见于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以及国内的讨论会。《外交事务》的文章是“和平崛起”的始作俑者在高层授意下做出的最权威的理论解释，同时也是代表官方向美国正式表达中国对被其视为对外关系“重中之重”的中美关系的战略定位。

美国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提法相当重视，并迅速做出了反应，指出，许多国家都希望中国走“和平崛起”之路，但没有哪个国家会因此拿自己的未来做赌注；美国市场对中国的发展利益攸关，但中国不要把美国市场对中国的开放看作理所当然；中国为了获取能源而与一些流氓国家合作有损中国的国际道义形象；美国敦促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并呼吁中国开放政治[5]。这些表明，美国并没有把中国崛起看成是和平的。相反，美国接受中国和平崛起所暗含的条件，与中国内外政策的底线存在难以弥和的距离。

美国对外政策深受民主和平理论以及占据主导地位的新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影响。前者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根据这一理论，中国只有在政治上建立起民主制度，中国的崛起才可能是和平的，才不会对国际秩序构成威胁。西方政治家和学者大多以此为由，对中国崛起表示不信任。然而，新现实主义理论则不区分国家在政治制度上的差异[6]，而是认为，中国崛起必然引起国家间权力的消长，在国际社会依然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正在衰落的美国与新崛起的中国之间爆发冲突是难以避免的。

这两大看似矛盾、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巨大的政治理论，在看待中国崛起问题上却殊途同归：尽管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到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其国际行为越来越受到国际规则的引导和约束，但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在美国政策制定者看来已经对美国构成了威胁。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阻止任何新兴国家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7]。因此，中国崛起不论是否通过和平方式来实现，都将被美国视作威胁。

但是，就目前阶段而言，把中国与一次大战前的德国相提并论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首先，两者的经济地位不同，德国在一战前已经完成工业化，经济实力远超英国而仅次于美国，具有很强的资本和技术输出能力。德国模式，亦即国家主导工业化的发展模式，不但被日本明治政府所成功效仿，还对周边的中欧、中近东，乃至大洋彼岸的拉美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中均产生了强大的的亲德势力。

中国在经济规模上已居世界第二位，可是离工业化的目标依然遥远，在工业技术和现代化总体水平上与发达国家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8]。作为低技术产品制造大国，中国无法取代日本成为东亚经济的“领头雁”；中国与东亚其他新兴国家都处在工业化的中期，产业结构相似，均依靠从日韩等国进口设备和关键零部件，在本国完成组装后将低技术产品大量出口到美欧等发达国家市场，中国依靠低工资优势与后者为争夺全球市场份额和跨国公司的投资展开零和竞争，这种建立在低人权和低环保基础上的“中国模式”无法构成中国的经济优势，也难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的对象。

其次，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一战前的德国处在一个以欧洲为中心的多极世界，作为单独一极的德国具有打破欧洲均势，征服整个欧洲的愿望和能力。当今的中国则处在一个由美国占据全面优势地位的一极体系内，中国没有一个战略盟友，周边布满核国家，中国自身的军事力量仅能自保，根本无法与美国以及邻近的俄罗斯和日本等国相抗衡；周边的其他亚洲邻国则普遍对中国心存疑惧，争相与美国缔结外交和军事同盟。因此，中国既无愿望、也不具备与美国及其在东亚的同盟体系全面对抗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

上述显而易见的差别不可能不为西方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所洞察。不过，强调“中国威胁”在任何意义上都有利于对中国采取先发制人的遏制态势，从而迫使中国除了在国际体系内接受美国的领导之外，别无其他选择。换言之，中国谋求和平崛起的空间是有限度的，将受到国际体系越来越严厉的约束，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一再强调要在经济和政治上把中国完全纳入国际体系的原因所在[9]。

令人不解的是，中国也反复强调融入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极端重要性，将之视为“和平崛起”的必由之路。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奇怪的国际政治现象？答案显然只能从“中国崛起”本身去寻找。

“中国崛起”的基础：经济增长

“中国崛起”之说最早见于1990年代中后期。当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经济总量的世界排名不断跃前。有西方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仅仅与一个中等国家的经济规模相当，在国际政治中无足轻重[10]。然而，在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首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在全球经济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依然保持高速增长。2008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冲击很大，但在大规模政府投资的作用下，中国经济迅速恢复高速增长。2009年和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连续超过德国和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赶超美国似乎也指日可待[11]。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的政策主张开始引起世界各国的密切关注。相比之下，金融危机则令美国陷入严重经济衰退，而且，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继“9・11”之后进一步削弱了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的正当性。

其次，由于国内资源缺口不断扩大，中国从海外大量进口能源和原材料，进口量的急剧上升对全球资源供求结构、乃至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中国与美日等发达国家在战略性资源上的利益冲突日益表面化。为确保能源供应，中国在过去10多年的时间里，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中亚、拉美以及非洲等富产资源的国家进行投资，中国在这些地区的政治影响也随之上升。

第三，中国经济的全球化产生的“溢出”效应，在地缘经济上拉近了中国与东盟的关系。经济自由化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作为经济自由化逻辑的延伸，中国较日本更加积极地推动与东盟的贸易一体化。中国接受东盟多边框架的举动，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东盟对中国的敌意，从而相应扩大了中国在东盟的政治影响，中国基于多边主义原则的“睦邻、安邻、富邻”的新亚洲政策在东南亚取得了显著成效。

这些动向表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对世界经济和政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力，这是中国崛起为国际社会所共同认知的根本原因。

问题是，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是不是具有可持续性？中国以贸易和投资方式获取世界资源能否确保无虞？鉴于中国能源需求的刚性特征[12]，如果中国与发达国家在资源利益上的矛盾无法调和，“和平崛起”的进程必将中断，届时，通过搭乘国际体系的便车、享受了三十年的“和平发展”，如今却受到国际体系重重束缚的中国将如何应付？！

退一步讲，即便西方国家顾及在华商业利益而与中国谈判、就全球资源分配达成某种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