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榛：“中国模式”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逐步探索出的一条经济发展道路被概括为“中国模式”，并引起广泛关注。就“中国模式”来讲，它具有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实践方面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而且其孕育的理论资源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其中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经济人”假定、自由市场机制或“看不见的手”、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的制度绩效标准都受到“中国模式”的实践挑战。而蕴育在“中国模式”中的“社会经济人”假定、竞争的新形式和经济制度绩效的稳定标准，向我们提出构建一种新的经济学的期待。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不仅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也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源。然而，中国经济增长所走的一条特色之路，让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颇感困惑，属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如“经济人”假定、“看不见得手”、制度绩效理论，都无法用来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合理的解释，因此，这条道路蕴含的“中国模式”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构成了一系列的挑战。

一、“中国模式”对“经济人”假定的挑战

“经济人”假定无疑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最重要的基础。一代代西方经济学家把“经济人”假定作为逻辑起点，逐步推演出整个经济学体系和形成了一部经济进化史。[1]这一点即使是“经济人”假定的提出者亚当・斯密也可能没有想到。在亚当・斯密那里，“经济人”只被赋予追求自己的利益，并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内涵，而作此假定又是为论证他那只“看不见的手”具有的“超凡”作用提供一个前提。因为如何在每个经济主体都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看不见的手”代表的自由价格机制是能够把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最有效的机制。至于“经济人”假定向所有经济学领域甚至其他领域渗透是他没有预期的。即使是“经济人”这个假定也有被后来的经济学家附加于亚当・斯密的嫌疑，如哈耶克所讲的：“当前对于亚当・斯密及其信徒的个人主义的许多误解当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发明了‘经济人’这个可怕的字眼；……但是实际上，亚当・斯密及其信徒根本没有作此假定。要说他们认为懒惰、目光短浅、恣意挥霍是人的本性，只有通过环境的力量才能迫使人经济地或谨慎地调整其手段来实现目标，或许更符合事实。”[2](P11)这似乎又一次表明，在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的理论中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而这些矛盾虽然反映出他的理论具有逻辑的漏洞，但正是这种矛盾包含了许多经济学发展的资源，即作为西方经济学源头的经典理论为经济学发展提供多样化的取向。

事实上，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发展就是在亚当・斯密的理论源头中找到了不同的起点。新古典经济学自称是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但是，这种继承仅仅抓住了斯密经济学的一个方面并加以逻辑的延伸。“经济人”这一假定可以说是斯密对人的一种看法，但并不是斯密对人的全部看法。斯密也注意到了人具有好人的一面，正如他所说：“最凶悍的暴徒、最顽固不化的不法分子也不会没有仁慈。”[1](P115)而到了新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人”才被作为探究人类经济行为和市场经济的出发点，并被赋予一般化的理解。“经济人”假定的内涵也固定为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经济活动中的人是自私的，他以追求自身利益作为经济行为的唯一动机；（2）经济活动中的人是理性的，具有完备或较完备的知识和计算能力，能视市场和自身状况而使所追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3）只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证，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而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1]正是建立在这种“经济人”假定之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制度作为一种理想的经济制度。既然经济活动的主体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那么可以使这种“经济人”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积极性的第一个制度安排就应该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因为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被他们认为是实现自由意志的最有效的制度。而可以引导“经济人”的最大化利益追求达到社会利益最大化目标的第二个制度安排就是自由价格制度，因为建立在自由价格制度上的自由竞争被认为是最好的激励制度。

从西方主流经济学论述的这一逻辑的表面来看，似乎是因为经济活动中的人是“经济人”，所以形成一种可以使这种“经济人”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自由市场制度。然而，更深刻地挖掘这种逻辑背后的内容，我们会发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其实坚持的是另外的一种逻辑，即他们把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制度作为一种理想的制度，而“经济人”假定只是这种制度的一种逻辑追溯的选择，因此，“经济人”决不是人的行为的唯一特征。对此，我们可以在“中国模式”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中国改革开放后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被人们概括为“中国模式”。从大的方面看，所谓中国模式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模式，即经济改革的模式；二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以及从传统的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发展的模式，即新型工业化道路；三是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转变的模式，即对外开放和融入全球化的模式；四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4]而从“中国模式”构成的特征来看，“中国模式”形成了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不同的四个方面特征：在权力结构方面，“中国模式”的实质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和国家计划强有力的主导作用。[5]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中国经济运行中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党的意志，而由于党的基本路线调整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此，这种意志被赋予很明确的经济目标。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模式”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这决定了“中国模式”仍然具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是“中国模式”的显著体制特征。[6]在协调机制方面，“中国模式”坚持的是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这种市场制度是指多结构地发展市场体系，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同时在廉洁、廉价、民主和高效的基础上发挥国家调节的主导型作用。[6]

以上关于“中国模式”的四个方面特征表明，其形成的逻辑基础与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人”假定并不相同。“经济人”假定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逻辑基础在于，“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需要对私有产权的确认和保护，而且必须以私有产权为唯一的产权制度，进一步地还要求自由市场价格和完全竞争来促进利益最大化的实现。西方主流经济学把这样的体制看作是唯一合理有效的体制，并向其他国家大肆推广。“中国模式”则并没有为“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提供上述的基础和机制，但“中国模式”确实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之路，而且在这条发展之路上，中国经济取得史无前例的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模式”形成的逻辑基础就不能是“经济人”假定，而应该有另外的逻辑基础。

“中国模式”形成的逻辑基础是什么？马克思经济学虽然很少关于人性的论述，但是，在他较少的有关人的论述中包含了一种非常深刻的、不同于斯密分析的人性假定。马克思指出：“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它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7](P12)从马克思对人的这种理解中，可以发现一个与斯密相对的、认识人的另外的角度，即这里涉及的人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这意味着人的双重特性在马克思那里得到统一，一方面人是利益的承担者，也就是有追求自身利益的要求；另一方面是阶级关系的承担者，也就是个人不能摆脱一定的关系而存在。如果在这样的基础上概括人的本性，那么把人看作是“社会经济人”更为恰当。这里所说的“社会经济人”具有如下的一些特征：（1）经济活动中的人有着私人利益的追求；（2）追求私人利益的人不是自然的人而是社会的人；（3）作为社会的人还有着对社会关系或秩序的追求。[8]“社会经济人”的上述特征不同于“经济人”假定中关于人自私、理性的规定。其区别在于，“社会经济人”虽然也追求个人利益，但这种个人利益需要与一定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人们还要追求一种社会秩序。

从“社会经济人”的这些规定出发，首先应该关注人的自利性，因此，适应这种自利倾向建立的市场经济有利于激发人的积极性，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市场化取向改革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一点已经为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明。其次一定要认识到人的社会性，这种社会性并不是与自利性相矛盾的人的另外一种属性，而是为人的自利性追求提供一种方向。这表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一定会关注到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或者说，人们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不仅是要获得尽量多的物质财富，而且还想获得自己在所处的社会关系中最有利的地位，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后者的追求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对一种经济制度来说，能否关注并激发人们的这种社会性同样是十分重要的。“中国模式”在关注了人们的自利性追求的同时，也特别关注了人们的这种社会性，体现在该模式中的权力结构、意识形态、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协调机制都不单单是为人的自利性提供支持和保障，而更重要的是把人们的行为导向更长远的社会目标，即实现了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统一，从而使人们的自利性嵌入到这种社会目标中。因此“中国模式”形成的逻辑基础并不是“经济人”，而是“社会经济人”。

二、“中国模式”对“看不见的手”的挑战

“看不见的手”自斯密之后一直被当作自由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就是围绕这只“看不见的手”展开的。包括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就是单个商品的价格决定问题，而由供给和需求均衡决定的价格把一定量的资源分配于各种用途。在古典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那里，自由的价格机制被认为是有效配置资源的唯一选择。

对于主流经济学倡导的这只“看不见的手”，西方经济学也有不同的认识。包括市场失灵、纳什均衡等理论对“看不见的手”可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观点提出质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看不见的手”或自由市场机制寿终正寝了，在经过一系列的修改后，自由市场机制依然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础。而“中国模式”这一新的经济运行方式，对“看不见的手”提出一种新的挑战或者是实践方面的挑战，有着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自己的修正完全不同的意义。

“中国模式”的四个方面的特征决定了该模式的运行不同于自由市场模式。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权力的充分保障，以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家调节的主导作用，市场机制虽然起着基础性的配置资源的作用，但是，实际的经济运行却表现出与自由市场制度不同的特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使“中国模式”的政府调节有了一个保障的机制，即可以超越政府的意志或利益进行更有战略性的考量。而政府的作用，具体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作用是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这种作用与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宏观调控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央政府可以发挥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倡导的宏观调控相同的职能，而地方政府不仅仅是一个宏观调控的实施者，而且还是一个积极的市场主体，它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并且发挥出极大优势。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利益主体参与经济活动引发出一个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而且这种竞争带来的经济变化是显著的。目前，全国有超过半数的省份GDP规模突破万亿元大关，而处于前列的一些省份更是富可敌国，如广东省的国民生产总值在G20中可以排到第16位（2009年）。这种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理解的经济发展模式竟取得如此突出的经济成就，说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万能的，而且“中国模式”的成功对自由市场经济，或者“看不见的手”提出的不仅仅是现实的挑战，在“中国模式”的背后同样有着深刻的理论基础，其中包含的资源配置机理也构成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或“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挑战。

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一场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否可行的争论中，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代表哈耶克，为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写了几篇重要文章，即社会主义的计算：问题的性质与历史、社会主义的计算：1935年争论的真相、社会主义的计算：竞争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