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中国不可能复制美国模式

说起世界上其他国家，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美国。美国梦、美国精神、美国价值观、美国模式……是我们很多人熟悉的字眼。而美国对内号称自由民主、公正平等，对外则穷兵黩武、实行霸权；对中国今天巧言令色，声称“战略伙伴”，明天又挥舞拳头，大叫“中国威胁”，又让我们看到了它的多面性。是什么造就了今天的美国这样一个“美丽的”帝国？认识美国，首先要了解美国的独特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政治。

美国的独特性

美国不同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是一个具有种族多样性的移民国家。除了本土的印第安人，所有的美国人都来自世界其他国家 ―― 欧洲国家、非洲国家、亚洲国家、拉美国家。美国的种族多样性是从17世纪开始逐渐形成的。从17世纪到1776年宣布独立，美国的移民主要来自欧洲北部，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英格兰的殖民者。1815年，美国人口840万。100年后，移民人数达到3500万，其中大多数来自中欧、东欧和南欧，另有4万人来自中国，3万人来自日本。新移民的到来形成了多元文化，但是大多数人都逐渐被美国的主流文化所同化。有一条纽带把不同种族和肤色的人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身为一个美国人的国家认同。那么，是什么使美国人产生这种国家认同，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从而将他们凝聚在一起？这就是美国人特有的价值观。

美国从一开始就有一个诱人的称呼：“充满机会的土地”（land of opportunity）。这个称呼吸引世界各地的人们来到美国。到了美国后，很多人确实得到了在自己的国家不曾得到的发展机会，过上了好日子。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人形成了六个基本价值观念其中的三个也是吸引人们来美国寻梦的原因：第一，个人自由（individual freedom）；第二，机会均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第三，物质财富（material wealth）。而要得到个人自由、公平的机会和财富，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自我依靠（self-reliance）、竞争（competition）和努力工作（hard work）。

虽然号称世俗化国家，实行政教分离，美国却是西方世界信教人口比例最高、教徒做礼拜最勤的国家。而且在不断的发展中，美国人把宗教信仰与爱国主义相结合，创立了所谓的“民族宗教”（national religion）。这种民族宗教成为美国价值观的支柱，强化了美国人的国家认同，并且赋予他们坚定的民族自信心。

民族宗教之所以被广泛推崇，是因为它表达了一个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至关重要的信念，那就是，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美利坚民族被上帝所关爱和佑护。最早投奔新大陆的欧洲新教徒相信，他们来到美国是为了实施上帝的计划。这种信念给了他们智慧和力量，使他们获得成功。今天的美国人仍然需要这种信念：他们的国家将继续被上帝所佑护，从而继续获得成功。“America，become No.1，keep No.1（美国，争第一，保第一）”，这是杜鲁门在二战后的一句名言。“争第一，保第一”是美国精神之魂，民族宗教正是通过颂扬美国往昔的辉煌和荣耀，来满足今天人们的心理诉求，是美国人在急剧发展的世界变局中保持民族自信的一个重要方式。

这一特定的“宗教传统”也具有负面效应，它使得很多美国人忘乎所以，狂妄地认为美国就是世界的风范，甚至世界本身。这种狂妄自大，加之传教士心态――希望别国接受美国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使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在思想与外交政策层面，越来越具有十字军东征式的圣战特征。西方有学者指出，美国是20世纪下半叶的大国中最具意识形态色彩的国家。美国的民族主义“具有一个强大意识形态教条的所有特质：使命意识、历史必然性和布道狂热”。

美国人的这种使命感、爱国心和民族性，在国难当头之时表现得尤为强烈。当一起国际争端发生、危及美国利益时，绝大多数美国民众便同仇敌忾地团结在总统的旗帜下。此时，总统的声望骤然提高。这一点从美国民众对1991年海湾战争96％的支持率可见一斑，后来的阿富汗战争支持率94％、伊拉克战争70％也是例证。2010年8月，福克斯新闻网就“美国打击伊朗是否合理”进行民调，调查结果显示，9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必须付诸一切努力保护自己以及盟国免受伊朗攻击，支持美国开启伊朗战争。

美国的中国观

来自这样一个极其意识形态化的国家，美国人如何看中国？

最初的印象是，“中国人无法与我们同化”。19世纪中叶，当美国商人和传教士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时，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陌生而奇异的世界：男人的长辫子、女人的小脚，人人留着长指甲、抽大烟……“这个新鲜、奇特的社会唤起我们同样多的好奇与贪婪，乃至最终的同情”。100多年后，美国最权威的中国近代史学家费正清这样写道。

费正清观察到，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初到中国时，因为本国独立战争的历史，美国人一方面痛斥英国人侵华的罪恶，另一方面却采取“利益均沾”政策，分享其他列强的一切特权和机会。在政治上，美国人坚决反对殖民主义，但是，通过要求最惠国待遇，美国人迅速享受到所有半殖民社会的治外法权。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就连像偷渡客这种最没地位的美国人，一旦在上海登陆，也被给予上等人的地位，同中国绅士一样，凌驾于老百姓之上，不受地方警察的管治。

“这些平凡普通的美国人”，费正清描述，“起初为乘坐人力车而感到不自在，很快便习惯了这种优越待遇，发现东方生活以及它廉价的人工服务是如此享受。甚至连最讲平等的美国传教士，也不得不去适应等级分明的中国社会现实”。这种反差，导致美国人言论和行动的矛盾。美国人并不否认中国人享有民族自决权和个人自由，但从未采取行动使这些理念变为现实。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推崇的价值理念植根于美国文化，而他们面对的现实是中国的等级社会，以及世界等级体系中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差距。这种矛盾的结果是政策的错乱，美国出于道义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拒绝承认满洲国，但同时却向日本出售武器。

美国人话语和行动之间的沟壑，反映出中美之间难以逾越的文化差异。这种文化差异，使得那些主张改革的美国人对中国产生了幻灭印象。在中国，农家出身的美国传教士发现，19世纪的中国在衰败，陷入贫穷、污秽、疾病、腐败、贼赃和混乱，而中国人不愿意做任何事情去改变这种现状。尤其令他们不解的是，他们基督式的忍耐和宽容屡屡遭到中国贵族的抵制和民众的冷漠。而在美国，中国人抽大烟、卖淫、裹小脚的照片随处可见，中国劳工在反华风潮中被屠杀。1882年，美国制定了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对一个种族实行排外的法案《排华法案》。当时在美国的华人不过十万余，他们勤劳、善良、坚忍、智慧。华人受到排斥有政治、劳工等几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为不可思议的是文化原因，是他们不同于白人社会的特征和习俗。1876年，旧金山市政府发言人在国会听证时这样评价中国人：“他们永远不能与我们同化。他们是一群永远不变的外国人，永远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同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是：“他们是不信神的共党”。我刚到美国时听人说，美国基督徒教育他们的后代，要以博大的胸襟关爱世人，但是不要帮助Communists（共产者）。我不理解，问学校一位历史教授，为什么很多美国人如此敌视中国？“你听说过godless Communists（不信神的共党）这句话吗？”他说，从兜里掏出几枚硬币。“你再看看这些。”硬币上铸刻着“In God We Trust（我们信仰上帝）”。美元所有的硬币和纸币上都有这句话，据说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现在你明白了吧？”教授说。

1949年以来的大多数时期，美国民意对中国充满敌意。民调显示，1954年，只有7％的美国人支持中国的联合国席位，而到1970年也只有51％。1967年，当被问到中国和苏联哪一个对美国构成更大的威胁，超过70％的美国人认为是中国。1971年，认为最大威胁是中国的仍有50％，认为是苏联的30％。

这种负面立场是美国现实主义传统和历史事件的结果。美国资深新闻人詹姆斯・法洛斯指出：“历史地看，美国人的中国观为意识形态所驱使。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不是神化便是鬼化――中国人是我们的挚友以及可能的道友和客户！不，他们是不信神的共党。”概括地说，美国人负面的中国观基于三个主要原因：对共产主义世界的敌视、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和对台湾的支持。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国务卿迪恩・艾奇逊在分析中苏关系后推论，中国和苏联尽管意识形态相同，最终必将分道扬镳。美国只有放弃蒋介石，承认中共政权，才能有效利用中苏矛盾，对苏联加以遏制。杜鲁门政府明确表示，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将不再支持蒋介石。然而，就在此时，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警觉地意识到，斯大林支持的朝鲜一旦胜利，将导致“自由世界”和共产世界在亚洲的力量对比倾向苏联。美国如不采取军事行动，必将助长苏联进一步扩张的野心。美国随即调整了遏制政策，将遏制苏联的目标扩大为遏制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共产主义世界。

1972年春天，地缘政治将意识形态“边缘化”，改写了中美关系的历史。为了制衡苏联，同时缓解越战的压力，尼克松政府对北京实行“缓和”政策。接下来的20年，中美关系得到相对积极的发展，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热情逐渐升温。民调显示，到1980年代，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超过了对苏联。1989年的政治风波再次改写了中美关系史，中国的人权问题成为美国第一热点话题。从此，人权问题长期地，提上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日程。

美国人敌视中国的另一个原因是台湾。直到1971年，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坚决反对中国大陆取代台湾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到1979年建交之前，大多数美国民众坚持，美国应该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超过六成的人支持台湾独立政策。在战略利益的驱使下，美国始终以出售武器的方式向台湾表示某种承诺。从老布什政府开始，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美国的对台军售不断升级。台湾是美国在东亚“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对此，美国的战略家们心照不宣。

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再度兴起。2005年4月一项民调显示，31％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很快会支配世界”。美国国际问题专家戴维・兰普顿认为，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已经从“虚弱中国范式”变为“强大中国范式”。前者视中国为虚弱的发展中国家，后者视中国为正在崛起的大国。

未来，美国人会如何看待中国？如果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不变，却一步步强大起来，美国人会怎么看？怎么做？如果中国的体制改变，美国人的看法和做法会如何变化？如果中国获取世界自然资源越来越多，中美之间会不会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相关？

一种回答是：只要中国仍然是共产党领导的非西方化民主制国家，美国人就会尤为感到不安。“一个强大的非民主制中国将会干什么？”美国人质疑，并将中国与二战时的德国和冷战时的苏联相提并论。可以做某种逻辑推断：一个西方式自由民主的中国能够消除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疑虑。至少是在未来中国与美国或与其他西方国家发生利益争端时，避免美国联合西方各国以道义的名义排斥和制裁中国。

然而，这种逻辑推演似乎是一厢情愿的。美国对外政策由现实主义主导，一个强大的中国，不论是否自由民主，美国人都会心存疑虑。在美国人乃至西方人眼里，中国是个异类，体现在四个层面：第一，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是不同的政治制度；第二，中国在经济上已经成为一个竞争者，为了维护西方的利益，要想方设法限制中国发展；第三是宗教意识，13亿人的大国，不在基督教的脉络里；第四，种族。

中美之间，过去是合作多于冲突，未来仍将是合作多于冲突。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将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提上新阶段，表示：“美中关系将造就21世纪，从而使美中关系列入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西方媒体解读，这表明21世纪的两个超级大国越来越相互依赖――中国是美国国债的主要持有者，美国需要中国继续为它的赤字买单；美国是中国廉价商品最重要的市场，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这个全球最大消费国。而在此前，美国同其西方盟友的关系远比同中国的关系重要得多。奥巴马还表示：“美国不谋求遏制中国”，“一个强大而繁荣的中国的崛起，将是国际社会力量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