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我看“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这是当今的一个热门话题。什么是“中国模式”?提出“中国模式”的目的何在?它对中国的改革进程会产生什么影响?我试着对这些问题作一探求。

什么是“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最早来自外国，来自经济学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持续30年以9.8％的速度增长。中国从改革前的人均国民总收入199美元贫困的低收入国家，进入了人均突破2000美元中等偏低收入国家入门的门槛，排名由第175位上升到第129位。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估计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和美国的经济差距也在逐年缩小。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商品十分匮乏的国家。而现在，中国的钢铁、汽车、造船、水泥、发电装机容量、原煤、化肥、棉布、洗衣机、电冰箱、空调、彩电等210多种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以上数字均引自国家统计局发布)。改革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成员，现在货物进出口量世界排名第三位，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位，也是最受欢迎的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之一。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增长令国外经济学家刮目相看。“中国模式”由此而来。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说，我们从未见过像中国那样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在一段时间内以如此强劲的步调增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独一无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中国模式”具有启示性。在最近一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反而得到了快速发展。因此，“中国模式”的说法传播更广。不过，在经济学家的眼中，“模式”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案例。如最近风行“印度模式”，因为印度近十年来经济增长速度为7％～9％，今后几年可能要超过中国。“印度模式”不同于“中国模式”：中国以加工业为主，是“世界工厂”，印度服务业对GDP的贡献超过50％，是“世界办公室”；中国经济对外依赖大，印度内需是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中国经济政府主导，印度经济由市场主导(詹德雄：《印度经济增长和印度模式》，载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编《世界问题研究》，第286期)。我们很熟悉外国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称赞。其实，称赞印度经济的评论也不少。

然而，到政治评论家那里，“中国模式”内涵发生了变化。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的作者罗伯特・劳伦斯・库恩，在他的新著《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中对“中国模式”做出了解释。他认为，“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仍是最佳的选择。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会将资源转变为政治上的无休止的争论，从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收益。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不太可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经济体，于是也就不可能为最大多数的人带来最大的收益。”

1980年代以《大趋势》一书而闻名中国的奈斯比特，在他的新作《中国大趋势》中认为“中国模式”是“纵向民主”。即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所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这与西方的“横向民主”截然不同。“纵向民主的主要优点就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定长期的战略计划。”奈斯比特认为，这一模式显然是中国30年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领导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国家走出贫穷、实现现代化了。”

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作者、英国学者马丁・雅克认为：“中国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政府的理念和对西方式民主理念的回避”。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狄忠蒲(Bruce Dickson)在一篇文章里也认为“为了保证这些增长政策的实施并限制对平等和社会福利的需求，威权统治是必要的。”

这些外国人不可能在短期内了解中国。读他们的著作会发现，他们回避了中国的现实矛盾，只看到中国光鲜的表面，离中国现实有很大的距离。库恩是中国的上宾，官方为他的采访和写作创造了优越条件。他这本书的致谢名单有300多位，其中省部级官员100位以上。他访问的基本是中国政府开列的体制内人物。他没有到底层采访，从采访到写作，只用一年时间。我们不能期待从他这本匆忙写就的著作中了解真正的中国。在江泽民的提议下，奈斯比特选择“中国大趋势”这个题目。他为此组织了一个项目团队，这个团队由天津财经大学和南开大学的三位老师和20多名学生组成。学生负责资料收集。项目组搜集和摘编报纸的信息，译成英文提供给奈斯比特。项目组选择了100多个城市的报纸，大多是各地的日报。奈斯比特不要中央报纸，他认为地方报纸能够真实地反映民间情况。他认为有倾向性的《南方周末》一类的报刊没有选。他不知道，地方报纸也是官方报纸。我们当然不会期待，这种拼接、提炼官方报纸而成的《中国大趋势》能反映中国的未来趋势。

这里还不能不介绍日裔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看法。福山在1989年发表了“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然而，2009年8月底新华网发表了一篇编译过来的文章，题为《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这篇文章强调，福山肯定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性。福山把中国模式归结为：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可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这种传统是西方难以企及的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二是高度的行政管理体制；三是政治对人民负责，体现“民本主义”。在这以后，一些研究者核对福山那篇文章的原文，发现那篇在网上流传的报道，对福山的某些言论做了脱离语境的“选择性”编译。比如，在那篇报道中有这么一段：“中国的政治传统和现实模式受到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在印度'民主'模式与中国'权威'模式之间，更多国家钟情中国，前者代表分散和拖沓，后者代表集中和高效。”而东京大学的王前翻译的福山相关的原话是：“看到这些国家和印度那样的民主国家的民主决策过程，很多人赞赏中国的那种权威主义所具备的比较迅速的决策能力。不过，那种权威主义的政体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因为没有法治，也没有选举进行监督，所以其问责，只是面向上面即共产党和党中央，而非面向政府应该为之服务的人民。”(转引自舒泰峰：《“捧杀”中国》电子版，第三篇第二节。)与福山本人有过接触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擎认为(同书，序言)，福山重视中国30年来的发展经验，也发现中国政治文明的独特传统及其对亚洲地区现代化发展的深远影响，认为中国模式的特殊性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他至今仍然没有放弃他的一个核心理念：自由主义民主体制之外的现代化模式迟早会面临民主化的压力，会遭遇巨大的困境而难以长期维系。

外国人热烈讨论中国模式，中国人自己不会落后。

2009年12月北京大学教授潘维主编的《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出版。此书一问世就人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作为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的重要著作。潘维也到中国设在国外的孔子学院和英国下院等地宣讲“中国模式”。潘维以《中国模式--中华体制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一文为该书的总论。总论认为，“中国模式”由三个子模式构成--国民经济体现独特的经济模式；民本政治体现独特的政治模式；社稷体制体现独特的社会模式。潘维认为民本政治有四大支柱：一，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潘维认为，民本主义思想在中国古代就已成熟，到今天则体现为“为人民服务”，“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二，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承袭于古代文官制的中国官员遴选机制是一种“绩优选拔制”。这种制度就选官标准而言，较之擅长“得民意”的竞争型选举制有更广阔的与时俱进的弹性空间。三，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潘维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领导核心”，具备这三大特性。四，有效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潘维认为，不同于西方的三权分立，中国是分工而不分权。

“分工不分权”，在权力集中的情况下分权。那么怎样分工呢?潘维将分工体系列为十个方面：民本思想对执掌行政权力的软制衡；党政分工所形成的精致的“双行政”体系；中央与地方的分工形成“条条”和“块块”之间的相互弹性约束；任期与年龄规定构成执政者定期交替的硬制衡；集体讨论，集体决策，但“班长”负主要责任，民主与集中相制衡；纪检、检察、法院、反贪体系等专业检察机构规范官员行为；干部异地交流和异地任职制度；人大、政协的监督作用；舆论监督；各政府官僚机构的不同利益视角导致均衡和决策谨慎。潘维着重谈到对司法独立的看法：“就中国的社会条件而言，党对司法的统一政治领导极为重要。无条件地讲司法独立，便有食洋不化之嫌。”

研究中国问题，中国学者比外国学者更有条件。潘维先生如果真诚地面对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凭他学贯中西的功力和建立“中国学派”的雄心，一定会取得相当高的成就。但是，细看他们的主张，不仅和库恩、奈斯比特一样，对中国现行体制全盘肯定和歌颂，还全面肯定了改革以前的30年。他说：“模式是对'成功'之路的'归纳'。成功在于我国以六十年的奋斗开创了'中国模式'之路，而危机来自偏离这个'法宝'。”他的有些看法不无道理，但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悖中国历史和现实。他说“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价没有剥夺农民，反而比市场价更有利于农民。”中国农民同意这个结论吗?他为前30年的多次大规模的镇压辩解，说：“共产党虽然强调'阶级斗争'。但与西方社会不同，斗争对象并非中国社会的某个实体'阶级'，而是局限于某类'思想'和极少数代表这种思想的'分子'，目的是统一思想，稳固政权，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数以千万计的受害者能接受这个看法吗?他强调，“权利和责任两分。西方强调权利，中国强调责任。'责任本位'构成了'中国模式'的思想基础。”请问：一个没有权利的主体怎能承担责任?他批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说”是拿西方教条来判断中国的结论。请问：邓小平在1980年代就提出政治改革滞后，也是西方教条吗?(这里引用的潘维的看法来自潘维的《中国模式--中华体制的经济、政治、社会解析》电子版。)

潘维否定“民主与专制两分”，把皇权专制条件下的一些概念，不顾语境地搬过来，作为抵制今天民主潮流的武器。作为学者的潘维应当知道，民主和专制的对立，中外学界用汗牛充栋的著作进行了充分的论述，潘维先生怎么能不加论证，轻轻的一句话就给否定了?如果否定了“民主与专制两分”，也就否定了中外一切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潘维否定“计划和市场两分”，30年的改革不就是把计划经济体制变成市场经济体制吗?按潘维的说法，这场改革也就没有必要了。

综上所述，一些中外学者近年宣扬的“中国模式”包括几个要点：一，肯定和赞扬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二，肯定和赞扬改革前的30年；三，主张中央集权和“大政府”，肯定“威权体制”；四，排斥现代民主制度，否定普世价值；五，否定“五四运动”以来对中国皇权专制的批判，掀起了最新一轮尊孔读经高潮。

既然肯定和赞扬现行的政治体制，就没有必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既然肯定和赞扬改革前的30年，30年的改革也就多此一举。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五四运动”以来对中国传统的否定，在某些个别问题上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处，但“3i四运动”对皇权专制的批判是真正的、必不可少的启蒙。否定“五四运动”以来的启蒙是历史的倒退。“中国模式”论者把中国近30年的经济成就归功于权威政府，这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政府更有权威，为什么经济没有出现奇迹?而近30年经济奇迹恰恰是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多年被压抑的社会活力得到了空前的进发。“中国模式”论者主张集权政治。集权政治的成败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远见和品德。柏拉图“理想国”的国王是全智的哲学家，但人性的弱点不可能保证每一位执政者都是“哲王”。所以，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国家具有不确定性。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就否定了他老师的意见。柏拉图晚年也走出了“理想国”。在亚里士多德以后，在某些国度曾多次出现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但随着时代的演进，这样的政治制度逐渐式微，选择民主制度的国家越来越多，选择专制的国家越来越少。现代民主制度是人类文明的成果，虽然它有不少缺点，但至今还没有一个比它更好的制度。“中国模式”完全否定了现代民主制度，而拿出的替代品却是集权政治制度，显然是不高明的。

从今天对“中国模式”的歌颂，我想起了上世纪30年代一些西方著名学者对前苏联的歌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