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辛：国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研究

摘要：对于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一个新视角―――“中国模式”，国外学者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们对“中国模式”从概念、性质、内涵、特点、到对世界的意义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都进行了各具特色的归纳总结，这对我们进一步建构与“中国模式”相适应的、且能够和西方相沟通的话语和理论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北京共识；中国模式；中国特色

“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最初在国内学术界等同于“中国特色”，关于它的讨论早在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以后就开始了。不过，它成为国际上的热点话题，还是在2004年5月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的《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一文发表之后。尤其是在2004、2005年间，国外学者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发表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中国模式研究的文章、报告和著作。抛开各种纷杂的界说，就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角度来讲，“中国模式”概念不失为一个新颖的视角。但直到目前，国内对于“中国模式”的性质、内涵等关键问题依然没有明确。因此，关注国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学术成果，既有助于我们拓宽理论视野，也对我们进一步建构与“中国模式”相适应的理论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关于“中国模式”概念与性质

国外学术视野中的“中国模式”是相对于欧美模式、苏联模式、拉美模式等多种模式而言的，作为对中国发展经验的一种概括，这一概念的提出，首先反映出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对国外学者的深刻影响。一方面，西方学者已经意识到，自己原有的理论范式尚不能圆满解释中国成功的原因，因此，雷默如是说，“以前在西方用于讨论中国的语言已不再适用”，而要研究中国，必须了解中国，必须具有“中国眼光”。其次，“华盛顿共识”在金融危机中声名狼藉之后，“中国模式”就成为一个不可多得的研究样本和可能的替代品。另外，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的发展经验早就开始重视了，近年来包括印度、埃及在内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甚至俄罗斯都正式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普京就曾在内部场合多次提出，俄罗斯要学习“中国模式”。

不过，学者们对所谓“北京共识”以及“中国模式”等概念并未取得共识，甚至在是否存在“中国模式”这个问题上也有很大争议。从肯定的一方看，“尽管这一模式并没有得到绝大多数进步主义者的广泛认同，但是许多主流的经济学家还是将中国的发展视为一种模式”，他们认为中国将成为后发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模范，因为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表明，在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体制内，中国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行性的发展路向。①2004年底，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撰写的长文在《远东问题》第5期发表，他提出，中国不仅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现代化模式，更避免了社会主义危机。从否定的方面看，由于“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因此我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的这一转型期将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增量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这是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东亚学研究所所长托马斯・海贝勒的说法―――同时，他也承认“中国的发展进程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有其特殊性，甚至可以认为是独一无二的”。更有学者提醒，在过去60年，国际学术界多次犯过下结论太早的错误，至于“北京共识”抑或“中国模式”，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检验。而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阿里夫・德里克则完全否认了这一概念，在他看来，“‘中国模式’只是一个想法，而不是一个概念或思想，因为它与概念和思想没有多少密切联系，相互间或者共同的认识累加并不一定就是共识。”

还有不少学者从根本上反对所谓“中国模式”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之所以成功，恰恰是没有什么“模式”。而“中国模式”这一概念反而掩盖了中国经济成功最重要的因素：把握机会―――中国的改革方式也许比其实际的政策更为有趣―――如果真有一条经验，那就是对改革持开放和实事求是的态度。②

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情况下，“中国模式”概念还承担了一定的政治内涵，或者说是隐藏着西方的一种焦虑：即使中国经济强大了，却仍将不会走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化道路，反而形成一种有别于西方模式的“中国模式”―――它有可能成为中国反对美国新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从而把那些反对美国的人和国家招致其麾下。一般来说，西方学者在谈及“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时，大多是忽视或刻意回避其“社会主义”性质的。因此，他们所界定的“中国模式”更多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而对于这一模式的政治层面则避而不谈。当然，也有很多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保加利亚著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家尼・波波夫认为，“中国目前选择并实践的模式，是唯一可以挽救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是唯一正确的充满希望之路”。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孔塔帕里认为，中国“在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在实践层面奉行务实变通，在理论层面实行兼收并蓄、继承发展，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紧密结合国情的发展方略”。沙特阿拉伯《中东报》2005年6月5日的文章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有诸多因素，但最重要的是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为自己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并为实现这些目标调动了一切可利用的资源。”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的分析以事实为论据，他指出，“中国模式”中被大力称道的“民族经济的一体化、自主发展、政治和经济的主权以及社会平等等这些主题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一样悠久，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而这些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遗产，则是“中国模式”中最重要的内容。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对“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性质持怀疑态度。英国《金融时报》2004年5月7日刊登题为《中国已发现自己的经济共识》的文章，认为“北京共识”是“以极其谨慎的态度执行私有化和自由贸易等政策主张。”一些学者对中国推行的“渐进式改革”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国的改革在实效层面无疑是成功的，但中国很可能只不过把俄罗斯或东欧做过的某些事情推迟进行而已。实际上，中国正在走向资本主义。“由于改革的影响越来越明显，那些视中国在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左翼人士的数量自1990年后开始下降”，“那种视中国为发展模式的思想活力正面临明显的资本主义复辟……那些依然抱有社会主义态度的人认为中国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③

二、关于“中国模式”的内涵与特点

“中国模式”的内涵是什么?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也是看法不一，研究角度与归纳方式都不相同，既有最宏观的考察，也有最细致的技术性的研究。大致说来，西方学者更关注“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的差异;一些发展中国家学者看重中国高速发展的经验;而像俄罗斯这样的转型国家学者则看重中国有效转型的经验。另外，世界上一些重要的地区大国，像巴西、印度更关注中国提升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的经验。

一种界定是有针对性或有参照物的。比如“北京共识”的首创者雷默就是把“北京共识”的重点放在了与“华盛顿共识”的反冲功能上，他在那篇“基于与中国大学、智囊团和政府的著名思想家的一百多次非正式的讨论”的著名报告中写道：“北京共识”“其核心就是一个国家按照自身的特点进行发展”，它包括三个“定理”：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雷默进一步解释说，“中国的新发展方针是由取得平等、和平的高质量增长的愿望推动的。严格地讲，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传统思想。它有足够的灵活性，它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的定义是锐意创新和试验，积极地捍卫国家边界和利益，越来越深思熟虑地积累不对称投放力量的手段。它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戴维・兰普顿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中国模式是从真实世界中发展而来的，而不是华盛顿某智库的一帮人坐在大楼内凭空杜撰出来的”，“所谓中国模式应该不是一个模式，而是一种发展的方式。当前看来，这一方式非常成功……如今在西方国家，有人可能会找茬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但如果是在贫穷国家，中国的方式就很有吸引力”。

与上述把西方模式做参照物不同，俄罗斯东方学专家阿列克谢・基瓦在描述“中国模式”时注意到了俄中历史的相似，他认为中国发展模式“是国家资本主义方式的一种，就像我们曾经推行过的新经济政策一样……这种模式的实质是，逐步地、分阶段地为形成市场经济和代表制式的民主创造前提。”

也有学者注意到了“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的相似性，如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乔尔・安德斯就认为，中国走的是一条独特的东亚道路，其特点是强大的国家、活跃的家庭劳动经济和主要由小企业组成的私有经济和小规模资本主义经济。

另一种界定是板块式的，如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认为，所谓“中国模式”，是指“重大的经济改革和较小规模的政治改革”的有机结合，是“以一种循序渐进、摸索和积累的方式，从易到难进行改革，并吸取中外一切优秀的思想和经验”的改革和发展模式。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观点与此相似，他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来认识中国模式。就政治模式而言，其内容主要是渐进的、有阶段性的政治改革;就经济模式而言，中国是混合所有制模式。印度中国问题专家的总结更为具体，“中国模式”包括：经济上，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对外开放政策，趋利避害，与全球化潮流齐头并进;政治上，稳步推进适合国情的民主改革;军事上，在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同时，将大量原本投入到军事领域的宝贵资源转为民用，极大地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外交上，与邻为善、稳固周边。④

还有一种界定是“综合”式的，如俄共主席久加诺夫更是按照俄罗斯历史传统给出了一个“中国成功的公式”，即中国成功=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英国剑桥大学的彼得・诺兰在其著作《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中写道，“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是一种完整的哲学，把既激励又控制市场的具体方法与一种源于统治者、官员和老百姓的道德体系的深刻思想结合在了一起。”巴黎大学人文地理学博士皮埃尔・皮卡尔的结论是：“中国模式”是一种将本国国情与具体实践巧妙结合的模式、一种将过去与未来相结合的模式、一种将中国发展与世界进步相结合的双赢模式。实际上，学者们在论及“中国模式”的内涵时，往往是从研究其特点入手的。当然，对“中国模式”特点的概括也是意见不一。其中，有比较系统的如张维为的归纳，他认为与西方主导的模式相比，中国模式的独到之处在于：首先，中国在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方面找到了平衡点：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第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方针非常务实，即集中精力满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第三，实事求是，一切都要经过试验，不断地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地进行大胆而又慎重的制度创新;第四，拒绝“休克疗法”，推行渐进改革;第五，确立了比较正确的优先顺序。中国改革开放大致展现了一个清晰的格局：改革的顺序是先易后难;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后政治改革;第六，以开放的态度，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以我为主，绝不盲从。⑤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认为，与“华盛顿共识”相比，“中国模式”有三个明显的特点。首先，在发展目标上，强调经济发展、稳定和人权必须平衡发展，其中人权的含义也与西方不同;其次，在发展战略上主张通过试验，在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下进行渐进改革;再有，在对外援助方面不给对外援助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更多的对“中国模式”特点的概括是“抓重点”式的，如季塔连科注意到，中国60年的经验，特别是30年改革的经验，就是实行了最大限度地调动个人积极性的政策―――由此，中国模式最主要的特色之一就是中国人民自觉成为改革的主人和参加者。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阿塔尔侯赛因称“中国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兼收并蓄：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模式兼具诸多成功经济模式的特点。

大致说来，在国外学者的视野中，“中国模式”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第一，原创性，它是中国基于自己国情的独立创造，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实用的模式”。第二，渐进性或曰增量改革，它“以一种循序渐进、摸索与积累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