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中国需要怎样的发展模式？

近年来，“中国模式”成了国内外媒体用得较多的一个概念，且最近的讨论越来越多。其实这一概念，原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2004年在其有关“北京共识”的文章中就曾使用过此概念。最近，又有一本被国内外媒体炒的很热的书---《当中国统治世界》。书中，作者提出，过去两百多年间，是西方国家主导世界。在21世纪，随着中国、印度等亚洲大国的崛起，西方的制度和价值观不再是唯一选择了。因此，作者认为我们将进入一个现代性并起与竞争的时代，而这个新世界的主角正是中国。这无疑又为目前已被东西方媒体热炒的“中国模式”话题的讨论加了一把火。但我们注意到，尽管西方学者近些年使用“中国模式”的概念，可我们的外交口径和中国学者一般不大愿意使用这个提法。只是在最近，国内媒体和学界谈论这个话题才多了起来。

“中国模式”之争

为什么西方国家媒体和观察家们喜欢炒作“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根本原因还在于3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按统计局数字，30多年中国GDP增加了31倍。这种增长是人们可以感受到的。昨晚我第一次坐火车到北京，软卧相当舒服，里面各种设备和条件都是一流的，这在西方大多数发达国家看不到。另外，经常在国内外旅行的人，也会发现近些年国内新建宾馆的豪华程度没得说，就连西方发达国家都没法比。中国经济确实在高速增长，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豪华宾馆和饭店开张，老外一看就傻眼了，故提出个“中国模式”概念。这些人自然会想，既然中国经济确实高速成长，那么，增长的原因是什么？或按张五常的说法，至少中国搞对了什么，才有如此增长。于是，一些外国人自然而然地想出了“中国模式”概念。

事实上，国内学界近年来也不断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原因进行反思。或许，说到底是因为我们有了一个市场经济。没有市场经济的引入，中国不会有30年的高速增长。因此，我们应该坚信市场经济。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一些左派言论甚嚣尘上，甚至有人说美国也“社会主义”了。在这当下，我们更应该相信市场机制是人类社会迄今所能发现的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体制。当然，市场经济并非尽善尽美的资源配置体制，常常会出许多问题。故此，我常常讲：在当今社会，如果“经济学家”还怀疑市场，那他那个“经济学家”是要打问号的。张维迎曾在复旦讲出类似的一句话：“经济学家的天职就是捍卫市场”。实际上可能也就是这个意思。

但问题是，30年改革过程，政府在放开和引入市场的同时，并没有并没有从市场中退出，而是强势地参与市场。政府参与市场，乃至其行为、运作方式也随之“市场化”了，政府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中最强大、最主要的，甚至可以说几乎无处不在的市场参与主体。在这盘大游戏中，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且比谁跑的都快，比谁都强壮，这还了得？这种强势政府主导下的市场，为独特的中国经济社会体制。政府不仅指挥市场、驾驭市场、调控市场、命令市场，还直接参与市场竞争和运作，乃至在2008年以后的刺激计划实施中，政府竟成了全社会内部最大的投资主体和融资平台。这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

最近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说，根本不存在一个“中国模式”。但另一方面，一些西方观察家和媒体人士却数年来一直侈谈“中国模式”。如何看？基于上述观察，我的基本看法是，目前中国可能正在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独特的“中国模式”。

何为独特的“中国模式”？

为什么说当今中国有可能正在形成一个独特的发展模式呢？因为一个强势政府主导，甚至统御市场的模式正在中国逐步成型，且政府主导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强，卷入市场越来越深。这个发展模式，既不同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也非同于一般市场经济，甚至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到类似的情况。

回顾改革开放历史，大致可分成两个阶段：一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1993年。从形式看，先是实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再是城市国有企业民营化，但就实质来说，这一时期最主要的社会转型是政府逐渐放出了市场经济。二是从1994年到现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体制发生潜移默化变化。其主要变化是，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政府每年财政收入实质上几乎以超过GDP增速两倍的速度快速增加，有些年甚至超过GDP增速的3倍。其结果是政府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6倍，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才增加了1.2倍。这充分说明，1994年以来，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控制市场和社会的力量越来越强。

在1994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过程中，人们往往只注意经济高速增长的一面，却往往忽略了被高速增长事实所掩盖的负面影响。譬如，细心考察2000年到2008年这9年间中国政府的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就会大吃一惊，这9年，中国财税部门几乎每年都以200 % 的增幅超额完成原定的财政收入增收计划。2000年，财政部财政收入计划增加8.4%，但实际却增加了16.9%，完成计划的201.2%；2001年，计划财政收入增加10.3%，但实际增加22.2%，完成计划的215.5%；2006年，计划增加12.0%，实际增加24.3%，完成计划的202.5%；2007年，计划增加13.8%，实际增加了32.4%，完成计划的234.8%！如此超高速地增长，其社会后果是，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政府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政府控制社会的力量越来越强，政府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于是，一个强势政府控制、主导和驾驭市场的独特的社会体制正在中国社会内部渐渐成型。

这个正在可能渐进成型的“中国模式”，与过去的计划经济模式有什么区别呢？其主要区别在于计划体制中，政府基本政治导向是尽量用计划机制挤压和排斥市场，并尽最大努力来缩小市场机制的范围，以达到政府用计划机制统御全社会的整体目标。而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政府放出市场，引入市场，因而不再排斥市场，并常常用市场经济的运作方式和操作手法强势参与并驾驭市场。一方面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政府本身作为掌控巨大资源和金融资产的市场参与者和驾驭者的双重角色，为处在一个巨大行政科层上的一些官员为自己掌控资源配置权力（包括征税、财政支出、政府投资、土地和矿产的运用和利用等等）进行个人以及家庭的寻租创造了诸多空间和可能。近些年来，各地政府官员腐败大案要案不断出现，且屡治不果，甚至在增设了中纪委、审计局和反贪局三套反腐倡廉的控制系统和制度机制后，都无法完全堵塞和制止政府官员大面积腐败寻租的发生和蔓延，其制度根源恰恰在于这种正在渐进成型的强势政府参与并统御市场的体制模式。

伴随着这种“强势政府主导市场的经济增长模式”渐进成型和运作，中国过去30年确实有着高速的增长，但是未来呢？未来这种强势政府主导市场的转型体制还能支撑、蕴育，并维持过去30年那样的高速增长么？

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可能会长时间陷入一个慢性的复苏过程中，过去中国依赖超高速外贸出口的增长模式也难以为继。在这种国际环境中，中国目前这种强势政府运用和统御市场的模式，可能会把我们30年“引入市场经济的增长红利”给吃尽的。而吃尽了引入市场经济的“红利”，还靠什么来拉动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

“渐进成型的中国模式”与“理想社会模式”

这里，我想提出两个概念：一是目前“可能渐进成型中国模式”，二是作为我国长期发展目标的“理想社会模式”。如果说目前人们往往把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与这种处于转型过程中的非稳态的“渐进成型的中国模式”联系起来的话，那么，讨论并企划中国的“理想模式”，应该旨在中国社会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以及人民的久远福祉寻求制度保障。

众所周知，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就把发展市场经济确定为基本国策，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我国的基本发展目标。但是，一个21世纪的“和谐社会”的基本构成因素应该是什么？我个人认为，若想整合“市场经济”和“和谐社会“，就应该把“构建民主法治下良序的市场经济秩序”明确确定为我们下一步的社会发展目标。

那么，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才是一个“良序的市场经济秩序”？为什么只有在民主和法治条件下才会有“良序的市场经济社会”？很显然，这都是些极其复杂且颇具争议的重大理论问题，需要政治学界、法学界、经济学界乃至社会各界深入讨论，以求逐渐达成某些社会共识。其实，法治和民主早已不是要与不要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民主与法治的问题。因为，200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已经明确把民主与法治确定为国家和社会的长期发展目标。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到底什么是法治？什么是民主？或言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法治？什么样的民主？

法治，并不是政府用法律治理社会，而首先是政府守法，即政府及官员在事先制定的抽象规则下行事。政府守法，意味着政府及其任何官员的权力都不是无限的，其行为应受到宪法和各种行政法规的实际制约。政府守法，即受预先制定的规则约束，就是宪政。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法治理解为宪政民主。因为，从政治学上来说，亦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任何政权和政府一旦建立，都秉有无限扩张自己权力和利益――尤其是征税――的冲动。一个实际不受宪章性法律约束和人民意愿制约的政府，自然会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并有不断增加税收的冲动。政府的权力不受制约，尤其是政府的征税权不受任何制约，将会是个什么结果？这个社会能能稳定么？一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不受任何实际约束的政府，可能比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更容易出问题，甚至可以讲更危险。在无宪政民主政府的治理之下，民众的福利肯定不会太高，其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绩效也可能比计划经济体制更为糟糕。因为，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长期经济停滞实际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法治就是政府首先守法，即政府行为要在宪法划定的范围内，那么民主，也不仅仅只是选举――或言普选权问题。民主政治，不只是在形式上民主选举政府领导人以及党内民主问题，而实质是个政府的民主预算问题。没有预算民主，任何民主政治都是空的。没有预算民主，法治国也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没有民主预算，中国经济会如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那样“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要从修改预算法开始，再考虑修改宪法，逐步建立民主预算制度，从而逐步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的建设。

什么是预算民主？简单说来，就是政府征税要征得纳税人选出来的代表的同意和批准，才能征收；政府的财政支出，每笔钱花在什么地方，也必须向纳税人及其代表交代清楚。只有政府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权受到纳税人选出的代表同意和批准后才能征收。也就是说，只有政府的财政支出对纳税人透明，并受人民代表的实际审议和约束，才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

概言之，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难言有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良序社会。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中华民族的长远福祉，都在呼唤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也首先在呼唤着民主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