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成功了而俄罗斯失败了？

原文：How China Won and Russia Lost：Policy Review

来源：胡佛研究所出版的《政策评论》杂志

发表时间：2009年12月15日

译者：Andy Cheng（@adianch2010）

校对：@torrentpien、@Freeman7777

两条不同的经济道路

1978年11月的一个黑夜，安徽小岗村的18个中国农民秘密地把村里的土地分给个体家庭耕种，这些家庭将把国家征缴之后的剩余留给自己。这样的分配是非法的，非常危险，但农民们觉得值得去冒险。在这个故事里，时机是最重要的。农民采取行动之后一个月，党的“改革”大会召开。结果，号角不曾吹响，自发的土地已分配蔓延到其他村落，经济改革开始了。一个农民说：“当一户人家的小鸡得了鸡瘟，整个村子都会得。当一个村子得了它，整个县都会被感染。”

10年后，1988年8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废除了他的国家执行50年之久的私人农业禁令，向农民家庭提供50年期的租约，他们以后可以与国家解除合约。几乎没有人接受这种租约。俄罗斯的农民太安于国营或集体农庄沉闷然而稳定的生活了。苏维埃俄国的农业改革就此拉开了序幕。

两个国家分别进行的改革，结果可以说大相径庭。长期萧条的中国农业开始繁荣兴旺，不仅体现在谷物上，而且体现在所有的作物上。当农民骑自行车或坐公共汽车把他们的收成带到城里，为买食品排的长队开始减少，然后消失。国家副食垄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终结了。在苏维埃俄国，尽管有国家的大量补助，农业却继续停滞不前。超级大国的公民不得不再次忍受食糖定额供给的屈辱。

当农民骑车或坐车把他们的收成带到城里，为买食品排的长队开始减少，然后消失。

这两个例子是对戈尔巴乔夫的俄罗斯和邓小平的中国所进行的改革的恰当叙述。我们的叙述与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观点相矛盾。标准的记述是，中国的成功是因为一个英明的党的领导层有意选择渐进主义，在天安门事件后拒绝民主、继续保持共产党的垄断地位，并且在很多年里小心谨慎地引导这个过程。对俄罗斯的叙述是，俄罗斯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激进的戈尔巴乔夫忽视了中国改革模式，前进得太快，允许党的垄断土崩瓦解。这一标准叙述是不正确的。与流行的说法相反，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没有同意改革方案，在这次会议上确立了邓的掌权地位。中国改革派官员鲍彤后来如此承认：“事实上没有讨论改革，改革不在议事日程上，在工作报告中也没有提及。”1

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只是简单地回应（明智地没有反对）了主要是发源于农村人口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冲动。邓小平对中国改革的著名描述“摸着石头过河”是不正确的，是中国人民把石头踩在自己的脚下。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成为党的总书记。那时，他已经知道中国改革取得成功。与流行说法相反，他的改革是紧紧模仿中国的。他建议把土地租给农民，建立自由贸易区，推动小型合作经营的发展，以及建立合资企业。不同在于，戈尔巴乔夫是从上层推行这些改变，基础是城市经济，其中所有的公民实际上都为国家工作。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或者被忽视了，或者它们在付诸实施时带来了错误的结果。自下而上的改革在中国行之有效，自上而下的改革在俄罗斯遭到了失败。

两个国家都是在一个痛恨改革的领导人（或领导层）消逝之后开始重大的改革。邓小平及其盟友经历了与强硬派短暂的权力斗争以后，在1978年接替了毛。戈尔巴乔夫继承的那些人是斯大林1930年代大清洗的最初受益者，那时他们作为年轻人迅速取代了那些被处决的人。容易被遗忘的康斯坦丁。契尔年科（KonstantinChernenk）是他们中最后一个；当他死去之后，别无选择，只能寻找一个相对较新的人。对于戈尔巴乔夫，斯大林时代的恐怖已经是遥远的过去。对于邓小平和他的支持者，毛的过度激进――大跃进时的饥荒和文革中的“再教育”――仍记忆犹新并充满个人体验。但斯大林把独立思考的党的官员从形体上消灭，毛则允许他们存活下来，在毛死后取代了他。戈尔巴乔夫是作为一个典型的千锤百炼的党员从党的阶梯上爬起来的，尽管表面上被视为一个改革者，戈氏几乎没有改革理念。他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对改革事实上没有胃口。邓小平也从未提出过一个改革方案，但他充分明白不去反对有效的改革（“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现实的改革，无论是基于高层的授意还是从底层汹涌而起，都需要一个改革的民意基础。在中国，大量人口从毛时代的浩劫中恢复过来。农村居民尤其明显，他们见证了大跃进的混乱，目睹了父母儿女在1958-1961年的大饥荒中饿死。他们明白需要照顾好他们自己。城市精英在文革中被迫离开城市，在农村工作、生活，接受再教育，整整一代人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力。在俄罗斯，上一次饥荒还是在30年之前。战后，几乎没有人因为政治罪行被处死（政治异见被精神失常所取代）；1956年尼基塔。赫鲁晓夫的秘密讲话之后，古拉格（集中营）逐渐被拆除。所有人都活在这样的格言之下：“我们假装工作，你们假装付工资。”2调查显示俄罗斯人基本对体制满意，他们舒舒服服地躺在国有企业或国营农庄的的怀抱中。3中国拥有一个改革的民意基础，俄罗斯没有。戈尔巴乔夫几乎没有得到有改革头脑的人的支持。他听到的是经济学家的拙劣建议。他受到顽固官僚的反对，但国有企业的经理们支持他，他们迫切地想在构想拙劣的改革中获取利益。

农业

中国和苏维埃俄国的农业都通过武力实现了集体化。在俄国，1929-1931年的强迫集体化和反富农化（dekulakization）运动引发农村的内战，内战被残酷地镇压了。较为富有的农民家庭或者被投入监狱，或者被流放，剩下沮丧的农民被纳入农村政治当局严格控制的集体农庄和拖拉机站。农业必须按照莫斯科的调子跳舞。在中国，1950-1953年，土地被从所有者手中夺走，随后在农村的清洗以200-500万人的生命为代价。土地改革向农民分配了田地，但无视农民的抵制，没有分配所有权。单是在1950-1951年间，71万2千人被处决，129万人被监禁，还有120万人被送进劳改营。4

尽管看到了俄国集体化的灾难，毛还是从1958年开始强迫他的农民们加入大型合作社。所有的财产，有时包括家具甚至刀叉都成为共有的。在这两个国家中，集体农场必须把农场的产品以指定的低价交给国家。他们必须服从来自莫斯科或者北京的轻率的指示，例如大规模生产玉米，在适合水果的土地上种植谷物，或者停止生产“令人颓废的”茶叶。虽然这两个国家都未间断过对自留地的压制，但自留地使农场的家庭能够维持生存，并且向城市提供部分肉奶制品、水果和蔬菜，农民在街角摆摊兜售这些产品。

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都继承了非生产性的集体农业。苏维埃俄国的农场部门深陷衰落之中，以至于这个传统的谷物出口国现在从澳大利亚和美国进口谷物。到戈尔巴乔夫的时代，农场的人口相比从前的规模萎缩了四分之一，只有年老的工人留了下来，在国家农场里敷衍地工作，或者照料他们的自留地。他们早就变成拿工资的工人，享受养老金和社会化的医疗保障，虽然这些保障的质量不怎么样。在中国，农村居民占据人口的80%，和俄罗斯的农场工人相比，他们年轻而有活力。他们没有俄罗斯农场工人那样的社会保障。在中国，只有年轻人不曾经历过私营农业。小型私人土地在中国存在了2000年。景山（Jingshan）村一个老农民简洁地回顾这种历史记忆：“家庭农业就像人对吃的需要、对性的需要、对孙儿们的爱一样自然。我们热爱家庭农业，因为它给我们某种自由。领导们觉得他们知道如何让我们更好地生活。但这是我们的生活，对不对？”5在俄罗斯，几乎没有农场居民能够回想起1920年代私营农业的最后记忆。

戈尔巴乔夫1988年向农民提供的协议是，他们可以从国家获得自有土地50年期的租约。他的提议是一个“承包体制”，租赁者将固定份额交给国家，但可以保留剩下的部分。事实上没有人接受他的提议。俄罗斯的农民们深深地固定在国有农业中，在这里他们可以“拿到”种子、肥料和工具，其准则是“它们属于每个人，因此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中国的农民没有得到如此慷慨的条件。相反，他们开始偷偷地分配土地，由每个家庭把定额的收成交给国家。戈尔巴乔夫从上层号召非集体化，中国的农民的非集体化则是自发的、自下而上的。他们创立了自己的“承包责任制”，最开始是冒着受到严厉处罚的风险。没有领导们，没有面对面的对抗，它就这么发生了。当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时候，邓小平和他的党意识到他们无法阻挡，而且可以从正在发生的某些事中获取利益。到1982年，超过90%的农村居民都已从事家庭生产。即使邓小平正式支持基层农村改革，他并没有给农民与戈尔巴乔夫一样的长期承诺。农民们在1982年得到的只是1-3年的承包合同，只是到了2003年，国家在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才允许长期的租约。

企业

自发创造的农业承包体制意味着对农业产品的新的供给，这些产品需要走向市场，而市场仍有待创立。在贸易改革上，再一次，俄罗斯和中国的道路出现分化。

在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掌权之时，国内贸易由国有的贸易网络掌控。俄罗斯拥有大规模的成熟的配给系统，尽管俄罗斯人要某些特殊商品时需要排队，尤其是酒。也有一个小型的“非国有”贸易网络存在。农民被允许出售他们自留地的出产，而一个蓬勃的“第二经济”提供计划经济没有的产品和服务。因为它们是地下运作，很难比较各自的规模，但我们知道俄罗斯的影子经济发展得非常好。如果俄罗斯公民想找一个有经验的医生、修辆车、或想买彩色电视机，他们会去黑市。中国甚至更缺乏市场。针对不同类型的物品向消费者发放票证，每一种配给物品都需要手持票证排长队购买。在湖北省会武汉（作者中一人曾居住了30年的地方），有超过80种的配给票证，对应像肥皂、食用油、肉、鸡蛋、鱼、豆腐、稻米、手表、自行车、家具和火柴之类的物品。在俄罗斯，消费者至少可以不用票证去买东西，代价是排长队或通过“关系”才能得到稀缺品。

戈尔巴乔夫不满于现状，发动改革以扩展市场和私人贸易。他的改革失败了。呈现在邓小平面前的是一个中国商人创立的未经允许但却已成事实的市场。他所做的一切是在该市场明显成功后将其合法化。随着数百万农民成为卖家，竞争驱使对城市消费者的价格降低到合理水平。

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掌权之时，国内贸易由国有的贸易网络掌控

戈尔巴乔夫把俄罗斯的影子经济视为他可以发展的资产。他在1987年5月颁布关于合作经营的法律，该法律的目的是把过去非法的很多行为合法化。新的合作经营可以使用房产、拥有设备，而且可以按市场价销售产品；主要的限制是他们不能使用雇佣劳动力。“新俄罗斯”的第一份财富事实上是合作经营的产品。

戈尔巴乔夫希望合作经营能够成为企业家的源泉。随着1987年5月的法令，合作经营形成了右派和左派，其中很多是在国营企业内部，其他的则得到社会组织的支持。合作经营法确实使得影子经济走向公开化。然而，没有预料到的是，合作经营者们几乎没有给消费者增加福利。相反，他们通过钻计划经济的漏洞，把国有部门的利润重新分配，装进自己的口袋。合作经营是在国有企业内部以“小型企业”的虚假名义形成的；他们从国有企业以低价收购原料，然后以很高的“合作”价格卖出去。他们通过贿赂贸易官员，运用影响，倒买倒卖稀缺的外国商品。一个典型的合作经营者是前克格勃官员（与作者中一人熟识），他运用自己的关系，从国有贸易公司以低价购买个人电脑，再倒卖给消费者，一切都打着科学院的幌子。他后来成为一个受尊敬的国会代表。与这个前克格勃官员一样，新俄罗斯人从合作社法令孵化出来，向俄罗斯人提供了初次品尝“资本主义”的苦涩，随后俄罗斯人与非法收益紧紧联系到一起（到今天还是如此）。

另一个巨大的对照应当强调：俄罗斯合作经营运动中的“企业家”主要是城市居民。俄罗斯农民拒绝戈尔巴乔夫的农场改革，他们没有参与。他们不生产需要运输和销售的产品。中国第一批企业家主要来自乡村，他们是依靠把农业产品卖到城市而起步的。

中国的私人贸易从草根阶层发展起来，从农村地区开始出现和繁荣，因为它满足了最根本的需求。农村承包责任制创造了巨大的农业剩余，必须通过国家体制之外的渠道被销售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