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极化效应和全球大危机

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 约翰福音8:21-24

一、财富和贫困的自增强

我想讲的是，这个世界的确已经走到了尽头。之所以走到尽头，是因为我们的发展模式。这是一个强者愈强和弱者愈弱的机制，是一个财富自增强和贫困自增强的机制，是一个自动走向毁灭的机制。

我们可以试着看一下现在的全球化，它实际上只是资本的全球化，而不是劳动的全球化，不是土地的全球化，不是技术的全球化，也不是管理的全球化。在诸多生产要素里面，唯独资本全球化了，唯独资本自由化了。其他生产要素，都被排斥在外。这是一个强者对弱者的排斥，是一套形成全球性的广泛认同，已无法调转方向的机制。

资本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就形成一套财富的生产和消费机制。这套财富生产和消费机制，迎合了人类追逐财富、追求消费满足的欲望，从而对每个人都形成了非常大的诱惑力，自然也就产生了对资本强权的认同。由于几乎每个人都为资本所诱惑，资本自然就扮演了主导者的角色，就成了一个强者。逐渐地，这一套机制扩散到全球，使得全球化就演变成了“资本的全球化”，或“全球的资本化”。谁拥有资本，谁就成为主导力量，去推动和改变全球化。中国人在近些年的发展过程中，常常说到“强强联合”。实际上，这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整个世界机制，就是强强联合，是强者和强者的合作，弱者则往往形不成对等的合作，自然也就无法站在与强者公平交易的对等位置上。于是，就出现了强者的盛宴，和弱者的眼泪。不仅中国如此，世界上每个地方的发展，都是这样，因为这已经是一套世界逻辑。

二、强者恒强的机制

这样一套逻辑，是怎样形成的呢？我认为有一种“强者恒强”的机制，在发挥作用。这个机制，可以叫做资源资本化。要知道，神给了人类足够生息繁衍的资源。每个地方的人，都拥有附在自己身上的人力资源，以及多多少少地拥有够用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金融资源，还有文化资源等等。但是，这些资源放在穷人手上，没有变成财富。比如说，贵州的山区，山清水秀，鸟语花香，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丰富，但是，本地人没有将资源资本化的能力，或者意识。资源换不成钱，本地人只能守着这些资源，自给自足，也自娱自乐。本来，这无可厚非，甚至是可羡慕的。但是，人们的贪欲、资本的扩张欲，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下去，于是，资本和地方政府强强联合，进入到这里，投资开发，水库电站、工厂商店，景点旅游等，森林被砍伐，把这些穷人的资源，变成了富人的财富，资源资本化了，穷人的生存根本，子孙后代的未来，也就岌岌可危了。

资本所有者掌握了资源资本化这样一个工具，就能够使财富如滚雪球般地越滚越大，实现了财富的自增强。其他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技术、管理等等，要么为资本所占有，要么被资本所雇佣。是资本占有各大生产要素，而不是劳动占有资本，不是土地占有资本，不是技术占有资本，不是管理占有资本。是资本把上述要素整合在一起，推动了财富不断的创造，而在财富的分配上，自然也是资本留利占了大头，自然就出现了资本留利的不断堆积和劳动留利的相对不足，导致了全球性的流动性过剩和物价上涨，这就是我们的发展主义，这就是近400年来人类发展的真相。可以说，整个人类发展，就是一个把资源不断转化为资本的一个过程。

如果说资源资本化是“发展”的本质，熨平资源资本化带来的社会震荡，则是“改革”的本质。改革的过程，就是处理资源资本化累积的矛盾的过程。积极的改革，应该是主动形成资源资本化增值收益的合理分配机制，去事前减轻发展的震荡。而大多数改革则是消极的，是在资源资本化过程中出现了矛盾激化，不得不被动推出措施去缓解或者化解的。缓解或者化解得好，这个改革就是一个好的改革，就会坚持下去；缓解或者化解不好，就会带来社会不稳定因素，最终会有新的改革机制纠错，使得这套发展机制持续运行下去。“改革－发展－稳定”，成为发展主义的永恒三角，内在的驱动机制，就是资源资本化。所以，无论如何改革，体制如何转换，资源资本化的发展逻辑，强者愈强的发展机制，不会改变。改革只不过是给这个庞大的发展机器，加一些润滑油，使得这个大机器更顺畅地运转而已。发展模式和改革模式，这两个轮子一块转，构成了一个现代化机制。不仅中国在发展和改革，世界各国都在发展和改革。只不过中国的改革，有更多的政府主导的色彩。中国推行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以政府公司化为特色的政府市场经济，而非华盛顿共识所言的自由市场经济。一个月前，我访谈非洲几个国家的部长，他们羡慕中国的一点就是，他们在外国资本、外国政府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国际组织给他们开出的经济药方面前，只能全盘接受。中国政府面临同样的压力，却一直保持了政府的主导权。他们之所以陷入粮食危机、贫困陷阱，是他们被自由市场经济化，已经失去了国家发展的主导权。在这种基本背景下，我们考虑环境的命运，考虑农业的命运，就会比较清楚。相对于资本的强者恒强，环境和农业面临的，是穷人恒穷和弱者恒弱的逻辑。市场的全球化和自由化，将他们推到了发展的另外一个极端。2005年，我写了两篇关于穷人经济学的文章。一篇文章的题目，叫做《穷人恒穷的逻辑》，是偏理论的，阐述了穷人资源被富人资本化，从而导致穷人恒穷的机制。另外一篇，叫做《总是劳动在追逐资本――我的另类黄山游记》，是由黄山的游历，来实证说明这样一套逻辑的。

三、农业作为弱质部门的的风险特征

不幸的是，农业和环境、穷人、穷国一道，被推到了发展主义的另外一端。我们常说农民是弱者，农村是弱势，农业是弱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农业生产者拥有的生产规模，通常是非常小的。你那一亩三分田，在资本面前，根本没有发言权，甚至根本就不会给你发言的机会。资本所有者会形成强大的企业组织，资本所有者会游说政府，在资本和政府这两个强势集团面前，农民实际上是一盘散沙，别说谈判了，连上谈判桌的机会都没有，甚至连谈判桌都没有。组织的极度不对称，使得市场机制所崇尚的fair play（鲁迅、毛泽东、王蒙把它叫做费厄泼赖），即公平交易，根本不可能形成。在公平交易不可能形成的情况下，农民就只能乞求被强势集团雇佣，为强势集团服务，同时也就处在受强势集团剥夺的位置上。

农村也是弱势的。相对于城市部门，相对于工业部门，农村同样没有发言权。

农业是一个弱质的农业，我们知道工业品的生产，不需要过多的考虑天气状况。风调雨顺与否，对工业影响不大，对服务业影响不大，但对农业却影响甚大，因为农业是唯一一个人与自然相交换的部门。农业的产出，更多的取决于耕地规模和天气变化，农作物的生长，是自然界吸收阳光、空气、雨水、养料的一个自然过程，不像工业品和服务那样，完全由人为控制。农业生产的实质，不过是人接受神恩赐的过程，是将太阳能转换为食物能的过程。也就是说，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实际上是由神来决定的，主要不是由人来决定的。

这样，我们就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农业至少要比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多面临一项风险――自然风险。此外，我们还知道，在缺乏保护，缺乏组织的情况下，农民们又面临着比制造业和服务业更大的市场风险。而且，农业的自然风险，主要是由追求消费满足的，处于生存经济状态的小农承担的，这和追求利润的企业部门承担的市场风险，是有本质区别的。在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双重叠加的情况下，农业就变成了一个弱质部门。这是从农业的风险特征角度去谈的。

四、农业作为弱质部门的供求特征

农业命运悲惨的另外一面，可以从市场的供求关系去看待。我们知道，人的肚子容量有限，农业最主要满足的，却又是人的肚子（吃饭）问题，我们的胃每天所消费的粮食是有限的，一日就是三餐，顶多像广州人所讲的三茶两饭。不管怎样，你的肚子一天吃的有限。我们比照一下人们对工业品和服务的消费容量，就知道肚子有限，对于农业的意义了。因为，人们对于工业品的消费能力，对于第三产业服务的消费能力，近乎是无限的。就工业品而言，比如说过去有大哥大，一个公司有一台很不错了，很威风。后来可以过渡到有BB机，有手机，过渡到每个人都拥有一个，过渡到一个人甚至可以拥有几个，这是工业品的扩张，在一个小小产品上的体现，可以说，人们对某一类工业品的消费，可以有一个非常大幅度的持续扩张。同时，这种消费还具有非排他性。你拥有手机，并不排斥你去看电影，去买DVD，去开汽车，不排斥你去消费其他的工业品和服务。但是我吃饱了饭，就排斥了我继续吃其他东西，因为我肚子饱了。所以，对工业品的消费能力，本质上来讲可以无限的扩张。服务的消费更加可以无限的扩张。比如说我们过去是一个月看一场电影，这已经很不错了。我现在可以一周看一场，或者一周看几场，我甚至可以一天看几场。这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一个印度小伙子连看了120个小时电影，破了吉尼斯世界记录。服务的消费，互相之间也很少具有排他性。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农业扩张能力有限的一个微观基础――每个人在农业需求方面的扩张能力有限。或者更明白一些说，农产品消费面临的是单一消费功能约束，是生理约束，工业品和服务的消费面临的是多种消费功能约束，是心理约束。前者是一种生理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后者则是心理上的消费欲望，近乎是无限的。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1776）也明确说明：“对食物的欲望是受每个人的胃的狭小的能力所限制的，然而对便利品、房屋的装饰、衣服、车马家具的欲望似乎没有什么界限和边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农业相对于工业品和服务，在消费需求这个微观基础上的巨大差异。进一步的，农产品消费能力这个微观基础加总，成为一国，甚至整个人类对食物总消费的有限需求。我们知道，食物是供人类食用的，人类的再生产周期很长，且具有粘性，在短时间内难以出现人口爆炸性的增长。由此，也就决定了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在短期内难有大幅度的增加。

刚才是从需求讲的。我们再从供给上讲。上文提到，农产品的供给，主要是由农地规模、耕作条件、天气变化等自然因素决定，播种和收割在人，叫万物生长的，乃是神（哥林多前书3:7）。人们在农作上投入的资本、技术和劳动，对农产品的产出有影响，但作用有限，短期内也难有大的突破。

供给和需求都相对稳定，这是农业经济的一个基本规律。当供给和需求大体比较稳定的时候，农业本来应该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部门，在稳定中发展。但问题来了，扩张能力有限，是不符合资本本性的。资本的本性，是要扩张的。只有在扩张中，资本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即使是农产品处于短缺经济的状况下，资本也不太愿意进入，从而使得劳动者的勤劳，成为致富的一项充分条件。可是，当多数国家农产品已经进入过剩经济状态的时候，不仅是资本更加不愿意进入农业，连劳动，也不愿意过多进入农业了。因为勤劳，已不再是致富的充分条件。我曾经访谈过一位农民工，他告诉我，现在人不能赚钱，只有钱才能赚钱。这位在城市与农村的夹缝中摸爬滚打了十多年的农民工，面对他的农民父亲“勤劳致富”、“勤俭持家”的家训，用自己的生命阐述了这个劳动难以说话，惟有资本说话的过剩经济时代，对我们既有观念的颠覆。就整个农业领域而言，伴随农产品过剩的，是劳动力过剩，或曰闲置。劳动力的闲置，不仅是生产能力的闲置，同样也是消费能力的闲置。这使得所有处于生产过剩状态下的劳动者，都面临着劳动中断和消费中断威胁，无法和资本所有者形成对等的谈判。于是，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生产过剩条件下，大众本已稀缺的消费能力，愈加稀缺。这又进一步加剧流动性过剩，加剧财富积累的两极化，以及消费满足程度的两极化。少部分人过度消费，而大多数人则囊中羞涩。于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增产不增收”、“勤劳不致富”的城乡差距拉大、贫富差距拉大现象，一再上演了。正如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所言：“在文明时代，贫困是由过剩本身产生的。”不幸的是，我们已经处在这样一个文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