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寿波：改革开放30年中国能源发展战略的变革

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并行的，还有另一条变革脉络，即经济发展方式或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而这一变革中的重要一环，就是中国能源发展战略的变革。中国“综合能源效率战略”和中国“能源与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就是这一变革的核心内容。

中国“综合能源效率战略”

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在20年内经济翻两番的伟大战略目标，但当时作为国民经济命脉的能源、交通是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成为国民经济加速发展的瓶颈，可以说如果能源瓶颈问题解决不好，必然要影响到经济翻两番目标的实现，这在全党全国形成了共识。为此，党中央根据科学的能源发展战略思想，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政策措施，包括“制定国家《能源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建设山西能源基地”，“提出开发与节约并重，近期以节约为主的方针”，“各部门、行业和企业建立能源管理机构”，“全国开展节能月活动”，“制定节能法”等等。到199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了两番，能源消耗只翻一番，党中央提出的“一番保两番”目标奇迹般地提前5年实现了。可以说，改革开放后“经济翻两番时期（1981-1995）”是中国历史上能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最好时期，认真总结这个时期的宝贵经验，不论对中国自己，还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笔者研究认为，20世纪80年代面临“经济翻两番，能源怎么办？”的问题时，首先依靠能源科学技术从能源发展战略上进行创新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改革开放前，中国没有研究能源发展战略问题。当时的情况是经济发展需要多少能源，就生产多少，这种完全依靠能源生产供应来发展经济的战略指导思想，可以叫做“开源战略”。世界许多国家在1973年石油危机前，也都实行“开源战略”，当时发达国家需要多少石油就可以供应多少石油，而且价格低廉（2-3美元一桶）。“开源战略”造成的后果是出现世界石油危机。从中国情况看，能源浪费越来越严重，由能源引起的运输紧张、环境污染、森林植被破坏、石油资源过量开采、能源投资负担过重等等一系列病态现象都由此而生。这种战略最终造成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越来越高，综合能源效率越来越低。

改革开放后，中国自主创新和实施新的能源发展战略，即“综合能源效率战略”，仅仅从1981年到1995年实现经济翻两番的15年间，累计节约能源71.8亿吨标煤，多创造国内生产总值5.4万亿元，还相应减少了能源环境污染。

实践证明，两种战略，两种结果。笔者研究认为，与改革开放前的“开源战略”相比，新战略“综合能源效率战略”具有五个突出的优点：一是可以长期缓解能源瓶颈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二是可以为实现经济翻两番提供保证；三是可以减少对外国石油的依赖，保障石油安全和能源安全，避免石油能源危机在中国发生；四是可以促进能源、资源、环境、经济和人口互相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五是可以不断提高综合能源效率，缩小与国外的差距，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力、物力、财力（资产力）、自然力、运力和时力六大生产要素利用效率不高的状况。由此可见，新战略“综合能源效率战略”完全符合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综合能源效率战略”的核心内容有四个方面。

一是大力强调“广义节能”的能源节约方针。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实行“开源战略”时期，开源是主要的，节能不是主要的，而且是传统的狭义节能，不是广义节能。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实行“综合能源效率战略”时期，开源是主要的，节能也是主要的，开源与节能并重，而且节能优先；节能不是传统狭义节能，而是现代广义节能。

传统的狭义节能，其节能对象是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等能源本身，狭义节能的目标是提高狭义能源效率。据笔者1974年首次测算，中国狭义能源效率只有28%，72%的能源以各种余热形式损失掉了。而发达国家的狭义能源效率为40%-50％，比中国高出12%-22%。因此，原国家计委当时确定狭义节能重点是，一方面改造锅炉、窑炉和民用炉灶，提高热效率；另一方面大力回收利用余热资源。经过四五年的努力，取得了很大成绩。仅京、津、沪、辽四地区利用余热，节约能源就达到239万吨标煤/年。据1978年的测算，中国狭义能源效率大约提高到31%。

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笔者根据需要创立了广义节能理论。广义节能是包括直接节能和间接节能、技术节能和经济节能在内的全面节能，广义节能对象除了能源本身以外，还包括所有花费能源代价得来的物力（原材料）、财力（资金）、人力、自然力、运力、时力等各种能源载体。广义节能目标是提高综合能源效率。综合能源效率是衡量经济与能源协调发展状况最重要的指标。据1982年首次测算，1978年中国综合能源效率（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之倒数）只有364美元/吨标煤，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甚至比印度还低，是全世界100多个国家中综合能源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或者说，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由此可见，中国综合能源效率与外国的差距，比狭义能源效率更大，广义节能潜力也就更大。

1995年，我国提前五年实现了“一番保两番”的目标。同1980年相比，1995年广义节能量达到127000万吨标煤。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传统狭义节能）节能量占23.9％，即直接节能贡献只占1/5多；而间接节能贡献大约占4/5，其中：提高原材料利用效率节能量占15.7％；提高人力利用效率和减少人口增长节能量占21.6％；提高资金利用效率节能占9.5％；提高运力利用效率节能量占3.1％；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提高规模、提高质量节能大约占5.1％，降低物耗成本和调整经济结构节能约占21％。由此可见，如果我们只重视传统的直接节能，只搞狭义节能，就不可能实现“一番保两番”的奋斗目标，因为直接节能的潜力和作用有限，相反，间接节能的潜力和作用很大，比直接节能要大三倍多，所以重视间接节能是搞好广义节能的关键。

二是大力强调“广泛开源”的能源供应方针。20世纪“经济翻两番”时期，中央大力强调“广泛开源”的能源生产供应方针，是完成能源产量翻一番的重要保证。当时中央决定建设山西能源基地，提倡煤炭工业要发挥中央、地方和乡镇煤矿三个积极性，要大、中、小煤矿并举，要先进、中间和传统适用技术并用。要大力发展石油工业，大力发展水电，适度发展核电，因地制宜发展新能源。所有这些举措都是“广泛开源”能源生产供应方针的重要内容。总之，各种各样能源、各个地区能源、各种规模生产能源、各种技术生产能源、各种所有制生产能源都要大力合理地发展。当时对“广泛开源”这个方针曾有不同看法，有过反复。但是，实践证明中央采取这个“广泛开源”的能源生产供应方针是正确的。如果当时中央不坚决采取这个方针，就不能确保“经济翻两番”目标的实现，更不可能提前五年实现。这里要特别指出，山西能源基地为保证上世纪实现“经济翻两番”的目标做出了非常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贡献。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以山西为主的能源基地在实现新世纪“经济翻两番”奋斗目标中，仍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要大力发展石油天然气工业，特别要大力发展各种各样人造石油和石油替代品工业，大力发展水电，积极发展核电，积极开发利用新能源。并且，要谨慎、合理地利用外国的能源资源。

三是大力强调“能源价格合理化”的能源价格方针。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时期，能源价格由国家统一确定，既不反映供求关系，也不反映价值规律。这种价格不合理现象既造成能源生产者没有生产积极性，对能源生产起不到促进作用，又导致能源消费者没有节约能源的积极性，造成能源浪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加入WTO，能源价格同其他商品价格一样，考虑供求关系和价值规律因素越来越多，换句话说，能源价格合理化程度越来越高。这既对能源生产者有利，又对能源消费者有利，并对能源浪费起到遏制作用。应该看到，能源价格合理化对实现新世纪“经济翻两番”目标将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四是大力强调“能源结构合理化”的能源结构方针。长期以来，中国坚持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政策，收到很好的效果。但是也有一些人主张改变这种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要和发达国家一样改变成为以油气为主的能源结构，这样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笔者认为，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最好选择，是采取广义节能方针，同时加大力度开发利用核能和可再生能源。中国能源结构的调整，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客观规律。国内外大量事实证明，能源结构优化的标准，并不是油气比重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而是要适度。能源结构适度就是指符合本国国情的、可行的、经济合理的能源结构。“优化能源结构”不能只要求增加油气比重，减少油气比重也是“优化能源结构”，增加核能和可再生能源比重更是“优化能源结构”。

中国“能源与经济协调发展战略”

2002年，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了新世纪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奋斗目标，要求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这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又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国际形势变化复杂，但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国内形势越来越好。根据近5年来中国经济和能源发展的情况来看，中国在新世纪实现新的“经济翻两番”任务能够提前完成。按照“经济翻两番”要求，GDP每年平均只需增长7.18%，而2001-2005年，实际GDP年均增长达到9.5%，如果今后继续按此速度发展，就可以提前4-5年实现新世纪“经济翻两番”目标。

但是，近5年能源消费增长过快，“十五”时期能源消费年均增长率为11.3%。这是改革开放后所经历的“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和“十五”5个五年计划中，能源消费年均增长率最高的时期，也是建国后除了“一五”和“二五”以外，在10个五年计划中能源消费年均增长率最高的时期。特别是2003年和2004年，能源消费年增长率分别达到15.3%和16.1%，是改革开放以来增长率最高的两个年份。如此之高的能源消费，造成了能源生产和运输供应异常紧张，石油进口大量增加，石油安全受到威胁，环境保护也受到严峻挑战。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不但不能提前实现新世纪“经济翻两番”目标，相反可能会出现经济下滑，影响“经济翻两番”目标的实现。但是，根据笔者研究，“十五”时期能源消费出现超高增长的现象，与“九五”时期能源消费出现负增长的现象有密切关系。从科学分析看，如果上个时期是负增长，下个时期就会出现高增长，这属于带有恢复性质的高增长现象。为此，笔者专门考察了跨世纪10年（包括“九五”和“十五”）的情况，发现这10年里能源消费是中增长，经济发展是高增长，能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属于“较好”。实事求是地说，“九五”时期能源消费出现负增长现象可能包含一些不确定因素，比如，能源消费统计不准确等。因此，笔者认为，“十五”时期中国能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出现一些异常是有一定客观原因的。今后中国能源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形势将十分严峻。中国石油需求越来越旺，净进口石油数量越来越多，石油安全问题日益严重，甚至已经影响到整个能源的安全；但是中国经济不能低速发展，尤其中西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地区需要加快发展。因此，中国当前面临的任务很艰巨。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中国今后的能源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做出正确的战略抉择。

根据发达国家和中国自己的经验，现实中有两种战略可供选择：一是经济发展保持低增长，不追求中增长、高增长和超高增长，能源消费自然就低增长，这种战略叫做“经济低增长战略”；二是经济发展基本保持中增长，但是可以出现个别高增长和超高增长，能源消费基本保持低增长，可以出现个别中增长，这种战略叫做“经济适度增长战略”。

“经济低增长战略”是世界能源危机以后发达国家一直采取的战略。“经济适度增长战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一直采取的战略。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仍然比较落后，中西部地区更加落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大，不可能选择同发达国家一样的“经济低增长战略”，所以“经济适度增长战略”是中国唯一正确的选择。应该指出，20年内经济翻两番的战略就是“经济适度增长战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同时，与“经济适度增长战略”相适应，能源发展不能再采取老的“开源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