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农民外出务工的逻辑」正文
农民外出务工有两种不同的逻辑，一种外出务工的目的是为了提升村庄生活的质量，务工逻辑服从村庄生活的逻辑。这种务工，农村劳动力外出了，但劳动力赚取的资源流入村庄，村庄因此显得繁荣。另外一种外出务工的目的是积攒进城安居所需的费用，或者说是积攒逃离村庄的费用，这种外出务工，不仅劳动力流出村庄，而且各种资源持续流出农村，村庄因此变得萧条。两种不同的务工逻辑不仅会对乡村治理造成影响，而且会极大地影响不同逻辑指导下的农民生活质量。当前中国农村，农民外出务工越来越向第二种逻辑过渡，这种过渡需要引起我们足够重视。一些地方政府通过政策人为加快农民务工逻辑的这种过渡，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一、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进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亿万农民离土离乡，进城务工经商。据统计，目前中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在1.6亿左右。大量农民离土又离乡，对农村和城市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农村因为大量劳动力进城，农业领域过剩劳动力大大减少，有些农村甚至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情况；大量农民工在城市从事二、三产业，成为城市新生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比如第五次人口普查也将进城务工经商时间超过半年的农民工统计成了城市人口。
进城农民工事实上并不能真正在城市安家，在城市成家立业，结婚生子，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进城农民工往往要依托在农村的土地来养活家人，上养父母，下育子女。只有少数运气特别好，有特殊技能的农民工，可以在城市获得较为稳定的就业和较高的收入，从而可以在城市完成劳动力再生产，也就是可以在城市体面而有尊严地生活下来。
从当前农民工的总体状况来看，农民工的绝大多数不能在城市获得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机会，他们离不开村庄的生活，他们在城市务工经商，而在农村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在城市赚钱，而在农村实现人生目标。这样一来，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就是通过劳动力的输出，带来资源的输入，农民工不断地从城市务工获取收入，以此滋养农村的家庭生活。
1980年代分田到户以后，中国绝大多数农村都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因为人多地少，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农民仅仅依靠农业，不能获得高的收入。1970年代沿海农村出现了离土不离乡兴办乡镇企业的高潮，大量农民转移进入乡镇企业，农民收入有了提高。
沿海地区乡镇企业较快的发展及就业上的离土不离乡，首先拉开了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农村农民收入的差距。到1980年代末，沿海工业快速发展，城市经济具有了极强的吸收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全国劳动力市场开始形成，中西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开始离土又离乡地向沿海和城市转移。自此，中国出现一波又一波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潮。
在形成全国劳动力市场之后，尤其是那些人多地少，经济贫困的农村地区，农民从农业中已难以获取较高的劳动回报，进城务工经商可以获得远高于农业的收入水平。越是人多地少及越是经济贫困的地区，农民越是有着强烈的外出务工经商的积极性，因为在统一的全国劳动力市场价格下面，同样的务工经商收入对于贫困地区具有更高的边际效用。
从1980年代末至今，大规模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已有20年时间，第一代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要么已经在城市买房安家了，比如一些建筑业的包工头，在离土又离乡的进城中获得了大量机会，赚了不少钱。但对于绝大多数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来说，他们并没有获得足以在城市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的积累。20年一代人，到现在，第一代农民工大都开始退回到农村，他们的子女一代接替他们进城务工经商。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上简单建构一个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描写。具体归结为以下三点：
1、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及其价格机制的形成，对人多地少经济贫困地区农民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民首先响应城市统一劳动力市场的价格诱惑，离土离乡，进城务工经商。
2、1980年代以来的20年时间，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中，除极少数人以外，绝大多数农民工都不得不返回农村，他们的子女接替他们成了第二代农民工。
3、农民工进城，不仅缓解了农村人多地少的农业困境，增加了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获得收入增长的可能性，而且，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工将在城市务工赚到的钱带回农村，从而增加了农民收入，带动了农村消费，繁荣了农村市场。
现在的问题是，农民外出务工已经20年，这20年的农民外出务工对不同地区农村造成了哪些影响，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有何差异，农民离土离乡外出务工对于中国长远发展前景具有什么含义，及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办法。其中的核心是，我们要理解农民外出务工的逻辑。先让我们看两个例子。
二、作为村庄社会关系再生产手段的进城务工，或作为小农兼业行为之一种的进城务工
英山农村人多地少，土地贫瘠，在农民外出务工前，英山农村的经济条件相当差，农民生活仅仅是维持温饱的水平。1990年代以来，英山农民开始大量外出务工经商，主要从事建筑、装修和轻纺行业。在当前英山农民的收入结构中，外出务工收入至少要占农民家庭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我们调查的雷店镇程咀村，全村2000人，常年有400多人在外务工，平均每户有一人在外务工，一个人在外务工平均年收入7000―1万元，则程咀村每年可以有300万元左右的务工收入。而农民从农业（主要是近年来发展的茶叶）中获得的年总收入不足300万元。
英山县程咀村村民大规模外出务工始于1990年中期，目前村里的主导产业茶叶也是最近几年才发展成为气候的。应该说，在2000年前，程咀村仍然相当穷，典型就是村里几乎没有像样的房子，而大多是砖瓦房，其他的房子则是土墙瓦房。1990年代初期有人外出务工赚钱，并在1995年前后在村里建了最早的几栋楼房后，村民大受刺激，村里出现了一个加速的外出务工潮。大量村民外出务工，从城市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收入，这些收入很快就变成了耸立在村中的楼房和其他各种以前从未有过的消费。
至2007年我们到程咀村调查时为止，全村503户，已建有260栋楼房，其中绝大多数是三层楼房。三层中的第三层其实只有半层，不能住人，可以起隔热作用，但建第三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好看。自1997年程咀村购买第一台摩托车，到我们调查的2007年底，全村已购买400多台摩托车。村民购买摩托车是为了交通的方便，但又不全是，因为相对于程咀村村民的收入水平，一台摩托车5000元左右是相当昂贵的，程咀村村民郑长球有一子一女，儿子在县城工作，女儿在苏州打工。儿子结婚买了摩托车，女儿出嫁也买摩托车作为嫁妆。因为女婿家里条件不太好，且女儿女婿都在苏州务工，郑长球女儿女婿将家临时安在郑长球家，春节回来也在郑家过年。这样，郑长球家里就有两台摩托车，但实际上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婿，都仅仅是在春节回来过年时骑上几天，摩托车的实际作用很小。郑长球家有两台并不实用的摩托车，并非程咀村的特例，而是普遍的情况，因为村民买摩托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攀比。
攀比不仅发生在建房和购买摩托车上，而且发生在几乎所有方面。比如郑长球为女儿置办的嫁妆就有摩托车。郑长球是普通农民，并无特别的收入，但他为女儿置办嫁妆，一定不能比别的村民差，用卡车拖嫁妆必须装得满满当当。女孩出嫁时，接新娘的也不能只是一台拖嫁妆的卡车，而要有两辆以上的轿车来接。结婚典礼之前，新娘新郎要到县城花几百上千元照结婚照，要在县城或镇上给新娘化妆，结婚典礼时要请专门的摄影公司录相并刻光碟留念。英山农村办红白事的排场越来越大。
英山农村的酒席也越办越好，酒席办得桌数多，是十分荣耀的事情。程咀村副主任杨主任的小儿子结婚，办了70桌酒席，创下程咀村的记录。杨主任为办酒席而累病了，但他高兴，调查时讲起这事，杨主任的自豪溢于言表。在英山农村，办酒席几乎是不赚钱的，因为酒席必须要上档次，一般婚事，办酒席支出1万元，而收礼也只有约1万元。10年前，红白事送礼，邻里只送10元就行，现在则涨到至少30元，不然，送礼的钱还不够吃酒的成本。
在英山农村，送礼是村民极大的负担，有时一家一天要送出五、六份礼，即使每份礼只送30元，一天也要送出100多元，这尤其对仍参与人情循环的老年人是极大的压力。程咀村老支书张太平2007年已有68岁，他与妻子一年摘茶叶总收入不足3000元，每年送礼就得花去1000多元。一般农户一年送礼的钱在3―4000元。英山农村红白事、建房子、考大学、做生日等事项的送礼，一般是本村民组邻里都得送，另外就是亲戚朋友送。改革开放以来，邻里送礼由一元、二元，一直涨到现在至少30元的档次，直接原因是酒席越办越好，送礼的钱仅相当于吃饭的伙食费。英山农村并不富裕，尤其是象老支书张太平，很有限的收入，却不得不花费相当部分于送人情上。
吊诡的是，无论是办酒席收人情一方，还是送人情一方，都不能从人情往来中得到好处，却看不到人情消减的趋势。
小结上述英山县农村的状况，随着农村经济条件的改善，农民将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改善住房交通条件，用于举办更体面的典礼和更大规模的人情往来。一般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自然而然的。收入水平的提高改善了村民的生活条件，村民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可以追求体面的社会关系。问题是，英山农村在建房、购买摩托车、典礼及人情方面的支出，攀比的成分很高，从纯经济角度看，显得不太理性，因为无论是建房和购买摩托车，很多都超出农民的实际需要及农民的实际经济承受能力。英山农民外出务工经商赚的钱被用于村庄内部的相互竞争中，且因为可以从外面务工经商赚钱，而强化了村庄内的面子竞争。
村庄的面子竞争，是村庄任何一个人都难以逃脱的命运，除非甘愿被排除在村庄主流以外。老支书张太平之所以用全年总收入的1/3来参加村庄的人情循环，是因为老书记不愿被排除在村庄主流以外。有些比张太平书记更困难的老人终于不再有能力参加人情循环，他们在村庄内就被排除在外，社会性地死亡了。村庄中的一些光棍也不参加村庄人情与面子竞争，这些人也不被当作村庄主流社会的一部分。人情循环虽然年年要出钱，却是相对较少的钱。在英山农村，农民最大的支出压力是建房子，一栋二层半的楼房要花10多万元，对于英山农村来讲，这么多钱显然是不容易积攒的。我们在程咀村调查，全村一半以上农户是借钱建楼房。
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对于英山农民的生活状况起到了十分有趣的作用：农民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不仅提高了农民在村庄的生活条件，改善了居住环境，而且刺激了农民在村庄的竞争。在农民大规模外出务工经商之前，英山农村农民的收入相差不大，村庄经济分层不明显。到了1990年代，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可以获得远高于农民务农的收入，一些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在不长时间即赚到了一笔相对当地农村很高的收入，他们用这笔收入来建新房子，来购买奢侈品，来举办更为体面的婚礼，总之，来在村庄中做那些分层中处于上层人士所可以做成的事情。当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在外面赚钱，从而提高了他们在当地的声望和地位时，外出务工行为就会引发连锁效应。越来越多农民外出务工经商，以可以赚钱来维持在村庄中相对较好的分层位置。
村庄中，越多的人外出务工赚钱，村庄内就会越发强烈地感受到相互竞争的压力，村民就越是不得不外出务工赚钱来应对这种压力。由此形成了一个为了维持在村庄的面子竞争和维持相应社会分层位置而外出务工赚钱的逻辑。
这个外出务工的逻辑，对于那些缺少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是相当不利的，对于那些分家单过的老人也是相当不利的，若这些家庭或老人要想维持住过去在村庄分层中的位置，他们就不得不借钱赶人情（及“翻墙躲债务”），不得不借贷建房。为此欠下债务，这些债务成了缺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家庭生产外出务工人员的动力，及老年人试图通过摘茶叶等劳动来维持村庄地位的源头。
这样，在英山农村，农民外出务工经商的后果就颇为有趣，即农民外出务工经商获取的资源提高了他们在村庄的地位，从而使更多农民外出务工经商。不能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必须从其他途径比如采摘茶叶、开小商店、跑运输等获取收入。农民强烈地投入到提高收入的竞赛中，提高收入的目的是在村庄中维持住面子。村庄的面子竞争是农村既有的传统条件下的行为，是与农民一般性务工有着相当不同逻辑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