盯在背后的眼睛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几位到安徽阜阳做社会调查的大学生那里看到了一份当地农民自己起草的《农民维权协会章程》。

章程上写着：该维权协会以“以理性维权、科学致富、文化启蒙”为活动内容，为农民利益向社会呼吁，倡导农民通过理性合法的方式维护自身权益；如实反映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的现实状况，为政府在农村的工作献言献策。

据大学生们说，该协会已在民间活动了两年有余，正逐渐成为当地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和农民权利的维护者。我决定去那里看看。

“我告诉你，你再要往上告，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抓起来”

沿着泥泞的机耕路走进阜阳三合镇南塘村时，村委会大门上的一幅对联映入眼帘：反贫困反愚昧，万众一心反腐败；求科学求民主，亿万群众求康泰。由附近几个村子村民组成的文艺宣传队正在那里演出。一间大屋子里坐满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村民，节目内容是自编的，既有快板、评书，也有小品、歌舞，说的是农村税收政策，唱的是村民自治法规。

组织这支文艺宣传队的是一群自发组织起来的农民维权代表。

29岁的杨云标是他们中的核心人物，成立农民维权协会的事最先就是由他提出来的。

杨云标说：“刚开始时，我们维权都是以个体为主，自己写控告信，然后跑到有关部门反映问题，也有的人进行暴力对抗。但是，个体维权者往往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权势阶层，或者是强大的家族势力，在这些人面前，个体抗争的结果常常是遭受到更大的权利侵害，有时甚至是灭顶之灾。”“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因为上访，两次被抓，挨过打，罚过跪，女朋友吓得逃回了老家。我们这些维权骨干，过去因为维权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受到过打击报复，有的人甚至被整得倾家荡产。”

1998年，杨云标从西安政法学院大专班毕业，为了潜心复习参加全国律师考试，他回到了阔别3年的家。

他说：“没想到回家后，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村民偷偷来找我，他们告诉我，村干部贪污腐败，找种种借口罚款、收提留，每年都要收走几十万元，可这些钱用在了哪里村民不知道。对交不出钱的，村干部不是带人到村民家牵牛弄粮，就是逼村民去借高利贷，要不就得被关起来挨打。他们问我说‘你是学法律的，你说该怎么办？’”

一天晚上，来了一位叫唐殿林的村民，他的讲述让杨云标彻夜难眠。

农民负担卡上明明规定人均收提留140元，可是村里不但收了160元，还加上了名目繁多的种种摊派，每个农民一年实际要上交300多元。有的村民被搜刮得连买盐的钱都没有，孩子因交不起学费辍学。村干部却说村里欠了18万元的债务，强行要村民按每人每年73元还债。唐殿林带头起来反对，村里每年仅各种罚款就收走了几十万元，这些钱到哪里去了？村里的债务是从哪里来的？

在村民的抵制下，这年，村里摊派的73元债务大家都没交。可到第二年村里摊派的债务又涨到了108元。村干部挨家挨户强行要村民交钱。一位妇女说；“我连吃盐的钱都没有，拿什么交啊……”话还没说完，几个村干部便冲上来抓住她的手，强迫她在一张欠款单上按下手印，然后拿着留有她手印的欠款单天天上门要钱。

村民们忍无可忍，强烈要求对村里的账务进行清查，并推选唐殿林等几人为清账代表。开始，村干部死活不同意清账，唐殿林等人一次次反映到镇里，最后，镇里勉强同意清账。一清，问题出来了，不但账目混乱，白条多，吃喝账多，而且多项收入没有入账，仅1997年至1998年，村支书等几名村干部就贪污了4万多元，而且还有3万多元超生罚款不知去向，至于那些数额不小的白条就更是一笔糊涂账。

见查出了问题，镇里紧张了，镇领导找清账小组组长唐殿林谈话，一是不能将清账情况往外说；二是要他代表清账小组签字，证明账没问题。唐殿林拒绝了，明明有问题，为什么要我睁眼说瞎话？

第二天，一辆汽车开进村里，上面坐着镇计生办和派出所的人，他们要抓唐殿林的爱人，罪名是超生。超生是几年前的事，而且罚款也交了，怎么现在又来抓人！村民闻讯纷纷赶来，他们紧紧围住车子不让他们将人带走。车子只好调头走了，却将住在另外一个村子的唐殿林的岳父给抓走了。镇干部派人给唐殿林捎话：“只要签字证明村里的账没问题，我们马上放人。”唐殿林仍拒不签字。

唐的岳父一直被关在一间小屋里，吃喝拉睡都在里面。23天过去了，老人终于病倒了。唐的亲戚见状，瞒着唐殿林买了烟酒去镇上疏通，也许是怕人死在镇里不好交代，镇干部答应交5000元罚款就放人。

唐殿林东借西凑交了5000元，老人才放出来。可是从那以后，唐殿林家无宁日，村干部经常冲到家里骂他、威胁他。唐的爱人一气之下撇下他和孩子外出打工去了。

维护合法权益的人受迫害，贪污、挥霍村民血汗钱的村干部却逍遥法外。杨云标将乡亲们反映的问题整理成材料分别寄到市、区有关部门。

一天晚上，一名镇干部带人一脚踹开了杨云标家的门，指着他说：“你不是写信告吗，我们现在要调查这件事情，你跟我们走一趟，有话要问你。”杨云标说：“你们要抓我，得出示公安部门的证件，否则，你们没有权力带我走。”来人理屈词穷，只好走了。

第二天深夜，一辆吉普车又开进村里，这次来了七八个人，有镇干部还有派出所的人，要抓杨云标的女朋友，说她没办暂住证。杨云标说：“她是来探亲的，又不是长住，为什么要办暂住证，你要抓她，拿文件出来。”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一些村民闻讯纷纷赶来，众怒之下，吉普车只好开走了。

杨云标认为这是打击报复。“第二天一大早，我坐车赶到阜阳市，我找到区信访办，向他们反映南塘村的问题和自己遭受打击报复的事。对方端着茶杯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一副极不耐烦的样子，我还没说完他就要赶我走。我说，如果区里不解决南塘村的问题，我们将越级上访。对方一听，顿时恼羞成怒，威胁我说：‘我告诉你，你再要往上告，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抓起来。’”

杨云标和唐殿林对依靠当地政府解决问题失去了信心。他们决定到北京上访，他们一直坚信中央的政策是好的，是保护农民、维护农民利益的，好政策是让一些基层干部执行坏了，是歪嘴和尚念歪了经。

1999年3月初，揣着盖有300多个血红手印的联名上访信，杨云标和唐殿林踏上了去北京上访的路。唐殿林将家里养的一头猪卖了做盘缠。

这次上访的结果是，镇里答应进行第二次清账。这次查出的问题更大了，村干部1998年至1999年贪污村民卖粮款两万多元，7万多元集资款没入账不知去向……共查出贪污、违纪金额40多万元。

杨云标说：“我们将查账结果报到镇里，镇里一直拖着不处理。我家的门上被人贴上了‘再告状，小心你的脑袋’的恐吓信。”

在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2000年4月，南塘村村民自发集资1000元，委托杨云标再次去北京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一位穷得连盐都吃不上的村民找人借了两元钱执意要杨云标收下，她说：“你一定要将我们这里的情况如实告诉中央领导，我们已经被逼得没活路了。”

可就在阜阳火车站，杨云标遭非法拘禁，上访材料也被搜走了。

几天后，刚放出来的杨云标悄悄绕道亳州，他将上访材料分别投送到中纪委等有关部门。

“个人维权不但成本高，风险大，而且效益低”

2000年10月，安徽省委督察室派出督察组，会同市、区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来到南塘村。

谈起调查组进村的那天，杨云标仍很激动：“督察组负责人来到我家，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我们对你的行为表示肯定’。当时，我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后来杨云标知道，调查组来村里是因为安徽省一位副省长看到了他的上访材料，并马上作出了批示。

调查组挨家挨户与农民座谈，并清查了村里的账目，最后得出结论，杨云标等村民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最后，村支部、村委会干部被集体撤职，3名村干部被开除党籍，三合镇党委书记、镇长等人分别受到党内或行政处分。

这件事在当地引起轰动，四邻八乡的村民纷纷奔走相告。杨云标说：“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找我，有邻村的，还有外县的，反映的都是乱收费乱抓人村账目混乱干部贪污腐败这类的事，有的人走到门口就跪下了。我从早到晚听情况，然后调查，帮他们写材料。这时我才意识到，南塘村的问题并不是个别现象。”

阜南县柴集镇张寨村村民告诉杨云标，2000年以前，农业提留之外的各种摊派都是村干部说了算，说要多少就要多少，一年下来，每个村民实际上交达到三四百元。对交不出钱的农户，不是没收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是非法拘禁，逼着他们给村干部打欠条，然后逼他们借高利贷还债。村民张恒钦、张学生、张金喜将这些问题反映到有关部门，问题不但没得到解决，张恒钦遭村长殴打；张金喜两次被抓；张学生被戴上镣铐非法拘禁，一天一夜不给吃喝。

颖州区三合镇孙庄村张勇等十几位村民拿着有全村村民签名按手印的举报材料来找杨云标，反映：孙庄村财务混乱，村干部造假账、做假账、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村民常振礼因交不出提留与村支书顶撞了几句，村支书便怀恨在心，诬陷他偷了东西，让派出所将他抓起来，用胶布封住眼和嘴往死里打。因农业负担过重不堪忍受，孙庄村已有几十户村民被迫背井离乡，所承包的土地大片荒芜。张勇、宁克生、王思林等人到有关部门上访反映问题，该村书记听说后花钱雇用黑帮流氓收拾他们，王思林被地痞拉到书记家里进行毒打；宁克生被地痞追上门来警告威胁；张勇差点被村支书的儿子带来的几个地痞流氓拿刀劈死。

程集镇三坡村的村民告诉杨云标，村民清账小组在清理1994年至1998年账目后发现，9名村干部4年中贪污、挪用及不合理开支达到115万多元，致使村里债务高达140万元。可是账查出来后却一直得不到处理，村民联名上访了4年，至今仍无结果。为阻止村民继续上访，有人切断了三坡村通往外面的所有电话，并通知镇上所有的复印打字店，不准给三坡村村民打印材料。

阜阳市从1999年就开始实行村民自治，可是在有些村，村委会选举仍黑箱操作，愚弄百姓。

一天，杨云标家里来了几位农民，他们都是三合镇任郢村的村民，谈起现任村委会主任刘某，一个个义愤填膺。村委会换届时，刘某为了能当选村委会主任，雇人为自己拉票，选举时，不设秘密投票箱，而是将村民集中在一起，刘某雇用的人公开在人群中为其拉选票。村民推举的选举委员会形同虚设。最后，刘某如愿以偿当上了村委会主任。刘上任不久，上面给村里拨了一笔农业开发款，刘某将这笔开发款私下“安排”给了自己和自己亲戚以及一些村干部。有村民偶然从镇里看到了这份“分配”名单，然后将此事反映到镇里，事情才败露。村民们对杨云标说：“如果继续让这样的人在村里当道，老百姓哪里还有活路！可是我们一次次向上面反映刘某的问题，上面一直不处理。”

杨云标说在那段日子，他的心每天都沉重如铅，他说：“当权利被侵害时，面对权势，有的人选择了躲避，守候着人性的底线；有的人选择了逆来顺受，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也有的人选择了反抗，但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从我自己和周围一些人的经历看，个人维权不但成本高，风险大，而且效益低，这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中国最大弱势群体的农民没有一个真正能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这注定了农民的权益一直被社会普遍漠视着。而在这种长久的漠视中，农民的权利意识被阉割了，农民对自我权利的诉求被忽视了，人口最多的农民被集体边缘化了。”

“集体维权的力量是强大的，一个群体的诉求是很难被轻视被忽略的”

就在杨云标开始作上述思考时，赵王村的一群农民正在为保护自己的权益集体抗争着。

他们中的领头人叫王秀华。王秀华当过多年村妇女主任，热心快肠，为人耿直，1990年外出打工，1998年返乡。

我去南塘村的那天下午，王秀华正忙前忙后地组织文艺演出，她是宣传队挑大梁的主角。演出结束时天已经黑下来，我和王秀华一起来到杨云标家，在昏暗的灯光下，她跟我谈起回乡后的经历：“我回来的那天，刚好是赶集的日子，在镇上遇到本村一位村民，他见了我一下就跪下了说‘秀华啊，你回来领着大伙儿干吧，这日子让那些王八蛋们糟蹋得没办法过了，老百姓连吃盐的钱都没有啊。’回家后，几乎每天都有村民来跟我说村里的事，村干部向村民强行摊派劣质土豆、大蒜种子，市场上的优质土豆一斤才卖2角多，村里摊派给农民的劣质土豆每斤收了9角钱；村里既未建学校也未办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