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一条越走越窄的小农经济“老路”

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主要生产粮食，原来是一个很穷的小村子。户不满百，人只有三百七十多人。

1978年，他们因为带头搞了土地“承包”（大包干），便成了农村致富的典型。有些人，甚至把它说成是“闯出一条拯救中国农村经济”的“新路”。然而，熟悉内情的人却认为，小岗村搞的“承包”，尽管土地是公有，但从一家一户的经济模式来说，实际上仍然是一条越走越窄的小农经济的“老路”。农民走这条“老路”，只能不断走向两极分化，并不能达到共同富裕。

现在，小岗村的“承包户，已经推广到全国农村，而且“包”字进城，已经推广到城市的诸多领域。自然，要搞清楚小岗村这条“新路”，还得从小岗村来考察。

小岗村位于淮河中游东南，离淮河约20公里左右。据史料记载，小岗村及其所在地凤阳县，古时候就比较富庶，当时曾有这样的谚语：“走千走万，抵不上淮河两岸”。可是，自从1194年黄水夺淮之后，由于淮河的入海通道被淤塞，小岗村及其所在的凤阳县，也就水旱灾害连年不断，以致农业衰敝，民不聊生。

就在这灾害频仍、饿殍遍野的1328年（元64年），被称为农民皇帝的朱元璋，在凤阳县一家贫苦农民家里诞生了。朱元璋从小就征受苦难，曾给地主放过牛，种过田，还当过和尚。后来，朱元璋率领农民起义军，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了大明帝国。照理说，农民起义的胜利，应当使农民美好的愿望得到满足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不仅没有解决农民的水旱灾害问题，而且还是连年不断给凤阳人、包括小岗村人带来深重的灾难。农民由于一家一户分散搞单干，抵抗不了天灾人祸，只好背井离乡，外出逃荒。他们一边打着花鼓，一边含着眼泪唱道：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 我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农民日夜盼望能摆脱这种苦难生活的煎熬，可是直盼到1949年，小岗村农民才和全国人民一样，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当上了新中国的主人。

建国初期，小岗村和所在地凤阳县，即对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农民通过互助合作，组织了起来，走上了集体的道路。在这期间，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淮河水系所属地区进行总动员，投入了一场移山倒海的伟大斗争。这次治理淮河，对穷山恶水进行了规模宏大的改造。他们建造了许多山谷水库、湖泊和洼地蓄洪区，而且，还疏浚和开挖了数条大型运河，培修和加高了淮河大堤，从而控制了淮河洪水的泛滥。

由于小岗村属于岗地，往年都是十年九旱。与此同时，小岗村农民和附近农民一起，又修建了一座比较大的燃灯水库（长20华里，宽10华里）。很多人都说，当年修水库是不拿工钱的，但人民热情高、劲头足，干起活来就像是拼命。十几万民工日夜苦战，工地上的喇叭唱个不停：“燃灯水库，燃灯乡，十三万人民喜洋洋，……”俗话说，人心齐泰山移。组织起来的人民，确实有那么一种翻天覆地的力量。小岗村在治理淮河和农业集体化之后，粮食产量逐步稳定在十八、九万斤，好年成可以达到二十万斤，基本上解决了吃饭问题。从此，小岗人也和其它凤阳人一样，告别了十年九荒的悲惨岁月，告别了“身背花鼓走四方”的苦难生活。

1978年，小岗村大旱。原任老支书严俊昌（当时是队长）和他的堂弟现任村长严宏昌（当时是副队长），被逼得无路可走，只好搞起了“承包”（大包干）。

当然，小岗村搞“承包”，这和当时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关心也是分不开的。据说，万里曾五次（一说六次）到凤阳，并亲自到小岗村进行指导。万里十分赞赏小岗村搞“承包”，他对群众和村干部说：“我就想这么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万里离开时，汽车开得很慢，他探头车外，叮咛严俊昌一定要把地种好。汽车走了一段，万里再次探头车外，嘱严俊昌要向党讲真话。汽车行至村头，万里第三次招呼严俊昌过去，说：“如果有人查你，你就说我同意的，让你干5年。”

“承包”的第一年，小岗村就收了13万斤粮食。虽然说，这个数字还赶不上农业集体化时的20万斤产量，但比起刮浮夸风和共产风时的三万斤，已经远远超过了。而且，由于农民改用良种和开垦荒地，小岗村在“承包”的头几年，粮食产量还不断有所增加。这样，便又刮起了一股浮夸风和私有风，说是“一包就灵”，小岗村真的脱贫致富了。

不过，后来继续从小岗村传出消息，说因为刮浮夸风和私有风，小岗村又一“滑坡”了。算起来，小岗村从带头搞“承包”到今天，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那么，今天的小岗村又变得怎样了呢？

一、脱贫致富之谜

2000年的冬天，天上已经飘起了雪花，我们先到了凤阳县城。

一下长途汽车，就碰到一位名叫杭玉兵的小伙子。这位小伙子原是汽车司机，现年31岁。他因汽车从“承包”到私有，已是无车可开，只好在汽车站上，和母亲一起使一个小馄饨摊子。这小伙子心直口快，一听说我们要去小岗村，连连摆手说：“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去，小岗村穷得很，没有什么好看的。你们还不如去看看名胜古迹，这里朱元月的祖坟明皇陵，还有朱元湾当和尚的龙兴寺，都比小岗村好看。”

我们问：“你熟悉小岗村吗？”抗玉兵说：“太熟悉啦。1998年，江泽民总书记来视察之前，县里派我，还有另外一个汽车司机，把两卡车饲料粮拉到小岗村去，说这是任务。可等江泽民一走，又让我们把饲料粮拉回来了。”

我们很奇怪，忙问：“又拉回来干什么？”杭玉兵笑笑，说：“这是县里的粮食，为什么不拉回来，拉去是让他们看的。”

听了杭玉兵的话，更使我们弄不明白。既然说，“一包就灵”，“承包”能致富，那小岗村“承包”了20多年，为什么还这么穷呢？

我们到了小岗村，访问了不少农民家庭和男女老少农民老乡，才算了解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和情况。

有一位名叫严立坤的老农，长着一双浓浓的眉毛，说起话来很直爽。他一谈起村里的情况，就非常生气，他说：“县里不知是怎么想的，小岗村的事不让小岗人来办。比如平整土地，小岗村明明有推土机，他们偏偏不用，非要到别的地方去调了推土机来用。”

老农严立坤越说越气，又说：“有些干部，就是不讲实话，不办实事。就说1998年吧，江泽民到小岗村来视察，人还没有来，镇上早早就打招呼，说有意见，有问题，先不要谈，你们放心，以后一定解决。镇上打过招呼以后，县里又来第二次打招呼。县里打过招呼以后，地区还不放心，又来第三次打招呼，说不要讲。”

讲到这里，老农严立坤放大嗓门，气吼吼地说：“你们说，这样打招呼，谁还敢讲真话啊？！这还不说，人走了，茶也凉了，到现在，离江泽民视察已经两年多了，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他们连人也不来了。”我们只好笑笑，说：“不是说你们已经先富起来了吗？”严立坤一听，眼睛都瞪圆了，说：“富个鬼，有口饭吃就算不错了。”

当然，这也不能说上面领导对小岗村不关心。据我们了解，上面领导曾经花了不少钱来“包装”小岗村。现在，小岗村属于小溪河镇管辖，而在江总书记1998年来视察之前，从小溪河镇到村里只有一条土马路，坑坑洼洼的，一到雨天，就泥泞不堪，很难走汽车。小岗村听说江总书记要来，忙向镇里报告，要求修一条马路，但是镇里没有钱。后向县里报告，县里也说没有钱。最后报告到省里，省委书记才从财政上拨了二百多万元，给小岗村从小溪河镇到村子里修了一条八公里左右长的柏油马路，另外，在小岗村西头，还建造了一座很气派的牌楼。县里为了表扬18户农民按手印带头槁“承包”的首创精神，并免费给18户农民安装了电话（每户仅收电话机费160元）。同时，还在小岗村专门布置了一个“小岗村大包干20周年展览室”。

不仅如此，在此之前，县里和省里已经给小岗村西头好几家修造了十分整齐的院墙，院墙虽说不高，但已经把几户农家的一些破破烂烂的东西遮挡起来了。据村里农民说，村里小学校那幢宽敞明亮的洋搂，以及高耸云天的自来水塔，也都是省里来修建的。此外，江苏省张家港市长江村，还无偿支援小岗村100多万元，在村里修了一条宽广的水泥马路，马路两侧，裁有冬天不落叶的长青树，并竖了一块石碑，石碑上刻着“友谊大道”四个大字。

走进小岗村，乍一看外貌，感到小岗村确实已经富起来了。特别是展览室，展出的粮食产量数据更是吓人。1978年粮食产量是3万斤，1997年粮食产量已达到120万斤，竟然增加了39倍。

然而，不少农民对这个展览却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把官僚主义者刮浮夸风和共产风所造成的粮食减产到三万斤的恶果，也算在小岗村搞农业集体化的帐上，而用它来与“承包”后并不实在的粮食产量作对比，是不科学的。这样一来，也就用“承包”把小岗村搞农业集体化的成绩否定掉了。不少农民还认为，“展览室”里另外有一些东西也是不实在的。

我们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先找到村长严宏昌的亲弟弟严富昌，他告诉我们：“这个‘展览室’是县里搞的。小岗村农民最了解小岗的情况，可县里就是不让我们小岗人讲。他们搞了个讲话稿子，让小青年背得滚瓜烂熟，然后像电视里广播新闻那样，一句一句背着向参观的人介绍。”

我们想，严富昌是村长严宏昌的亲弟弟，现在既然村长严宏昌已经先富起来了，通过先富帮后富，严富昌恐怕也富起来了吧。我们笑着问：“村长对你家搞先富帮后富，你家大概也像‘展览室’说的那样，已经脱贫致富了吧？”

严富昌直摇头：“村长没有帮过我家一分钱。现在一家一户各顾各，哪有什么先富帮后富。实话对你说，我家没有脱贫致富。”他指着草房一角的屋顶让我们看。这里有一个大窟窿，通过窟窿，晴天可以看见蓝天白云，晚上可以看见月亮星星，一到雨天，这里就漏个不停。

严富昌无可奈何地叹了声气：“没有办法，想盖房子也没有钱！”他又指指挂在墙上的一只空破木匣和电话线，说：“你们看，这就是江泽民来视察之前公家给我家安装的电话。没有想到，不打电话，一个月也要交八、九元钱。我家用不起，已经把电话机送给别人了。”

这时，一个青壮妇女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冲着我们笑笑，说：“实在对不起，没有烧开水，也不好给你们倒开水喝。”原来，这妇女就是严富昌的妻子，名叫张长淑。她老家是四川渠县，因家里生活困难，从小就跟人到了这里。她和严富昌结婚时，才只有16岁。现在，她已是32岁。她和严富昌生了两个儿女，大儿子16岁，二女儿14岁，都在离这儿8公里左右远的小溪河镇，住校念初中。他们算了一下，让两个孩子上学，除吃自己的粮食不算以外，一年还要花三千元左右（据称，住校念初中，要收学费、书费、板凳费、课桌费、保险费、住宿费等，一学期是500多元。伙食方面，菜费每天是？角，主食则由学生自己带米，校方收取蒸煮费。学生在伙食上，每月至少也要花几十元）。严富昌想了想，搬着指头数了几下，说；“我们家种14亩地，今年因年景不好，只收了六、七千斤粮食，就说每斤粮食能卖0．45元，也只能卖三千元左右，只够让两个孩子念书用的。”（稻谷的国家保护价虽然是每斤0．53元，但在压级、压秤、压价之后，实际上卖不到这个价。而且，有些农民由于人力和运输方面的限制，很难到粮站去卖，只能将稻谷卖给上门收购的粮贩子。）

严富昌说着说着，难过得几乎要流出泪来：“真没有想到，搞‘承包’，把别人‘包’富了，却把自己‘包’穷了。”

严富昌一家的生计确实有些困难。去年，严富昌被毒蛇咬了，花了一笔钱。谁知祸不单行，今年他老婆张长淑的腿又让马路上的车子撞了。张长淑到镇上去看了医 生，绑了石膏，原以为没有事了。没有想到，等打开石膏一看，医生又说要照片子检查。据说，检查还要花百十来块钱。严富昌、张长淑十分为难，因为搞不到钱，也就没有检查，只好拖着。

我们反复劝严富昌和张长淑，不管怎样，还是要去治。我们说：“张长淑只有32岁，还年轻，治好了，总可以多一个劳动力吧。”

几天以后，我们在路上碰到张长淑。她笑眯眯的，说：“去检查了，医生说我不会残废，等治好了还可以劳动。”后来，我们走到张长淑家门前，她丈夫严富昌正在用手扶拖拉机打场。严富昌还是那么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他抬头瞧瞧我们，叹着气说：“不行啊！现在柴油太贵，一斤要四元二角，打一场稻谷就得用10斤柴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