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午的温情桃源梦

一个颇有儒家之风的企业主的乡建梦，面临怎样的未来？

孙大午的温情桃源梦

本刊记者 石 破

发自河北徐水

天空下着小雨。河北大午集团总部门口冷冷清清，路边有几辆出租车，司机躺在驾驶室里酣睡着，厂区里也很少有人出入。

孙大午的秘书靳凤羽向记者透露，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董事长孙大午及其两个弟兄被捕后，集团陆续辞退了400多名员工，包括解散了一支建筑队。集团两项在建工程―大午中学图书馆和饲料公司大楼也都停下来了。

同样停下来的,可能还有孙大午的“世外桃源”梦想。就是这点，吸引记者前往大午集团。

固守乡土

记者探望了孙大午的父母。孙大午的家庭背景，既有传奇的一面，也同样有许多创业者曾经经历的辛酸。

他的父亲孙凯83岁了，背驼到近乎90度。他说，年轻时，他每天挑100多斤小麦，步行到100多里外的易县，卖掉小麦，再挑些豆子回徐水，一天能走一个来回。现在的驼背都是那时落下的毛病。

孙凯是郎五庄最早入党的干部。抗战时期，郎五庄是拉锯区，作为一名抗日战士，孙凯整天神出鬼没，守家的妻子刘凤兰为此受到敌人的折磨。为了免遭杀害，孙大午的舅舅替孙凯报名参加了一个反动会道门组织。解放后，这段历史被揭出，孙大午的父亲受到处分，后来更因此脱党。

孙大午三四岁时，也就是大跃进前后，父亲还曾挑着他外出讨饭。孙父说，郎五庄十年九涝，一直很穷。解放前，这村里的财主还不如其他村的富农过得好。

孙母回忆说，有次，她用玉米面拌野菜，贴了一锅饼子，孙一人就吃了半锅。孙母说你别吃了，你两个弟弟还没吃呢。

小时候的穷，在孙大午的记忆里留下了深深烙印。那是一种普遍的、深重的穷苦农民生活。为了摆脱这种生活，1970年，刚满16岁的孙大午，虚报年龄，想尽办法当了兵。

“我从小有两个心愿，可以说是既定的两个发展方向：一是考大学，二是当兵。上大学的愿望落空后，我决定报名参军。因为社会地位、政治荣誉、个人前途，只要参了军都可以得到。‘一年兵，两年党，三年进工厂’，谁不向往？仅以我们村为例，五个征兵名额，报名的适龄青年就有150名。”

1985年，已经转业分配到徐水县农村信用社的孙大午，让妻子刘惠茹出面，与四户农民联合承包了村里一片荒地，开荒种树，养鸡养猪。已近花甲之年的父母也参加了最初的艰苦劳作。1989年，孙大午辞去公职，重新回到这片土地，跟家人一起，办起了“郎五庄饲料加工厂”。

14年过去，大午集团已成为河北省最大的私营农牧企业，孙大午成了“亿万富翁”，并在附近村庄扶植了1000多个养殖户。他所出生的郎五庄，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在大午集团打工，他们每年要从集团支取二三百万元工资。

孙凯也来到儿子的公司，不过，他做的只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每天蹬着三轮车，在公司大院里拣破烂，到十几里外的废品收购站出售，每个月能挣几十块钱。他说：“我这是正当劳动，不丢人。”孙大午陪同北京、石家庄的学者参观集团时，他会指着一个正从垃圾箱里翻拣废品的驼背老人，若无其事地介绍道：“这是我父亲。”

“他在给他的儿孙做榜样―我们退了休之后能去拣垃圾吗？”孙大午这样质问听者。

孙父的举动是老实本分的农村人的心态写照。孙大午固守着乡土，他的想法，他的事业就是围绕这样的群体展开的。

作为一个企业家，扩张的冲动也曾经使孙大午力图跳出农字的圈子。大午集团曾开办电子电器公司，生产按摩器、理疗仪等保健设备，并耗资500万元，在全国50个大城市开设了办事处。这些办事处不到一年就撤回了，因为对他们的管理鞭长莫及，有些办事处坑蒙拐骗，给公司造成巨额亏损。一年后，电子电器公司宣告停业。最大规模的扩张尝试失败了。1998年以前，大午集团的对外投资也大多以失败告终。这样的经历一般会刺激一个不甘失败的企业家的雄心。不过，孙大午却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这不仅仅指大午集团固守农牧行业―实际上，激烈的市场竞争已经使大午集团身处一个微利行业。他说：“我们热爱这块我们亲手开辟的土地。”也就是从这个时候，他开始办学，弘扬儒家美德；开始在“亲手开辟的土地”上建设“世外桃源”―大午城。

当时就有人说：无法想像大午集团会走向什么方向。很少有人认为，在一个乡土社会里，能够做成这样的事情。

“我没有一个仇人！”

“我没有一个仇人！”孙大午曾经说。这不像是在表达一个事实，因为纠葛和冲突一直伴随着大午集团的成长。看起来，这更像是他追求的一种情怀。他用思想家的口吻说：“人类历史应该是人类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历史！”

十几年前，当大午集团还是“郎五庄饲料加工厂”的时候，敌意主要来自于村里患红眼病的乡亲们。这其中包括那四户当初跟他合伙，因亏损而退出的村民。他们秋天来摘他的果子，除夕来他家里要钱，“大午正在吃年夜饭呢，他们薅着大午的脖领子，把他甩到了院子里。”孙母说。

也是这年冬天的早上，孙大午被一个村民用铁锤敲破了头、敲折了他护头的手指，并且差点儿把他的腿也打折了。

在这个世代贫困的村子里，针对孙大午的打击来自四面八方。他家的电话线被剪断，果树被砍伐，柴草垛被人放火，1000多块钱的种猪也被毒死了。

他与村委会的关系，似乎也不见得和谐。有些村干部试图收回他的承包地，村里还曾发动党员和群众，一举挖断了大午集团通往外界的四条道路。“跟村里的种种磨擦，他都能私下摆平，该出钱就出些糊涂钱呗，反正是自己的家乡。”靳凤羽说。大午集团每年请剧团到村里演戏、出钱为村里修路，并且承办了村小学用煤、用电的全部费用。每年过春节前，大午集团拿出10万元，给周围十几个村子85岁以上的老人送鸡、送蛋、送肉。

孙大午刻意淡化了与村民们的这些冲突，他自己说甚至想到了耶稣。“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向人们讨口水喝，可是有人却用破布蘸上盐水给他，耶酥说：‘原谅他们吧，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也是这种心态。”

孙大午找到报复他的村民家里，跟他们解释“我是说过私营企业不姓私，但不等于说私营企业就人人有一份，把它共了产”，跟他们说，你们都可以来大午集团上班，共同致富。

孙大午常常谈论儒家和为贵的思想，并深为之折服。这与孙大午所接触到的村庄历史也有关系。他曾遍访周遭村庄所有80岁以上的老人，听他们回忆土改、“四清”及“文革”中的“左倾”的暴力斗争。这些老人最痛恨的，是解放后历次政治斗争中都冲在前头的一个民兵连长、治保主任。这个名叫赵贺的雇农，斗地主的花样层出不穷，他曾在斗一个守寡多年的地主婆时，指使当年的长工爬到她身上，当众羞辱她；他打干部下手特狠，以至于挨整的干部去他那里报到时，要先在腰里围上被单。这个好斗分子的下场是，除了几个村干部，没有人愿意搭理他；没有人愿意把女儿嫁给他做老婆。一直到死，很多人都不原谅他。

孙大午甚至走向了反对一切暴力的极端。他说：“历史的前进不是靠仇杀来推动的。”他渴望和谐。

不过，这种“和谐”在孙大午那里似乎并不包括疏通好和政府管理部门的关系。从1992年以来，他先后跟土地、工商、税务、技术监督等部门打过官司，花费不菲。乡土社会所承受的任意管制和混乱的管理，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但很少有企业家会和几乎天天盯着和管着自己的政府管理部门这么干。

熟悉他的人说他特别固执，非要讨个说法不行。1997年，徐水县地税局在大午集团查了两个月的账，限期纳税138万元，三天完税，孙大午觉得冤枉。后来保定市地税局认定了16.5万元，他还是觉得冤枉，人家说你就认了吧，你这点钱，连我们的汽油钱都不够。他说行。但保定市地税局又加罚10年的滞纳金37万元，检察院都感觉“欠妥”。官司又打起来了，到现在不了了之―地税局不再来要钱了，但已经划走的钱，也不可能要回来。打官司，加上被强行划走的钱，花了百十来万。最终的花费和最初不合理的缴税数额差不了多少。在不规范的环境下，他却很少选择企业家理性的处事方式。

孙大午经常向员工宣扬“思无邪”（思想纯正，没有邪念）和“正而不谲”（作风正派，不耍手段），认为不论内政外交，都应表里如一。作为佐证，孙大午跟部下讲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在骑摩托车回家的路上，压死了一只小鸡。他四顾无人，搞不清这是谁家的鸡。于是，孙大午掏出两元钱，放在了小鸡身下。这是一种典型的“慎独”的君子形象。显然，如果只是和部下这么讲讲，而自己照样按照潜规则行事，这是他难以接受的。

1992年，当第一起行政官司打起来时，孙大午的名字还叫做“孙大悟”―复员回乡后不久，他就改了名。但当这起行政官司打得如火如荼之际，孙大悟可能意识到自己对于人生、社会的奥妙，参透得还远远不够，于是又改回了乳名―孙大午。

孙大午自己常常念叨：打这么多官司，是对事不对人，是对体制，而非某个具体的人。毫不奇怪的是，他认为自己的成功没有代表性。他说，如果有关部门不放开对农民创业的管制，大午集团这样的成功企业就难以成批涌现。也许这就是他悟到的东西。但是，他又能做些什么呢？

儒家乌托邦

建造“大午城”可谓是孙大午个人理念的登峰造极之作。一家私营企业要靠自己建造一座城镇，恐怕全国都没有这样的先例。这似乎是追求乡土社会理想的一个通例：寻找一个世外桃源。

在这个城镇里，有工厂、学校、医院、公园、宾馆。“这里的天是蓝的，水是甜的，人是善良的”。这些善良的人儿“很祥和地生活在一起”，没有腐败，没有不平等。

这块占地2000亩的“大午城”，离郎五庄村不到1公里，离徐水县城约10公里。为了让该城与外界联接得更紧密，1999年，孙大午拨款160万元，铺建了从大午集团通往107国道的水泥路。

“这里是个好人相聚的地方。”孙大午在一首诗中写道：“我们不再担心人情冷暖 / 我们不再害怕世态炎凉 / 好人相聚 / 民间正气参天地 / 好人相聚 / 人间正道是沧桑。”

在“大午城”的建造中，孙大午尤为重视教育―除集团董事长之外，“大午中学校长”是孙大午惟一的兼职。这个学校投资3000万元，其教学楼的豪华气派程度，与一路之隔的大午集团那低矮破旧的办公楼形成鲜明对照。他每周要到学校开三次会，亲自布置学校工作。每有新生入校，他都要亲自作报告，宣讲自己的人生理念。他在学校旁边建起了一座孔庙，为孔子、子路、子贡等人塑像；他还规划投资1000万元，建一座占地100亩的“儒家大成院”，将历代知名儒家事迹用图画、雕塑、文字来展示。他的更远一些的规划，是将整个“大午城”建成一座“儒家文化园林”。

事实上，从1992年创办大午集团起，他就开始给干部们讲《论语》；他曾经邀请50多位学者到大午庄园召开“儒家文化与乡村建设研讨会”；他规定公司职工不孝敬父母的，要写检讨、扣工资甚至被开除；他亲自布置大午中学开设读经课，让学生诵读《千字文》、《三字经》、《弟子规》，并在全校开展“母亲颂”、“师生情”等活动，推行儒家“孝悌”精神。

在大午集团，记者看到一份编制于2002年的《大午集团发展前景》：“大午集团的奋斗目标是，到2005年，建成一个以企业为主，集医院、学校等为一体的现代化小城镇―大午城，就业人数达到5000人，聚集人口达到1万人，年产值达到3～5亿。”

“这个愿望正在实现！”在许多个场合，孙大午都自豪地对听众们说。

如果单从硬件来说，可以说现在的大午集团已然具备小城镇的雏型了，但是谁都知道建造一个小城镇绝不可能如此简单。大午城不但孤悬于各级政府之外，也孤悬于郎五庄村之外，孤悬于该村的基层组织力量之外―孙大午未曾在村里担任过任何干部职务，甚至户口也不在村里。他和他的企业的立足之地，都是从村集体承包和从村民手中返租来的地。他不像南街村的王宏斌、华西村的吴仁宝那样，有整个村庄的资源（包括基层组织资源）可资利用，并以此为依托，从一个村庄自然地过渡到城镇（南街村、华西村名为村庄，实际上已经是小镇了）。再加上孙大午一贯与县、镇政府刻意地保持距离，与众多政府管理部门因频发纠纷而导致关系紧张，使得他想从他们那里得到支持是难上加难。而不管是谁想“建设小城镇”，缺了政府的认可和支持，都只能是一句空话。

“我建设大午城的设想向县、市领导汇报后，各级领导都表示支持。”孙大午说。“但具体操作时，却找不到可依据的政策，因为国家提倡搞小城镇建设，只是限定在原有城镇基础上扩建、改建。”这就是说，他的“理想城”面临的，还有难以逾越的现行法律障碍。

孙氏三兄弟被捕后，“大午城”基础和结构的脆弱性很快显露出来。集团的职工流失了1/3。“一看厂子快不行了，我们村很多人都回来了。”郎五庄村民孙小梅（化名）对记者说。大午集团的骨干企业―饲料分公司的客户也流失了1/3。“客户看到企业不稳定，担心产品质量也不稳定……他们一旦跟别的供应商挂上钩，就很难再回头了。”饲料分公司的经理张常生坐在办公室里叹息。

记者在大午集团采访时得知，政府已有意接管大午中学，代理董事长孙萌（孙大午之子）、总经理刘平等现任公司领导也已表示同意。这个学校开办五年来，前几年一直赔钱，去年刚刚达到收支平衡。

投资300万元兴建的宾馆―大午庄园，几乎成了一座空楼。记者曾在这座宾馆小憩。除了上面来查账的工作组之外，记者恐怕是惟一在这里下榻的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