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思曼/陆璐译：中国的农村危机

中国的农村地区-九亿人民的家，占总人口的70％-正处在困境中。收入已经在减少。贫穷、婴儿死亡率、疾病和中途辍学率都在上升。把这些称为危机并不夸张。这一危机将影响中国的经济改革、WTO协定的履行、社会稳定以及民主和人权方面的进步，还有世界农产品的价格。

问题已经严重到了中国领导人公开承认的地步。在2001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期间，朱基总理说：/"中国除非提高农民的收入并保持农村地区的稳定，否则无法获得长期的稳定。/"但是2000年早期，共产党一次有关农村问题的会议上提出提高农民的收入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2000年，农村的净收入增长连续的三年减慢，只增长了2.1％即272美元，比1999年的3.8％和1998年的4.4％有所下跌。相信这些官方数据大大地夸张了增长率，许多中国的经济学家指出大多数农村地区在过去的两年内已经处于衰退时期。6月，官方媒体最终承认/"中部和西部地区主要从事耕作的农民甚至看到他们的收入实际上正在减少/"。

这也导致了贫穷的增长，逆转了长期积极的趋势。大约1.2亿中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且这个数字正在上升。婴儿的死亡率在过去的40年里稳步下降，之后正在回升，而且农村肺结核的病例数已经在增长中。3000万孩子没有上过学或中途辍学，每年还有400万中途辍学，主要是因为费用承担问题。

相反，中国城市继续发展得很好，城乡收入差距比1949年的水平还要高。朱总理最近说这一差距已经/"十分接近国际危险水平/"。城市人均收入是763美元，比农村平均水平几乎要高三倍。

这一趋势导致的一项最明显的结果是农村不安定因素的增长。中国共产党6月份出版的文件中说，/"集体性抗议/"在增加，很大程度上起因于萧条和官员的腐败。4月，政府证实在江西省的一次骚动中有二名农民死亡，23名安全官员受伤，还有1999年夏天，同样在江西省，一万多名农民包围了市政府。两件事件都涉及到税收争议，国家的新闻界已经开始称这些抗议行动的领导人为/"农民英雄/"。在党的文件中把农民和地方官员的关系称为/"紧张的、而且冲突在上升/"。

这些冲突无疑使中国的领导人一直保持紧张，把保持社会稳定作为他们首先要考虑的事。中国的政府内阁-国务院已经承认/"如果农民的生活水平不能提高，那么农村地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将会增加/"。这特别会使原来通过农民的支持、从那里得到力量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阶层处于困境中。

如果农村危机更加显著的恶化，它有潜力全面地减慢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当贫穷的农民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政府为了使城市的失业有所减缓，这便要求继续向国有企业提供有关政策贷款来减少失业情况、财政部门的改革便推延、然后导致政府逐步加强干预市场。如果政府不改变农村的萧条，中国WTO协定的履行也会受到影响。

更深化的农场危机也会影响世界农业市场。中国是小麦、棉花和猪肉的世界第一大生产国，还有世界最大的淡水水产业。中国作为小麦的最大消费国、大豆的首要进口国和世界棉花25％的消费国，对世界市场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严重恶化的农村经济危机也会减慢人权和民主的进步。如果抗议的人数急剧地增加，中国共产党可能会限制一些人员的自由，这一方法在过去十年内获得过成功。为了进一步维持影响力，共产党可能也会改变把民主选举出来的官员放到国家的大部分农村地区去的政策。

但是我们不相信它会变得这么糟糕。领导阶层已经采取了关键的第一步来承认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尝试提高农村收入的新政策。政府和共产党承诺处理这些问题，而且当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法很难甚至不可能找到时，他们也有可行的办法用来阻止危机导致社会的进一步不安定。

一、中国能做什么？

非法征收的税收和费用是农村地区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原因。收入的增长在减慢，但是农村税收的负担在增加。削减税收可以使农民的手中留下更多的现金，目前的人均收入仅仅是272美元。一个实验性的减税计划正在一个省份进行着，但是这样的代价-中央政府必须弥补地方的预算缺额-使北京不能全国性地实行。

中国至少有二亿多农民是超过有效的农业生产的需要的。每年有800万农民在城市地区从事非耕作性职业。这有助于把平均农场的规模从0.4公顷往上提高，使农业更有生产性。上百万的农民早已搬走，10月份政府颁布了新的规章，使上百万农民更容易地搬到城镇和小城市去。

不适当的农村教育意味着农民只有极少的机会去竞争那些不仅单纯要求体力劳动的非耕作性职业。政府在教育上的开支很不够-中国在130个国家中排名119-而且贫穷导致了每年有400万个孩子中途辍学。近年来教育开支取得了小小的进步，实际上教育的花费从总体上看下跌了国民生产总值的一个百分点。

国家在农业研究领域的投资为国内农业生产总值的一个百分点，已经从20世纪60年代的顶峰急剧下跌了。投资在研究和灌溉方面的每一分人民币估计会产生3.6~4.8分人民币的农村经济盈利，而且在农业研发方面的投资也已经证明使城市的贫穷人口受益于增多的食品产量和降低的食物价格。

许多省份的国家贸易公司继续持有垄断的购买权。严重不足的国家收购体系使得巨大数量的农民种植着相对低价的谷类成为没有必要，不如转向较高价格的水果和蔬菜。

与常规的观点相反，WTO不是农村的灾难。配额严密地限制着国外谷类进入大陆市场的数量，甚至在中国加入WTO以后也是这样。成员国允许中国免受纺织品方面全球性的配额，对于早已占所有服装出口16％的行业是一个很大的推进。纺织品配额的限度为这个领域创造了大量的农村企业工作机会，在这方面中国是很有竞争力的。如果中国农民能从种植谷类上转移，WTO成员国还能取消增值性高的水果和蔬菜的出口壁垒。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对于农村危机没有明晰的解决方案或预测，但是我们的确期望北京在不遭受广泛的社会不安定的情况下就能够对付过去。这需要加速实现前面提到的处理税收、就业和教育问题的计划。到这个时候，农村地区是平静的，因为大多数农民喜爱这种比十年前显著提高的生活水平。但是当中国大多数农村地区处于萧条时期，美好愿望的基础会很快消失。而且危险由于正在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而加深。

北京能够采取的最重要的一步是明显地减少政府干预农村市场的程度，同时在农民的转变时期加强社会安全。除了根除地方官员征收的非法费用和税收，政府应该更快地致力于谷类收购体系的自由化，允许谷类价格必要地下跌30％~40％，与世界价格达到一致，又不明显地减少农业收入。随着适当的技术和财政支持，市场会带领许多农民从谷类部门转向其他作物如水果和蔬菜，或者放弃耕作去从事城市工作。中国的WTO协定表明政府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但是时间还很短。

二、为什么农村地区是重要的

如果你最近访问过上海或北京，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要担心中国农村地区的现状。从上海金茂凯悦大酒店的53楼边喝饮料边赞赏满目的摩天大楼，或在紫禁城容纳1000多人的场所听着三大男高音演唱，都足以让你忘记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然而大多数中国人从没见过大城市辉煌的方面。中国可能是世界第三大计算机硬件出口国，但也是有着数亿农民从未在网上冲浪过的国家。

中国农村缺少的高楼和陈年威士忌酒却由大量的人口作弥补了。中国有九亿农民，农村地区的发展影响着其经济的各个方面，包括各类公司。有着世界人口的22％，和仅仅7％的可耕种土地，要保持13亿中国人的温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依赖于农村地区的安宁。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贫穷农民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创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处于全球性萧条时期，农民遭受着饥荒、教育和医疗的缺乏以及国际丝绸、烟草和棉花市场的衰颓。相对而言，中国城市的生活相当好。根据历史学家Jonathan Spence 的描述，/"中国男人开始穿戴商业西服、礼帽或布帽，年轻的女人穿戴短裙和高跟鞋。那些比较富裕的中国人的生活实际上相当舒适，而且外国人发现在中国生活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舒适。/"清朝瓦解前，最后一个皇帝没能提高农村的生活水平，然后国民党在农村地区建立了政权控制它在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上的失败为共产党创造了有利的背景。

毛泽东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自成一格的一种，老卡尔可能还没有意识-是以农民的阶级斗争为基础的。1926年，毛泽东写到农民是革命/"真正的朋友/"，而且在后一年，他告诫农民以一种/"非常迅速和暴力的形式起义，无论怎样大的力量都无法镇压它/"。

在当今中国共产党最高层的毛泽东的接班人们也知道中国农村地区潜在的变动性，这也是他们为什么开始集中于提高收入和维持稳定。现今由农村的不景气推动的骚乱向这个以农民力量为基础的政党的合理性提出了挑战。

农村地区的社会冲突也会给中国城市的经济带来直接的影响。现在每年大约有2000万农村工人到城市（有些是临时的）去竞争工作和提供社会服务。这必定会促进农村地区更深层的问题，这样的流动使国有工业企业很难继续解雇成千上万的城市工人。食品价格的提高使人回想起有助于打倒国民党的恶性通货膨胀，一个时代以后，这一通货膨胀还在1989年点燃了天安门前的动乱。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生产国，以7％的可耕种土地养育着世界上22％的人口。

第一大农业（总体）生产国

第一大小麦生产国和消费国

第一大棉花生产国和消费国

第一大肉猪出产国（但是这是一个家庭饲养的经营形式，而且80％来自每户人家每年饲养四头或更少的肉猪）

第一大淡水水产国

第二大谷类生产国（次于美国）和第三大谷类出口国

第二大饲料制造生产国

第二大大豆、玉米粉和食油消费国（次于美国）

第四大大豆生产国（次于美国、比利时和阿根廷）

三、否极泰来-从饥荒到丰餐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50年期间，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字面上说就是否极泰来。

1949年内战胜利后，共产党执政并承诺以提供给农民土地的形式来关心他们。在短时间内，农民的确得到了他们的土地，而且农民的生活提高了，但是农业产量的增长跟不上城市的需求。毛泽东也在不停地发展着，中国工业和技术发展的欠缺被苏联1957年的卫星发射所突出。毛泽东呼吁/"继续革命/"，使中国/"在15年或更长时间里赶上英国/"。/"大跃进/"的第一步是把农民强迫组织成为53000个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意在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并提供一个/"更愉快的集体生活/"，但是大跃进简单地否定了个人的艰辛劳动，使许多人变懒惰了。人均谷类产量立即下跌。国防部长彭德怀向毛主席指出了这一点，他却被开除了。其他的领导人控制着他们的言语并观望着毛泽东的政策造成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人为灾难。

1958~1961年期间，饥荒导致了至少三千万人的死亡，占总人口的5％。/"饥荒可以避免/"，农业经济学家盖尔・约翰逊说。/"这不是由于庄稼种植的失败。饥荒是由巨大的政策过失造成的。/"地方官员被迫完成极高的生产配额，疯狂地报导着歪曲的丰收数据，导致毛泽东尽管在饥荒时期还命令减少种植区域。基于糟糕的统计数据和推进工业产量的渴望，越来越多的谷物在农民处于饿死的边缘时还转移到城市。毛泽东饿死农民来喂饱城市的工人以追赶苏联和西方工业的进程。

当一些灾难的范围最终大得甚至连毛泽东都不能忽视了，他才从他一些更野心勃勃的计划上缓缓地后退。25000多家没有生产效益的国有工业企业关闭了，谷类生产配额放松了，而且也允许农民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生产粮食并在开放的市场上出售。到1965年为止，农业生产恢复到了大跃进前的水平。但是，在中国起初的30年间，农村生活水平总的只有极小的改善。

整个20世纪60~70年代，饥荒可能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