邰丽华：缩小收入差距应正确区分的几个基本范畴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的综合国力明显增强，国际地位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是，伴随着国家的逐步强大和国民的日益富裕，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在收入分配领域，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争议和不满，也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

国际上通常将基尼系数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判断贫富分化差距的一个基本指标。我国在改革开放前，曾被认为是世界上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一。而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在不断攀升。有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的基尼系数就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此后每年大约以0.001％的速度递增。如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为0.458，2001年为0.459。而到了2005年，居民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0.529和0.521。目前，中国已经跃升为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第二个国家。当然，基尼系数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奉行的一种判断标准，我们不能无条件地、不加选择地照搬照抄并以此作为判断我国是否存在严重贫富差距的唯一指标。但是，如果仅仅把基尼系数作为参考，同时将我国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具体的国情以及国人的心理承受能力等诸因素作为一系列修正条款考虑进去，我们也不得不坦率地承认，现阶段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现象非常严重，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阻碍力量，成为我们党和政府不得不高度重视和亟待解决的重大民生问题。

一、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正常原因和非正常原因

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的现象，早已成为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围绕着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以及解决问题的具体思路两个方面，一些学者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扩大的原因多种多样，总体上可以把它们归纳为正常和非正常两个方面。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收入分配的平均化和大锅饭的倾向非常明显，绝大多数国民长期处于共同贫穷的状态，不存在收入差距或者差距不大。如今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分配差距问题，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进程而出现的。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以市场化取向为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其核心内容是强调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地位，强调竞争规律和供求规律等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鼓励各种生产要素在经济领域的更多投入。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共存的大背景下，各种生产要素归属于不同的人所有，允许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鼓励市场经济的各个不同主体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参与分配，让劳动力所有者获得工资收入，让土地所有者获得地租收入，让资本所有者获得利润或利息收入，让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凭借其拥有的专业知识、经验和技能等生产要素获得经济上的回报，是对不同生产资料所有权最充分的肯定、尊重和保护，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

但是，实行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在提高不同所有者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同时，必然会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因为人们的体力、智力、健康状况、社会资源和家庭背景等自然禀赋不同，面临的机遇不一样，投入到经济领域中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等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些生产要素为社会创造的贡献也有多有少，从而每个人按生产要素的贡献获得的收入就会有数量上的差别。笔者认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鼓励根据生产要素的贡献参与收入分配，由此产生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现象是正常的。从经济学原理的角度来说，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是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一种副产品。适当的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可以作为通往共同富裕之路的一个标杆，可以刺激人们的致富欲望，最终实现提高全体国民的生活水平、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目标。因此，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的共同存在，实行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现状，势必会从根本上打破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分配模式，收入分配差距的出现也在情理之中。对于产生收入分配差距的正常原因，我们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不需要大惊小怪，也不需要政府进行硬性的干预。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非正常原因，主要是指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或者失误所造成的。不可否认，30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实践，使得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整个社会生产力的状况、国家的综合国力以及世界影响力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在取得如此巨大成功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走了很多弯路，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不到位甚至一些人为的失误，无形中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第一，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改组和改制进程的加快，劳动生产率水平大幅提高，下岗失业人员不断增加。这些下岗失业人员中的绝大部分由于年龄、身体、技能以及学历等方面的原因，转岗和再就业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他们或者依靠打零工，或者依靠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维持基本生活，在收入分配的链条上长期处于劣势的一端；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改革也造就了一大批富裕人群。在这些富人阶层中，除了一些利用合法手段、依靠个人努力和诚实经营走上发家致富之路的以外，有些则属于通过不正当、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手段为个人攫取了大量不义之财的暴富者。如广受社会各界诟病的管理层收购，最终导致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到个人腰包。这些非正当致富者的存在，既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水平，加快了贫富分化的速度，也加剧了人们的心理失衡。

第二，教育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公平接受教育的权利，扩大了不同社会群体的实际收入差距。

由于我国现行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教学质量参差不齐等原因，在城市中普遍存在中小学生择校现象。择校问题的存在，一方面扩大了不同学校教师的收入差距，一些优质资源学校的教职员工高收入高待遇早已经成为人们艳羡的目标，有的名校教师还可以利用为学生补课、当家教等名义聚敛财富。因此，教育改革的不公平给寻租活动提供了空间，成为灰色收入乃至非法收入的重要来源，为滋生教育腐败提供了温床；另一方面，大规模的择校行为也增加了广大学生家长的教育费用开支，增加了他们的经济压力，从而降低了这些家庭的实际收入水平。另外，中国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给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学带来很多实际的困难，许多农民工家长为了保证子女的学业，在不得不支付高额的借读费、书本费及学杂费等相关学习费用之后，微薄的收入已经所剩无几，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在收入分配链条上的劣势地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高等教育收费制度改革在全国的大规模推行，大学的学费和不断上涨的生活费支出不仅令许多普通家庭节衣缩食，而且还阻塞了贫困家庭尤其是农村贫困家庭子女进入高等院校深造和学习的路径。近些年来，全国各高校农村生源的大学生数量锐减的现象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以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为例：1998年全国为3.48％，其中城市为5.93％，农村为1.25％；2003年全国达到了12.9％，其中城市为26.5％，农村为2.73％。[2]从1998年到2003年的6年时间里，全国和城市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幅在3倍左右，而农村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却只增加了不到1倍，农村大学生绝对量和相对量的增幅均远远低于全国和城市的水平，近些年来，这种现象仍然有增无减。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因素。如果农村生源的大学生数量持续减少，将会进一步扩大城乡差距，阻塞社会不同阶层的正常流动，不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第三，住房体制和卫生医疗体制改革的推进与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滞后，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国家在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健全、覆盖面比较狭窄、保障水平偏低的情况下，快速推进住房和医疗卫生体制市场化改革，从而导致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贫富分化日益明显。报纸、杂志和网络等大众传媒经常向社会发布一些需要医疗救助的信息，同时也不乏一些家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报道。另外，2008年以来，为了应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世界各国纷纷采取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中国政府为了延续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也面临着多重困局。在出口频频受阻、投资空间有限的大背景下，扩大国内需求成为唯一的选择，由此引发了房地产市场的火爆行情，房价飙升必将成为普通国人心目中长期挥之不去的一个阴影。人们为了买房，不仅拿出了全部积蓄，甚至还背负了巨额的外债。通过近几年我国住房贷款数据的变动，我们发现，自1998年开始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业务以来，我国个人住房贷款的规模持续增长。据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个人住房贷款累计新增1.4万亿元人民币，年末余额同比增长了47.9％，增速比2008年年末加快37.4个百分点①。因此，国人购房债务负担不断加大已成事实。当然，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近年房价的上涨也增加了富人、炒房者和投资人的财富，经济学上的马太效应愈加明显。

第四，垄断程度的提高和垄断行为的强化，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是引发新的社会矛盾的一个根源。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都无法寻找到万能的改革良方。再好的改革方案，能够有效解决老问题的同时，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新问题。以凯恩斯理论为例，这一理论极大地缓解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并促使西方发达国家二战后保持多年的黄金增长。但是，这一理论也给西方社会埋下了长期滞胀的病根。回顾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必须要承担的成本和代价之一就是行业和部门的垄断。当然，垄断现象并不是改革的产物，它在中国社会一直长期存在，但不容否认的是，30年的改革实践非但没有消除垄断，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某些行业和领域的垄断行为。日益严重的垄断问题给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带来的损害毋庸多言，其在收入分配领域中最突出的危害就是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根据2006年的数据显示，扣除工资以外的收入和福利等内容，我国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以及烟草等垄断行业职工年均工资是其他行业工资水平的2―3倍②。2008年，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证券业、金融业和航空运输业。这些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分别是全国的5.9倍、3.0倍和2.6倍③。需要强调的是，如果这些领域和行业完全依据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获取高收入，不仅不能加以指责，反而值得称赞和提倡。但事实上，垄断行业职工获取的高收入和高福利，却是长期依靠国家特殊政策的扶持、行政权力的干预以及凭借对全社会共有稀缺资源的占有和耗用，与它们的管理水平、经营业绩以及技术设备的先进程度等并不直接相关。收入差距的这种非正常拉大，在社会上产生了非常不良的影响，垄断行业作为贪污腐败的一个高发区域，也是新时期社会矛盾的一个根源。

二、缩小收入差距应该正确区分四对基本范畴

总而言之，30年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一方面造就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使他们成为先富起来的一个群体；另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人口不断增加，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大量涌现，大学毕业生就业压力不断加大的社会现实，让人们形成贫者愈贫、富者恒富的可怕预期，增加了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以来创造的巨大社会生产力有目共睹，但是，其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对生产力的损害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而这一切与收入差距和贫富分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从根本上扭转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是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笔者认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不能搞一刀切，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缩小全部收入分配差距的作法既违背经济规律，也会否定多年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积极成果，必然会重新走向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的老路。只有明确各种不同类型收入分配差距的具体内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区别地、审慎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才能切实保障普通百姓的切身利益，从而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