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松祚：幻象已经破灭 希望究在何方？

世界正在发生巨大变革。

变革的范围是如此广泛，从货币金融、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战略，直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终极价值，无所不包；变化的程度是如此深刻，它必将左右人类的发展道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

金融危机迫使我们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迫使我们重新理解财富，刺激我们检讨人类经济制度赖以建立的经济理论和哲学思想，反思社会秩序的道德基础，激励我们探求新的精神家园，新的社会契约，新的生活理念。或许，许多人没有意识到深远的变革已经来临，或许，他们正在顽固地抗拒划时代的变革。然而，变革的力量就象火山喷发一样迅猛和突然，任何人都无法阻挡。

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2007年，华尔街金融家制造的次级贷款危机迅速演变为全球金融海啸，数十万亿美元的财富灰飞烟灭，庞大的金融帝国和公司帝国接二连三轰然倒台，全世界数以千万计的劳动者丢掉饭碗，经济衰退的阴影至今挥之不去。没有人真正预见到金融海啸的爆发，没有人真正预见到金融危机的深重后果，没有人真正提出挽救危机和恢复经济的万全之策。一切都是那么出乎意料，一切都是那么超乎想象，一切都是那么无可奈何！幻想早已破灭，希望究在何方？

放眼今日世界，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远远不只是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那样简单。请让我们稍微思考以下几个典型事件的真正含义。

21世纪初期，为了控制世界和掠夺宝贵的石油资源，一群美国政治精英，以推销民主、自由和人权为幌子，悍然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同时制造出全球范围大大小小的各种冲突。独立国家被推翻，民族文化被践踏，百姓生命被草菅，恐怖威胁与日俱增，自由民主繁荣富强却杳无踪影。

与金融危机同一时期，一伙异常精明的中国商人向牛奶里面添加一种化学物品，彻底毁掉了一个行业，再度触发了几乎是世界性的食品安全恐慌。吃饭安全竟然成为中国人最大的心病，每个人每天都在忧心忡忡：我们还能够放心地吃什么？

全球野生动物正在加速度死亡，全球植物数量正在加速度减少，地球变暖早已是不争的事实，非洲乞力马扎罗山美丽的冰雪头顶正在加速融化，50年之后，乞力马扎罗山令人神往的神奇冰雪世界将永远不复存在。白冰洋的融化速度一点儿不比乞力马扎罗山雪顶融化的速度缓慢，依照目前这个速度，数百年后，人类可能要给那个浩瀚的冰雪世界重新命名，因为冰雪将完全成为海水（如果那时人类还有心情的话）。

金融危机和上述那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事情，究竟有什么共同点呢？它们的共同点就是人类对“金钱财富”永无休止、近乎疯狂的追求。为了获取金钱财富，人类可以毁灭一切动物和植物，可以让美丽河山满目创痍，可以不管沧海变桑田，可以不顾任何后果去制造假烟、假酒、假食品、假债券、假股票、假投资、假报表乃至一切虚假的事物，可以凭借尖端武器将其他民族的石油、矿产、森林、土地据为己有。

今天这个时代，为了获取金钱财富，人类早就抛弃了任何的道德约束和道德底线。华尔街大佬宣称他们天文数字般的高薪是他们聪明绝顶的报酬，世界人民因为他们虚假的金融创新上当受骗、为金融危机支付巨额代价，华尔街大佬说：那是你们合该。美国政府滥发货币、大搞赤字向全球转嫁金融危机负担，高级官员却非常得意地宣告：“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伯南克跑到欧洲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辩护，说那是美联储“伟大的创新”，是挽救世界的不二法门，美国为什么要在乎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和热钱滚滚？纵观世界，从货币汇率到气候谈判，从地区冲突到国际金融改革，我们闻不到多少人类正义和崇高道德的气息，看到的只是赤裸裸的金钱博弈和利益交换。

我们只要稍微停下每天疲于奔命的脚步，审视一下我们周边的人和事，我们立刻就会发现：整个人类正在玩命追求金钱财富的过程中快速沉沦，从精神、思想、文化、情趣、学术到哲学、道德、宗教，毫无例外。

这是一个可怕的场景：国家拼命追求GDP规模及其增长率；企业拼命追求利润、市值及其增长率；个人拼命追求身价及其增长率。如果国家的GDP规模和增长率没有进入世界前列，她必将沦落为二流或三流国家，失去世界舞台的发言权；如果企业市值规模和增长率无法迈入行业前列，她将难以逃脱被兼并收购的命运，被无情地剥夺独立生存的权利；如果个人财富身价不能保持持续增长，他必定被视为一个失败者或没落者，毫无体面地被剔出上流社会的荣耀社交圈。

对金钱财富的追求已经失去了任何道德底线或伦理约束：如果利润达到50％，他们就要坑蒙拐骗；如果利润超过100％，他们就胆敢发动战争；如果利润超过300％，他们将践踏人间一切法律。马克思《资本论》对原始资本主义世界利润膜拜的精彩阐释，依然是今日世界最为恰当的刻画。

对金钱财富的玩命追求将摧毁或异化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人成为市场买卖交易的“劳力商品”；自然环境成为市场买卖交易的“土地商品”，人类社会的基本组织被彻底撕裂。波兰尼（Karl Polanyi）《大转型》对毫无节制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之基本批评，亦是今日人类命运的真实写照。

对金钱财富的玩命追求将一切人文关怀、哲学美学、诗情画意完全边缘化：如此时代里，真正受过良好人文教育的人是没有任何生存空间的，人的价值不得不服从市场供需规律，服从个人是否富裕或财富规模大小。爱默生、卡莱尔、罗斯金、奈特、辜鸿铭对19－20世纪工业社会的基本批评，亦是对今日人类生存方式的基本批评。

说到底，对金钱财富的玩命追求将人类一切事物和价值全部简化为一个词或一个单一的、量化的指标：金钱。外交大师基辛格辛辣地讽刺：今日所谓政治和外交，无非是赤裸裸的商业谈判而已。硅谷一位着名创业家不无愤慨地宣称：我们正在努力将所有东西都转化为金钱，然而，当一切成为金钱之后，它将连狗屎也不如！

对金钱财富的玩命追求，正是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它是以往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亦将是未来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根本原因！一个真正的人类宿命，一个真正的人类困境！

我们可以找到出路吗？

许多人正在为此艰苦努力，许多人正在为此废寝忘食，许多人正在为此苦思冥想，许多人正在为此奋笔疾书。斯蒂格利兹就是其中一位。2010年，斯蒂格利兹出版新书《自由落体―美国、自由市场和世界经济之沉没》，全面总结金融危机之根源、反思金融危机救助之策、探寻人类经济和社会未来发展之道。

《自由落体》围绕三大问题展开。其一、为什么会爆发规模如此巨大、影响如此深远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为什么如此频繁反复爆发？易言之，人类经济金融体系尤其是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制度，究竟有哪些内在缺陷？其二、全球金融危机两年来，各国特别是美国挽救金融危机和恢复经济之策略，有哪些错误或不足？下一步应该如何走？其三、反思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应该如何重建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的价值理念和哲学基础，从而确保尽可能少地出现金融危机，确保一个更加公平、正义、平衡、和谐的人类社会？

就像给一个身患疑难绝症的病人，不同的医生会给出不同的诊断一样，经济学者对金融危机根源的解释，从来就没有完全一致的答案。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人们诊断的危机根源和恢复药方可谓是多如天上星。金融家的贪婪、监管者的错失、华尔街的疯狂、华盛顿的傲慢、货币政策的胡来、财政赤字的暴涨、流动性泛滥、信用高速扩张、贷款标准不断降低、次级贷款成为时尚、热钱滚滚如滔天洪水似惊涛骇浪、金融创新如超级魔术似雾里看花、个人、银行和政府无限度高负债消费、高杠杆经营。全球经济高度失衡，东方拥有真实财富创造中心，西方掌控货币金融中心；东方制造真实产品，西方创造货币购买力；东方为全世界制造产品，西方为全世界产品定价；西方大量发行债券和创造各种金融产品，东方则用自己的储蓄去购买这些金融产品；东方储蓄，西方消费；东方节俭，西方挥霍；东方贸易顺差，西方贸易逆差；西方向东方借钱，东方给西方融资……

较为学术性和复杂一点儿的假说也不下数十种。“全球储蓄过剩说”、“全球经济失衡说”、“市场失败说”、“政府失败说”、“资本主义模式崩溃论”、“美国式资本主义崩溃论”、“全球经济失衡论”、“华盛顿共识崩溃论”、“资本主义危机周期论”、“蝴蝶效应论”、“黑天鹅论”……从经济理论上看，斯蒂格利兹并没有提出有关金融危机根源的新假说。

然而，《自由落体》最引人深思之处，是作者没有止步于简单罗列经济现象和上述各种假说，而是从西方经济思想和西方社会哲学基础之本源，来探寻西方经济制度之内在缺陷。从表面的危机现象一直向上追溯：从经济现象到个人动机，从个人动机到激励机制，从激励机制到经济制度，从经济制度到制度背后的经济思想，最后一直追溯到西方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哲学和道德基础。

《自由落体》的基本主题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要有效运行，市场和政府必须发挥各自的独特功能，政府不能替代市场，市场亦不能取代政府。远为重要的是，市场价格不能替代人类最基本的价值观和内在的道德伦理意识，金钱不能成为社会进步和个人成功的唯一绝对制度。粗俗的个人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坚信市场高于一切、市场决定一切、市场万能、市场决定的价格就是公平公正的财富分配准则。它们导致社会分化、道德责任丧失、人性极度贪婪、激励机制失败、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滥用和极度浪费，这才是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总根源。

斯蒂格利兹如是说：“我们在错误的道路上已经堕落太久了。唯利是图战胜了道德责任。我们玩儿命追求高速增长，却不管自然环境和社会是否能够承受增长的代价。极端低俗的个人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早已严重侵蚀了我们的集体意识。我们玩儿命追求个人利益，却不能同心协力地解决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个人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导致社会弱势群体惨遭粗暴剥削和掠夺。社会阶层日益严重分化，人与人之间日益缺乏相互信任，金融行业盛行欺诈只是冰山一角。亡羊补牢，犹未晚矣！”。

《自由落体》让我们再度回到卡尔。波拉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和经济起源》之基本主题：市场万能的信条将摧毁人类社会的道德基石。斯蒂格利兹大声疾呼：“我们应该深刻反思自己的生存方式，我们应该思考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社会。”

当然，读者不需要盲目追随斯蒂格利兹的思维方式，不需要匆忙同意他的结论，更不需要简单附和他的政策建议。因为，面向新的时代，中国人民或许要承担远为重大的责任，中国人民也应该承担更加重大的责任。在阅读斯蒂格利兹着作的同时，让我们去认真聆听另一位伟大美国学者对中国的深切期待吧。1994年，世界着名的中国史学权威费正清，去世前几天完成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着作《中国：一部新的历史》。哲人的序辞深沉悲壮、充满惋惜：

“1890年代，中国思想终于开始现代革命。人们很快就明白：没有任何外部的发展模式符号中国的现实，的确有许多模式可供中国借鉴，却不会有哪一个适合中国。富有创造性的中国人民只能依照自己独特的方式，为自己寻找救赎之路。中国人民拥有自己独特的过去，必将也会拥有自己独特的未来。然而，令无数人深感不安的是，当我们就中国之命运得到上述结论之时，人们突然意识到：整个人类（我们一直自以为高明的人类）却正在跌入危机深渊。20世纪里，人类自作自受的各种灾难、死亡、对环境肆无忌惮的攻击和破坏，业已超越以往一切世纪之总和。或许，中国此时加入外部宏大世界的毁灭竞赛，正好加速人类自身的彻底崩溃。当然，有少数不那么悲观的观察者，相信最终只有中国可以挽救人类。因为，过去三千多年来，中国人民证明自己具有独特的生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