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光：泛评《制度经济学三人谈》

不久前在国内听到对《制度经济学三人谈》两种相反的口头评论，就买了一本，抽空读完，并草此评论，以飨读者。

著者（或对谈者）是汪丁丁、韦森、姚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汪丁丁在国内很红，但我因为忙于他务，此前没有真正读过他的文章。听过人家说，汪丁丁的文章写得云里雾里，根本不能看懂；也举出一些例子，的确不知所云。也听过人家说，汪丁丁对经济学者讲哲学，对哲学者讲经济学，。。。， 就是要听者听不懂、读者读不懂。这些说法，也增加我对读本书的兴趣。

还汪丁丁一个清白

读了本书后，我认为应该还汪丁丁一个清白。我认为汪丁丁并不是故意说得云里雾里，让人根本不能看懂，至少我看懂九成以上。不过，上述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汪丁丁的东西不容易看懂。汪丁丁博览群书，从经济学到哲学，从政治学到脑科学，从一般知识到专门知识，连像我这样有在好几个其他学科发表审稿论文的人，都自叹不如！不过，人非上帝，阅读这么多书，已经很不容易，我们不能要求汪丁丁能把这么多的知识消化到能深入浅出的程度。汪丁丁谈很多问题，而且谈得很深，但还不能浅出，因而多数读者难以读懂。

例如，单单关联我本人，汪丁丁不但评论杨小凯和我的交易费用概念，而且也评论我关于‘一块钱就是一块钱’的论点，甚至提到我2003年评论齐齐尔尼斯基（Chichilnisky）的一篇相当专门的文章。顺便一提，本书两次提到齐齐尔尼斯基和她的丈夫黑尔; 其实他们已经分手好一段时间了.

杨小凯和我所理解的‘交易费用’或‘交易成本’是一切由于进行买卖的成本,包括但不限于运输成本，冰块运回家途中溶化的交易成本，只是一个具体例子。汪丁丁认为我们的概念‘是错的’（页277），这是因为他误以为我们只限于运输成本。其实，汪丁丁叙述的所谓‘科斯的解释’才是有问题的。‘什么是企业的交易费用呢？就是企业的机会成本所有被放弃了的机会当中价值最高的机会的价值’（页275）。其实，所有的成本，都是机会成本，但并不是所有的机会成本都是交易成本。因此，不能只用机会成本来定义或解释交易成本。

关于‘一块钱就是一块钱’的论点，汪丁丁理解为：‘富人的一块钱的边际效用等于穷人的一块钱的边际效用’ （页297）。这当然不可能是对的，怪不得汪丁丁认为‘这似乎有些问题’。我在2003年4月份的《经济学家茶座》的文章对‘一块钱就是一块钱’的论点的介绍是：‘在个别问题上，以效率挂帅，平等的目标由整体的平等政策来达致。。。。如果在个别措施上采用一元就是一元的原则，使许多有效率的措施得到执行，可能使穷人损失，虽然富人的得利，在金钱上算更大，但在效用或福祉上可能较小，得不偿失，必须在整体的平等政策上采用有利穷人的配套措施，才能保证社会福祉增加。。。。平等政策对激励的打击，是根据所有平等政策的总和而定。。。。只要是对平等的达致是一样的，对激励的打击也一样，并不能减低。相反地，在个别措施上的平等政策，除了对激励的打击，还会在不同物品之间造成扭曲。因此，在效率上造成更大的损失。因此，对平等的追求，应该由整体的平等政策来达致。在个别措施上，应该以效率挂帅。这就是笔者‘一元就是一元’的主要论点。(详见笔者<<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经济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六章。)’

什么是制度经济学？

我不是研究制度经济学的，虽然在其他方面的研究略为有涉及。虽然是从门外汉的观点来评论本书，但对大多数非制度经济学专家的读者来说，未必不是一个优点，至少不会读得云里雾里。

对多数人而言，尤其是中国的情形，制度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什么制度比较有利经济成长或有利人民福祉，怎样改进现有制度等问题。具体热门问题包括，私有制与公有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比较；是英国式的习惯法还是法国式的罗马法对产权的保护程度比较高，对经济成长比较有利？有什么制度上的原因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欧，尤其是英国，而不是在中国？对这些多数人比较关心的问题，本书比较少讨论到，难怪有人说本书没有谈制度经济学，只谈哲学问题。但这评论也显然有些极端，因为本书的论述，大多数与经济制度有关。汪丁丁、韦森、姚洋三君子显然认为，要讨论制度经济学，先要弄清什么是制度。因此，在引言之后，先从什么是制度谈起。而这牵涉到人的行为，因而又讨论行为的意义、能动的人、秩序、理性等比较抽象及比较哲学的问题，最后又谈及制度评价、社会福祉与平等等问题。可以说，本书多数篇幅谈制度经济学的哲学基础。

《三人谈》的精彩论述

《三人谈》不乏精彩的论述，例如：‘经济学家在中国负担着超过他们的西方老师的责任’（汪丁丁，页81）；‘【周】其仁看得更深：为什么企业家腐败？就中国而言，企业家腐败的根源是政府官员的腐败，是权力的腐败’（汪丁丁，页94）；‘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对自然和社会认识上的知识存量空间，不就是由无数像我们这种不安分守己的学人一锤一锤敲出来的吗？近些年来，对那种前瞻性的东西的追求，就如不断地用我们柔软无力的肉脚去踢一堵石头墙一样。虽然效果几乎不见一点，我们还得不断地去踢啊？不然，我们心中的那把尺，会搅得我们心绪不宁，是不是？’（韦森，页107）；‘中国的宪政建设，一方面要深入研究并真正理解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中国的文化精神，另一方面又要吸收西方尤其是美国宪政建设的经验’(韦森，页205);‘当我们在欢呼市场所带来的自由的时候，市场的负面作用已经显露在我们的面前’（姚洋，页208）；‘自由、民主和法治，三者密不可分，缺少其一，其他就不能很好地工作’（韦森，页209）；‘我的基本立场是，政府失灵，市场也失灵，只不过政府失灵更加危险’（汪丁丁，页270）。不过，本书精彩的论述，可以让读者慢慢细读，下文针对我有不同看法的地方。

《三人谈》需要商榷的地方

首先，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韦森对进化论多少有些偏见。‘说人的语言官能是人类作为一种生物物种长期进化的结果，仍然像天方夜谭’（页77）。‘科学，包括生物进化论，说到底也是一种信仰，一种与基督教信仰没有多少差别的信仰。既然说到底大家都是信仰，你怎么用一种信仰去否定另一种信仰？那不是武断与荒唐的事情吗？’（页79）我对上帝的存在或创造论的正确性持未知论的观点。不过，我相信，如果韦森以客观的态度，用他花在语言学的四分之一的时间去读进化生物学，就会发现有大量的事实支持进化论。

其次，韦森有两个讲法，看来是相互冲突的。‘事实上我不同意“改造世界”的主张，我甚至不同意“解释世界”的理论’（页130）其实，韦森自己所相信的上帝创造世界与人的理论，也是解释世界的一种理论。与上述讲法相反的是：‘试图把中国的“真问题”和“可能前景”尽量说清楚，以待“民问”，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天职”（calling）,也是我们这些思考着制度经济学问题的学人所最应该作的事’（页323）；‘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的今天和未来。以及支配我们自己心中的那个“律”，都在呼唤着我们这些有着学术“calling”的学者做这些事。即使再困难，我们能逃避吗？’（页207）。如果说清问题和前景不是解释世界，那是什么？如果‘这些事’不是改造或至少影响世界，也不是解释世界，那这些这么重要的事是什么事？

汪丁丁问，‘我们脊索神经有感情吗？说实话，我不知道’（页218）。我建议汪丁丁读我1995年在Biology and Philosophy的文章（我对此文的中文介绍文章<痛苦多于快乐>，收集在《经济与快乐》一书），此文论证脊髓神经没有感情，以及如何区别那些物种有或没有苦乐感情等福祉生物学的问题。我也建议他（以及姚洋）读我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上关于社会选择的文章及《福祉经济学》第五章。读完之后，希望能明白为什么《三人谈》中关于社会选择理论的一些论点是须要重新考虑的，包括：‘“集体偏好”通常不能满足最基本的理性假设’（页90）【其实，如果有人际可比的个人基数效用或福祉，则能满足。】其他还有页223与236关于IIA与页239关于偏好的论述。

我比较接近姚洋的观点，例如，从约页227到234的讨论，汪丁丁似乎不明白，即使人们现在预测到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例如战争），只要这预测不是百分之百的（而百分之百几乎不可能），等到将来战争真的暴发了，则即使其他条件不变，但战争的或然性已经从百分之几十增加到百分之百了，则世界或情况（不论是否是均衡）就会发生变化，而姚洋明白这道理。不过，两人继续讨论的结果，竟然是正确方的姚洋被（大概口才比较好的）汪丁丁说服了（页234），因为两人好像都不明白，由于完全合约的成本太高，故真实世界没有完全合约，而有演变。又如，汪丁丁比较极端或绝对化，他认为现实世界只有案例，没有规律（页255），说，‘如果案例可以推广，那么案例研究和统计研究之间有什么区别呢？那最后还不是统计研究吗？’（页266）。而姚洋正确地‘强调既要有案例研究，也要有统计研究’(页266)。

不过，姚洋的一些论点，也须要进一步考虑，例如：‘对演化的研究最终会像1950年代对一般均衡的研究一样，不过是证明了静态均衡的合理性’。其实，不论是对演化或对全面均衡（‘一般均衡’是误译）或任何其他实证问题的研究，都不可能证明任何东西（不论是静或动态，均衡与否）的合理性，因为这是规范性的问题，不能以实证研究来证明（休谟法则）。又如：‘一般均衡分析是建立在效用不可比的基础上的’（页295）。应该说，全面均衡分析不需要假定效用的可比性。即使效用是人际可比的，全面均衡的理论依然是成立的。

大体而言，我认为本书花太多时间谈一些近乎吹毛求疵的问题，例如什么是均衡，均衡的漂移等。不如多谈一些比较实质的问题。或者，将来会有一本谈这些实质问题的《制度经济学三人谈续篇》？

最后，我要强调一点，读完本书后，我认为三君子都是认真的学者，用很多时间读书，比起国内许多花大多数时间在赚外快的教授要好很多倍！尤其是韦森，像上引几段充满书生意气（知识分子气概）与学术精神的感叹，说了许多次。

2006年2月8日于蒙纳士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