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榛：我国初次收入分配结构变迁的探讨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后的32年，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增长的态势，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8%。这一成绩远远超过了国际上关于持续高增长国家的标准。①因此，这对于一个有着世界最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此的成绩确实让人羡慕，也让人费解。而伴随着这种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实力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不过，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其中初次收入分配结构中的劳动者报酬偏低变得较为突出，1995年之后，劳动者报酬占GDP份额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从1995年的45.69%下降到2007年的39.16%（张车伟、张士斌，2010）。这种随经济持续高增长而出现的劳动份额下降的趋势，与国际范围内劳动份额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的“U”形关系相比较，中国正处在这一曲线的下行区间。为什么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初次分配结构的转型？或者说，为什么中国的劳动份额并没有随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扭转其下降的趋势？这一问题表明，不仅中国的初次收入分配结构有着不同的变化趋势，而更加困扰我们的是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劳动者报酬应有的提高，这与经济发展的民生转向不甚和谐。

对于中国初次收入分配结构的如此现状，国内学者已有一些研究。首先，一些学者为了精确计量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对如何核算劳动份额进行了研究。目前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劳动报酬数据是将雇员劳动报酬与自雇者的所有经营收作为劳动报酬的核算依据。对此，有学者认为，由于自雇者经营收入中包括资本和土地收入，所以这种估计有扩大劳动份额的嫌疑。例如张车伟( 2010)就对国家统计局的劳动份额统计进行了调整，他剔除了农民和城镇个体户经营性收入中的资本性收入，得到自雇者的劳动报酬，进而得到调整后的全国劳动份额。其次，更多的学者把精力集中于对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的原因进行分析。白重恩、钱震杰认为，自1978年以来，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及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一直是左，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主要力量。李稻葵等提出，中国经济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明显偏低，不断下降。导致中国劳动份额下降的原因包括．比重的变化和资本回报率上升，以及国有企业的不断推进，资本所得者对企业盈利分配的谈：力上升较快，劳动者在企业盈利后谈判能力下降。张车伟等认为，中国劳动份额的低水平稳定与中国经济的几个本质特征密切相关，包括中国经济的转轨特征、中国二元经济的阶段性特征、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特征，此外，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类型和资本全球化也影响了劳动份额的提高。最后，针对中国劳动份额较低而寻求改变的对策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林毅夫(2007)认为，应通过改变产业结构、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提高劳动者收入份额。李扬(2007)呼吁，通过财政政策致力于提高国内消费率和公平收入分配，尤为重要的是完善有关最低工资标准的规定。白重恩等(2009)提倡在产业结构方面做文章，通过提高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从而提高国民收入中的劳动份额，此外，减少垄断程度和适当的劳动保护也对提高劳动份额具有积极的意义。

面对我国初次分配中的劳动份额较低的现实，以及围绕劳动份额所做的各种角度的研究，我们深深地感到这个问题具有的理论和实践的巨大挑战。“十二五”规划在谈到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时改变了“十一五”规划着重强调缓解行业、地区和社会成员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的说法，而强调加快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②本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尝试对我国初次分配的劳动份额这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加以分析。

二、初次收入分配结构变迁的一般机理

初次收入分配是指对一定时间内生产的国民财富在各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所进行的分配，而这种分配最终会形成一定的初次收入分配结构。就初次收入分配结构的实际来说，这是一个可以进行历史追溯的经济现象。而就初次收入分配的理论来说，这是一个自经济学诞生后才受到关注的问题。在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中，初次收入分配的理论有着不同的研究取向，一方面作为初次收入分配结果的利润、工资和地租源于资本、劳动和土地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和劳动所得与各自在生产中的地位有着直接的关联。

在亚当・斯密之后，对初次分配结构的分析又形成两个基本线索。一个是马克思最早分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分配。劳动力成为商品并且为资本家购买，由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会创造新价值，不过，这种新价值并不为劳动者所占有。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殊性决定了新价值的分配权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因此，最终的分配结果是工人得到作为劳动力价格的转化形式――工资，资本家占有了剩余价值。在这一分配结构中，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究竟该是怎样的比例，这主要决定于工人与资本家或者是全体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马克思的这个分析线索进一步地形成一种传统，在制度经济学那里，包括新老制度经济学也强调劳动者工资和资本家利润背后具有的制度因素，劳动者工资的高低不仅决定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而且也取决于劳动者相对的谈判能力。另一个是新古典经济学在继承古典经济学要素分配理论的基础上应用边际分析解释初次收入分配的结果。在微观企业进行的初次分配中，资本和劳动力按照其边际生产力的边际净产出进行分配，即资本家得到资本的贡献，而劳动者得到劳动的贡献。在这种分配结构下，资本与劳动被赋予平等的地位，它们各自的所得主要取决于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并用一种均衡价格来衡量。这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初次分配的一个基本线索，左右着人们分析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变迁的思路。

对这两条分析初次分配结构的线索进一步地梳理，我们会发现初次分配结构变迁的不同机理。按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初次分配结构的分析线索，决定资本家利润和工人工资份额的主要因素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斗争以及因此发生的工人地位的变化。当资本家拥有分配的绝对主导权时，资本家会把工人的工资压到最低的程度，以致可能达到仅够维持身体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这对于工人来说一定是灾难性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假如劳动力的价格降到这个最低限度，那就是降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因为这样一来，劳动力就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维持和发挥。”③因此，工人一定会为自己的命运进行反抗和斗争，而且这种斗争贯穿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全过程。虽然说初次分配中的资本和劳动份额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的力量对比，但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家在资本家和工人的斗争中发挥作用，这成为决定初次收入分配份额的又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对此有过一个经典的分析：“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榨取足够的剩余劳动的权利。”④只是过了几个世纪以后，工人才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开始屈从于资本的绝对权力之下。不过，这并没有消解工人为获得更高工资而与资本家的对抗，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加成熟时，国家对经济的管制又涉及到工人的工资，而这时国家关注工人工资与早期的关注有所不同，一系列最低工资的立法和对工人福利的关注，提高了工人在初次分配中的地位，从而形成了今天发达国家劳动份额比较高的局面。

如果按照古典经济学开创的要素理论来扩展对初次分配结构的分析，那会呈现出一个比较复杂的初次分配结构变迁的机理。首先，建立在要素贡献基础上的初次分配的劳动份额与技术进步的类型有关。从微观企业来看，如果出现技术对劳动的替代，那么劳动份额占产出的比重会下降，而从整个国民经济来看，劳动份额的变化可能要取决于技术进步推进的步伐。在技术进步最初的阶段，由于采用先进的技术会引起对劳动力的替代，这一方面会产生排斥劳动力的现象，另一方面会带来没有发生技术进步的部门的就业竞争，从而引起工资下降。因此，就国民经济整体来说，这个阶段的整体劳动报酬会降低，从而导致劳动份额的下降。而随着技术进步的推广和普及，更高的劳动生产力为提高工人的工资提供了条件，而且技术进步可以实现的就业补偿又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这会带来全社会的劳动报酬的提高以及劳动份额的增加。其次，建立在要素贡献基础上的初次分配的劳动份额与产业结构有关。因为不同的产业或行业对要素的要求并不相同，或者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或行业的贡献不同，如第二产业的劳动贡献相对较低，而第三产业的劳动贡献相对较高，因此，产业结构的不同会导致国民经济整体对劳动的要求不同，从而表现出来的劳动份额也不同，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份额会逐步提高。最后，建立在要素贡献基础上的初次分配的劳动份额与国家对经济的管制程度有关。这一关系实际上是要素贡献理论的一种延伸，因为让劳动力市场自由调节一定会遇到资本与劳动力的竞争问题，而资本与劳动力的竞争最终一定会出现有利于资本的局面，特别是在生产力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这种局面更为明显。因此，提高劳动份额不可避免地要依赖国家对劳动者工资的管制。当然，这种管制一定有一个界限，如果管制过多，不仅不会提高劳动份额，而且还会降低劳动份额，因为过多的管制会影响到劳动的效率，如欧盟中的发达国家，其劳动份额比美国低，相反，放松管制也会导致劳动份额的降低，如美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劳动份额呈小幅下降的趋势。

以上从不同线索对初次分配的劳动份额变化进行的分析，使我们看清了决定劳动份额在初次分配中的变化机理。然而，这些理论分析所涉及的对象还是比较单一，因为这两条线索都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初次收入分配这一对象。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中国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时，所呈现出来的现象更为复杂，涉及到的影响因素更加多样。

三、我国初次收入分配结构变迁的特殊机理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初次收入分配完全由国家控制，作为初次分配基础的企业，其新增产值的分配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工人的工资，另一部分构成国家的利润，而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决定了它在初次收入分配中并没有相应的份额。因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初次收入分配简单明了，而且其决定因素也非常明确，国家主导了国营企业的初次分配。因此，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我国初次收入分配并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初次收入分配，而是随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变迁的初次收入分配结构。这种初次收入分配受两种转型的影响，其结构变迁的特点十分明显。

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了两个重要的转型，一个是体制转型，即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另一个是发展转型，即由过去的相对落后的经济向更加发达的现代经济转变。这种体制和发展转型，使得影响中国初次收入分配结构变迁的因素更加复杂，表现出来的特殊性更为明显。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这首先打破了初次收入分配的国家控制，过去主要由国家计划左右的初次收入分配，随着市场的逐渐被引入，要素的收入诉求不断提高，特别是劳动者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地位有了较大的变化。农民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彻底改变了过去局限在生产队的单一的、平均的获得收入的局面，逐步表现出收入的多样化。经济体制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市的劳动者的地位。国有企业的工人随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而不断地提高劳动收入，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为劳动者创造了更多的提高收入的机会。这些对于提高初次收入分配的劳动份额无疑是比较有利的因素，不过，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对于初次分配的意义还有另外的方面，因为工业领域的改革会凸显资金的重要性，这可能引发劳动者地位的下降，从而导致劳动份额的下降。从统计数据来看，自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初次分配的劳动份额首先经历的是一个逐渐提高的过程，1978年全国劳动份额为49.64%，到了1984年全国劳动份额上升为53.68%，提高4个百分点。这个阶段正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最大成效的时期，因此，这个时期的劳动份额上升，可能主要是由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引起的。而自1984年以后，全国的劳动份额开始下降，到1993年又下降到4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