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提高劳动者收入与中国的未来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用最普通、简单的语言表达了改革的目标，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对改革开放之前的贫穷社会主义实践感到幻灭之后，中国社会开始走上了“致富”的道路。邓小平的这句话使得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有了新的理解。社会主义不是要人贫穷的，而是要人富裕的。毫无疑问，“致富”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和变迁的主要动力。

三十来年之后，现在的情况怎样了呢？很显然，中国已经走了一半。一部分人的确先富裕起来了，但并没有走向“共同富裕”。不仅如此，多年的经验表明，中国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局面。这就是这些年来很多人开始关注中国的“拉美化”现象的原因。一旦进入“拉美化”，不仅邓小平所设定的目标不能达到，而且会走上与改革开放目标相悖的道路。但中国的领导层显然没有放弃，而是在努力朝着当时的目标前进。早期提建设“小康社会”，现在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实现既定目标。

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就必须跳出目前的困境。目前的困境是什么？这个困境如何造就？只有回答了这两个问题，才有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和出路。

部分先富的综合病症

可以把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困境，称之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综合病症”。这种“综合病症”有多方面的体现。最显着的就是收入差异急剧扩大，导致社会高度分化。国家的经济发展越快，收入的分化就越大。也就是说，所产生的财富都被导向少数群体。这种趋势似乎毫无办法阻止。进而，收入的巨大差异导致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缺失，社会很不稳定，依靠高强度的暴力机器来维持稳定。少数社会群体犯上“过度富裕病”，拥有巨大财富，但心里日益深感不安，在全世界寻找“安全”的落脚点。而社会的贫穷者很自然就有正当的“仇富”心态，各种对财富阶层不利的因素在快速产生和发展。可以说，富者和穷者已经演变成两个敌对的阶层或者阶级，双方似乎都在等待“历史的那一刻”。

不仅如此，从长远发展的角度，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担心中国的未来，“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化”、“未富先老”等。1990年代经济改革所产生的发展动力渐趋消失。现在除了国家（尤其是地方政府）力量的动员式经济发展外，来自市场的经济发展严重缺乏动力。尽管已经意识到消费社会是未来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主要资源，但在收入高度分化的条件下，消费社会根本就建立不起来。

如何医治这个“综合症”？杀富济贫显然不是选择。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选择。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尽管这是一种不得不的选择，但反复的选择始终没有走出这种选择本身。贫穷社会主义已经证明失败，也不是选择。唯一的选择就是邓小平的后半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如何走？很简单，就是提高劳动者工资。杀富济贫就是通过革命夺取财富，不是创造财富。贫穷社会主义也只是对现在的富裕者的剥夺，对贫穷者本身也没有利益。通过劳动来“致富”是整个社会所能接受的，也是基本社会正义的来源。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只是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少部分人得到了以其劳动不对称的过高收入，大部分人没有得到与其劳动相对称的收入。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劳动者的廉价劳动力成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优势。正是这种廉价劳动力优势促成了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但是，当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而不能及时实现优势转型的时候，廉价劳动力到今天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劣势，也有效地阻碍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

廉价劳动力导致劳动者收入过低，中产阶级难以形成。少数人，主要是廉价劳动力的组织者和使用者，包括资方（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无论是民间资本还是国家资本）获取了过度的利润，暴富而成为消费过度群体。但廉价劳动者本身收入过低，消费不足，甚至严重不足。在大多数人没有致富的情况下，建立消费社会自然非常困难。建立消费社会就必须制定有效的社会政策和确立社会制度，包括医疗、社会保障、教育等等；没有这些政策和制度，即使人们有了钱也不敢消费。这一点人们已经有了相当的共识，只需行动。但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提高劳动者收入。不能从劳动获得相应的收入，人们不会有消费能力。

一味依赖廉价劳动力也已经使得中国的产业升级困难重重。资方过度剥削劳方，通过压低工资就能赚取巨额利润。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方根本就不会有动力去提高技术和改进管理水平。过度剥削劳方尤其表现在外资企业。大量的外资到中国动机很单纯，就是要利用廉价劳动力。早期还有廉价的土地，现在土地价上去了，只剩下廉价劳动力了。珠江三角洲三十多年前开始使用农民工，到现在还在使用大量的农民工。这表明在三十多年里，没有任何技术上的进步，也就是没有产业升级。亚洲“四小龙”一般是每十年有一次重大的产业升级。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已经不是优势，而是劣势了。同时，大量廉价劳动力工厂的存在，也使得劳方没有动力来提升自己的技术和技能。在珠三角等地区，农民工就能打败大学生，前者甚至比后者更有竞争能力。这是一个国家畸形经济结构的结局。

提高劳动者收入利益多重

廉价劳动力也导致人民币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中国（主要是在外资部门）通过廉价劳动力大量出口廉价产品，得到了巨大的贸易顺差。贸易的严重不平衡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根源。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欧洲、美国都有责任，但中国也是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尽管大家可以互相推卸责任，但谁都必须面对。因为在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无论是国际经济还是内部经济，都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尽管是顺差国，但所面临问题的严重性要比逆差国更甚，就是过度发放货币，导致流动性过剩，进一步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又变成转移财富机制，财富从穷人转向富人，从贸易顺差国（中国）转向贸易逆差国（美国）。美国通过发行货币就可以把危机转移给中国等国；中国发行货币只是把危机转移给社会。这使得中国社会变得更不公平，国际经济秩序变得更不公平。

所有这些问题因为和廉价劳动力有关，必须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使得劳动力不再廉价来应对和解决。中国要从发达经济体学习经验。在任何国家，资方不会自动提高劳工者工资，压低劳动者工资是资本的本质。在西方先发达国家，长期的劳工运动，或者工人阶级运动在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资方和劳方的长期互动，主要是后者的抗争，西方发展出了很多劳资谈判制度。政府介入其中。因为有民主（选票）的压力，政府不能简单地站在资方一边，因此成为了协调者。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促成了资方通过技术创新和提高管理水平来增加利润。没有劳动方的压力，技术进步不会那么快。

亚洲经济体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日本是第一个成功的工业化国家。上世纪经济起飞之后，政府实行了有效的工资倍增计划，再加上日本企业“终身雇佣制”，在短短几十年内成功培植了中产阶级社会，使得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消费社会之一。日本之后，亚洲“四小龙”是当时收入分配最为公平的经济体，他们也通过不同方式成功培养中产阶级，建设消费社会。台湾和香港主要是通过大力发展中小型企业、建设社会保障制度而达成。新加坡和韩国，政府扮演了非常大的作用。在新加坡，全国工资理事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理事会主要由劳方、资方和政府组成，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制订劳动工资水平。政府的这种主动性有效避免了西方那样的劳工运动，既保证了社会稳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为产业升级构造了有效的压力。

中国尽管现在也想提高劳动者工资，中央政府已经制订了最低工资制，但很显然面对的阻力非常之大。不仅资方反对，连地方政府也反对。尽管近年来，对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讨论多了起来，但没有出现有效的政策和制度。

要实现劳动者收入提高的目标，政府可能必须重新考量工会的作用。如果政府还继续站在资方一边，帮助资方压低劳动者工资，那么在劳动者、资本和政府三边之间，力量继续失衡。表面上，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但从长远看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尤其是可持续的发展。道理很简单，经济的发展应当依靠的是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而不是人为地压低劳动者工资。

这里尤其要强调，提高劳动者收入是减少人民币国际压力的最有效举措。西方和美国对人民币施加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主要是因为上面所提到的贸易不平衡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币要升值，但升值不能过快，必须渐进。这不仅是因为人民币快速升值，会影响到很多企业的生存和总体经济发展，更是因为人民币升值只有利于富人。人民币升值表明来自欧美的商品变得廉价一些，但因为欧美大多是科技产品，在中国的消费者还是富人，和广大的普通百姓没有关系。较之人民币升值，提高劳动者收入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却更符合中国社会大多数的利益。

提高劳动者收入，会产生几个“有利于”。第一，有利于减少基于廉价劳动力之上的出口，实现国际经济平衡。出口仍然很重要，但出口不能继续依赖于廉价劳动力，而应当是提高技术来增加附加值。第二，有利于消费社会的建设，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找到新的资源。第三，为经济结构的调整提供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压力。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很多都是结构性因素造成的，例如国有企业过大、垄断，而民营中小企业不够发达等。要提高劳动者收入，国家就必须从结构上下功夫。第四，有利于技术提升和产业升级。如前面所讨论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压力，资方就不会有足够的动力来提升技术，通过增加附加值来创造利润。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企业家光思考着如何剥削劳动者而获利，这个国家就不会进步。实际上，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在于技术创新。第五，也是更为重要的是，有利于实现“以人为本”的社会建设目标，从而实现社会公平，为社会稳定打下坚实的基础。对大多数中国百姓来说，“以人为本”并不抽象，实现邓小平当初提出的“共同富裕”目标就是他们所理解的人本社会。

有关“提高劳动者收入”的话题已经讨论很多时日了，但各方面发展的情况表明，现在是必须真正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如果中国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期间，在这方面能够取得长足的进步，就会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政治进步等方面上一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