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加快金融改革创新，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参加今天我们创合汇的活动。借此机会，就《加快金融改革创新，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这个题目，谈一下自己作为研究者的一些基本看法。在结论部分，我将提炼出在引领新常态的过程中间，中国的金融创新有6个方面的势在必行。

首先，谈一谈金融的重要性，以及它和实体经济的关系。

在80年代，邓小平就有一句名言，“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怎么解读这样一个非常简洁、并且很正确的判断呢？财政部科研所研究生部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硕士、博士点。过去在博士生考试的考题设置里面，我曾经专门出过这样一道题――你怎么认识、解读邓小平“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句话的内涵？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我如答题，就愿意把这个金融系统比喻为国民经济的一个心血管系统，它显然是带有核心系统特征的这样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在现代金融运行的过程中间，要对整个经济生活大系统以信用融资来媒介和激活各类经济活动和创新行为，使各种要素的流动与重组和发挥作用得到它的帮助。这个心血管系统也就会像润滑剂一样来提高效率，提高效益，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认识框架上值得充分肯定，但是从这个心血管系统的比喻，也可以引出另外一个防范风险的考虑――这样的一个“核心”是不是也有变成“空心”的风险？此问内含的实质性问题，就是金融跟实体经济到底是什么关系？

如果说到金融，自然联系到金融市场，资本市场，证券市场，然后就会对接上一个虚拟经济的概念了。多少年前我们读《资本论》，就已接触到虚拟经济这个概念。从字面本身来说用了“虚”字，但实际上“虚拟经济”这个表述并不就是一个贬义词。它只是在经济学研究里边对特定事物的一个特定概念上的概括表述，但现实生活中，这个虚拟经济已经有很大的发展了。这些年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就是虚拟经济的典型代表。它是金融前沿创新过程中很有影响力的市场组成部分，但它有可能“过虚”了。所谓的“过虚”就是过度脱离实体经济，这样就带来了风险，带来了可能的危害性，世界金融危机是最典型的这方面由核心变空心而造成对经济和社会生活严重打击的不良案例。格林斯潘称为百年一遇，实际上把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和1929年的大萧条相提并论了。这个冲击力如此之大，损失方方面面大家有目共睹。

在这方面如果从运行分析，其实在虚拟经济概念之下，美国人做的创新一度表现得生机勃勃的，是给全球各个经济体树立了榜样的，它的金融危机最开始的导火索是那个所谓次贷。次贷是什么呢？它就是给老百姓提供实惠、不用给出抵押，低中收入阶层就可以拿到这种次级贷款来解决自己购买住房的支付问题。老百姓是得实惠的，但这种次贷在实际生活里跟着金融创新又被证券化（“资产证券化”这个概念也很流行），证券化以后它又被大规模地衍生工具化。所谓杠杆率不断加倍，然后引出的就是泡沫化，这个泡沫膨胀造成资金链到了一定时候支持不住，断裂了，就出现了次贷危机，然后上升为链式反应的金融海啸，然后再上升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这种案例我觉得对于经济学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只注重那些看起来非常美观的模型、量化演示结果，拿着自己的教科书，无论这个体系看起来多么严丝合缝，还是要看对实际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能不能作很好的解释，能不能建设性地提出对策解决实际生活中的挑战性问题，这才是真正高水平。我们就要往这方面努力。如果从这个角度说，关键性的认识，如果做一个小的概括，刚才所说到的这样一个实际生活中核心可能变成空心的风险的威胁，提示我们必须正面给出一个关于金融它的功能归宿到底何在这样的认识。

我的认识就是非常明确地说金融是为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服务的，这是金融的出发点和归宿。一个心血管系统无论怎样的强大、完美，最后它一定要服务于整个机体的健康生长。这个认识如果摆明以后，实际上就要提到不同观点的碰撞了。比如咱们讨论里可以说得比较直言不讳一些，我注意到我很尊敬的、也很有影响的一位前辈经济学家曾经有个观点，他说为什么要强调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不好，你给它服务什么？金融自己应该追求的就是钱尽其用。但我对这个观点是不能认同的。我们如果具体观察一下，什么叫钱尽其用？2015年中国出现股市的大震荡（业界称呼为“股灾”），观察一下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拿着钱投入股市的人，都认为自己就是要钱尽其用，追求最大限度的增值，甚至很多人激发出一夜暴富的狂想，确实前面也有这样成功的先例，但实际生活中后来证明这个“人造牛市”带来的是一系列的负面影响。然而在每一个操作的具体节点上，操作主体都认为他在钱尽其用，他在追求手上的资金于金融的运行中达到它的收益最大化，但是整个这个系统运行实实在在地证明它出现了严重问题。所以这种钱尽其用没有把金融的本质追求和作用归宿说到位。我还是坚持基本的观点，就是要把金融放在整个经济社会运行大系统里，确切地认定它的出发点和归宿只能是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这样一个层面之后的第二层面，我想谈一谈实际生活中问题导向下，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亟应克服金融供给的压抑，促进金融深化和健康发展。这是中国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金融改革的基本任务。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来之不易，这个市场经济中必然包括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国的这个金融市场和统一市场还必须和其他经济体合在一起，在全球化的市场平台上形成国际合作与竞争。

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走过了一开始的试水，农村改革见到基本成果，基层的改革做了一些实验，宏观层面从财政分配体系首先切入，实行分灶吃饭的分权，打开其他一系列领域里改革的弹性空间以后，到1984年，当时说是城市改革要全面进军，中央对整个改革给出了第一个文件就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那个时候，其实中国的金融就必须发生巨变，而1984年恰恰就是在10月前后中央给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时候，中国的金融变化给了我们一个十分严峻的考验。当时已认识到要搞商品经济，必须有一个中央银行体系，明确地把人民银行所有的金融业务剥离，使它不再从事具体金融业务而是定位为中央银行这样的一个管理机构。

首先是把工农中建称为专业银行，确切地放在了现在称为商业性金融的主力银行的层面上，然后就要解决这个改革框架推出以后，1985年整个中国的贷款总规模怎么切块分给工农中建四家的问题。1984年年度中间，就明确地说这四家银行这一年形成的贷款规模作为基数是它下一年切块的依据，结果出现一个“突击放贷”，这四家银行到处跟企业说，你们过去总说我们银行支持了企业，今天你们企业赶快支持我们银行一下，从我们这儿多拿贷款，以抬高基数。这样的一种情况，导致接近年底的时候，中国的货币投放进入失控状态，政治局紧张到天天上午、下午各看一次快报。那一年最后的结果，是上一年的货币发行量90亿元（这个数已是从改革开放初期一二十亿迅速跃升上来的），一下子走高到了262亿元，1985年一季度迅速出现了经济所谓超高速和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那个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很少，必须把外汇储备基本出清，进口散件用以组装家用电器，加上其他的一些措施来平抑市场，努力的使市场不要出现太严重的危机局面，等等。

这是金融改革当年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当时主持经济工作的赵紫阳同志本来雄心勃勃，1984年10月份刚刚有了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吹响了城市改革全面的号角，没想到这样一个事情造成整个调控非常紧张，以后几年，1985-1988年，中国一直在怎么对付通胀的阴影里反复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的口号，比如说吃冷饮、压缩空气、三保三压，反反复复，一直走到了1988年，两会上赵紫阳当时做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没有提"价格改革"，但是跟着不久，我们听到非常明确的要求，老同志提出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建立新体制框架，所以，要价格闯关（大家都知道，傅高义的书现在把这个事情说得比较到位了）。价格闯关方向正确，但时机完全不对，它迅速点燃了通胀压力从潜在压力爆发为火山的这个过程，全国出现抢购风，经济问题社会化、政治化，引出了年底不可收拾的风波，一直演变到1989年整个过程。等到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之后大家都没脾气了，是各个地方的党政一把手以乌纱帽做担保砍贷款额度，砍基建规模，把国民经济原来已经出现的严重的失调硬往下压，压回到GDP增速只有不到4%。这是我们在金融改革过程中一个其实很坎坷的过程，现在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在座的各位接触这方面材料并不太多，但我是作为过来人，我觉得这其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还是回到我们前面那个说法，金融如此重要，但它要怎么处理好防止核心变空心？到了1989年治理整顿之后后面跟着的转折点是什么呢？就是邓小平南巡。南巡把整个局面变过来了，改革开放重新进入高潮，而以后从南巡到现在我们算总账，年均增长速度不是10%左右，是10%以上，把整个三十年高速增长阶段的实际发展成绩抬到了年均GDP 9.8%、差不多10%的两位数增长。在1994年，特别值得肯定的就是小平南巡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生产经济目标模式后他亲自点将让朱基同志一线主持经济工作，以极大的魄力下决心推出了财税配套改革，这是在货币政策方面前面中央银行体系间接调控的基本框架确定以后，把政府“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财政分配体系如何对接间接调控的框架问题解决了。1994年的分税制配套改革，首先应肯定的是把原来的行政性分权转为经济性分权，不是像一般人所说的第一位是正确处理中央地方的关系，第一位是正确处理了政府和企业的关系。1994年以后，所有的企业无论大小，不比行政级别，不看经济性质，不讲隶属关系，在税法面前一律平等，该交国税交国税，该交地方税交地方税，企业依法纳税――注意，这是法治化框架，依法交税之后税后可分配的部分，按照产权规范和政策环境企业自主分配，这才刷出了各种企业真正公平竞争的一条起跑线，给出了以后企业（包括国有企业）跨行政区划、跨隶属关系、不讲经济性质的兼并重组空间，这才引出了一直到现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弹性空间。1994年的这个情况，是把金融领域已经形成中央银行体系和财政的经济性分权形成正确处理政府和企业关系再结合上一个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正确处理公权体系和公民的关系，比如自然人今后肯定越来越不可回避地要处理个人所得税的问题，包括在上海、重庆试点以后，在全国通过立法推出房地产税改革这样一些直接税的分配制度问题。这个框架是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一步一步形成的与市场经济的对接。金融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是直到现在还是在进行时，改革还要继续深化。

到了千年之交之后，金融领域里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要看到的问题可举出一个内部讨论应说得直率一点的温州案例。温州曾经在80年代初期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复辟”，那是沿用文革的术语，到了80年代中后期，大家在看到温州前面的假冒伪劣等等毛病得到一定的治理之后，它的经济活力开始上升，90年代讨论的是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到底哪个胜出？过了千年之交之后几乎众口一词，看来这个竞争中间温州模式胜出。它的民营经济得到很好的发展，县域经济非常强劲，社会评价就真火起来了。大家都在看好温州以后，没想到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之下温州出现跑路事件，在温州辖区内称得上大型企业的，已成了气候的民营企业，纷纷资金链断裂。首先是从眼镜大王不得不为了避祸跑到美国开始，链式反应式的，几十个大型企业在温州都出现类似的跑路。当时就只好采取特殊的措施，政府出手做一系列特定操作，当时高层领导以调查视察为名在杭州临近前沿坐镇指挥，当地政府通过各种手段联系到已经逃到美国的胡老板，给他许诺说你回来重新收拾局面，政府帮助你把资金链接上来等等。

处理这个跑路事件，依靠采取一些特定措施使局面大致稳定下来后，中央给出了一个特别安排，就是在国内推行金融综合改革，以温州为试点，也就是在问题导向之下来解决发展过程中意想不到的这样一种不良状态，到底怎么样去防范和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