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斌 黎峰：世界格局变迁中的金融体系变革

【摘要】纵览近现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变迁可以发现，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与有效运作的前提是国际金融的权力格局须与国际经济的力量格局相匹配。然而，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当代国际金融秩序并未随着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而发生根本性改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所倡导建立的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是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并构成了未来由新兴经济体所主导的新型国际金融体系的雏形。中国无疑将在未来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更显著的作用，通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共赢合作实现国际货币与金融治理改革。

【关键词】国际金融体系 金砖银行 亚投行 丝路基金 新兴经济体

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诸多弊端及应付危机能力的不足，出于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失望以及加强南南合作、援助经济建设、防范金融风险的需要，2014年7月，金砖国家集团宣告成立新开发银行（以下简称“金砖银行”），同时建立应急储备安排。同年10月24日，在中国政府的积极倡导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正式成立，主要致力于支持成员国机场、铁路、港口、公路、电信、电力电网、油气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截至2015年4月15日，申请加入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达57个，包括英、法、德、意等发达国家。此外，2014年11月8日，中国还宣布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以上事件似乎预示着全球金融权力格局及国际金融体系正悄然发生改变。从国际金融体系的历史变迁来看，我们可以得出怎样的经验与规律？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又将如何？对于日益崛起的中国而言，将在国际金融新体系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应做出怎样的战略安排？

近现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历史变迁

近现代的国际金融体系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英国主导的以金本位制为标志的国际金融体系时期，二是美国主导的以美元本位制为标志的国际金融体系时期。

英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时期。19世纪的英国拥有幅员辽阔的海外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品生产基地、输出国和最大的海外投资国，伦敦是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1860年，英国生产了近一半的世界工业产品。凭借强大的制造业、贸易与航运优势，英国建立并主导了以金本位制为标志的全球金融体系。1816年，英国率先实行金本位制度，19世纪70年代以后，欧美各国和日本等国相继仿效。在国际金本位制度下，黄金成为国际货币，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由它们各自含金量的比率决定，它的最大优势在于使各国的国际收支随着黄金的输出输入具有自动调节机制。

第二次工业革命后，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能力迅速扩张，迫切需要通过海外贸易销售过剩产能、扩大对外投资获取原材料，国际金本位制度确定了汇率比价、国际收支调节、国际储备资产等方面的制度安排，较好适应了当时日益增长的国际支付与结算的需求，有效推动了全球贸易、投资、金融及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

然而，一战的爆发导致了国际金本位制的终结，战争大大削弱了英国的经济实力，英国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870年的31%下降到1913年的14%，而美国则从23%上升到38%。英国由此失去了“世界工厂”的地位，美元对英镑的国际货币地位形成强烈冲击，以英国为主导的国际金本位制难以为继。战后各国纷纷实施金汇兑本位制，除英联邦国家与英镑形成固定的比价关系外，许多国家都确定与美元的固定比价关系，国际金融体系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尤其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期间表现得更为突出。

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急切希望构建新的国际金融与货币体系，为战后经济重建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并希望通过恢复固定汇率制度，以避免金本位制终结以来的“以邻为壑”的贸易与货币战争。而此时的美国国力空前强盛，1948年美国工业产值占全球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高达56.4%，远远超过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此外，美国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以上，黄金储备约占资本主义国家的六成。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竭力寻求塑造在全球的经济、金融、货币霸权，强化美元地位。最终，在1944年7月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上，美国的“怀特计划”力压英国的“凯恩斯计划”，以美元为中心的战后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应运而生。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与黄金挂钩，而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美元因而获得等同于黄金的地位，成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此外，还设立两个超主权的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前者的功能在于监督成员国之间实施稳定和有序的汇率安排、建立经常性交易的多边支付制度、消除外汇管制，并在成员国陷入国际收支与债务清偿危机时提供临时性的资金救助，后者则旨在为对发展中国家提供金融贷款、技术援助或通过担保促进私人投资，从而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生产能力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了二战前国际金融领域中的混乱局面，避免了汇率竞争性贬值；固定汇率制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汇率的波动，有利于国际贸易及对外投资的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组织的救助缓和了战后许多国家的国际收支危机，推动了其经济复苏与发展。它为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黄金时代”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证。

然而，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特里芬所预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严重的“先天缺陷”――美元流动性与美元信用的两难，即作为国际结算及储备货币，美元的供给必须不断增加，这要求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作为国际核心货币，美元必须保持币值稳定以维持其信用，这又要求美国必须是长期贸易顺差国。上世纪60年代中，随着美国深陷越南战争而使经济实力大为削弱，以及来自快速崛起的西欧及日本的贸易竞争，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断增大，从而愈加难以维系美元的汇率稳定。在连续爆发七次美元危机之后，尼克松政府最终宣布停止向国外中央银行兑换黄金，这标志着运行了27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

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呼唤着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了《牙买加协定》，标志着全球经济进入浮动汇率制的后布雷顿森林时代。它最明显的特征在于汇率安排的多样化和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在现行体制下，浮动汇率制与固定汇率制并存，它为国内经济政策提供了灵活性与独立性，有助于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此外，欧元、日元逐步发展成为与美元相抗衡的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储备货币供不应求的矛盾。

但是，牙买加体系的主要弊端在于难以控制的金融风险与金融冲击。在大起大落的浮动汇率制下，货币与外汇风险显著增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际贸易的正常活动，并导致资本的跨境无序流动；在多元化国际储备格局下，储备货币发行国仍享有“铸币税”等多种特权，容易导致由少数国家货币扩张和资产泡沫而引发的国际金融不稳定；国际金融危机逐渐成为常态，如1982年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及俄罗斯金融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等。 

当代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

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早已解体多年，但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和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金融体系依然主导着全球经济，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发达国家依然把持着在国际支付、结算、汇兑与转移等方面的规则与惯例，依然垄断着全球性与区域性的金融机构的权力，依然掌控着国际经济政策的协调机制。国际金融体系与秩序未随着国际经济力量与结构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体制性不公正和绩效的不公正还依然广泛存在。

首先，将单一主权货币美元作为国际基准货币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性原因之一。美国的“孪生赤字”――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并存是长期困扰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但一直未得到实质性地解决。美国通过享有发行国际货币的特权支付其进口贸易和进行对外投资，并通过其扩张性货币政策制造流动性过剩和资产泡沫以刺激经济增长，并对其他国家产生负面外部效应。以中国为代表的贸易盈余国又将其外汇储备投资购买美国债务，使美元资本流回美国。在对外债务不断累积的情况下美国继续通过发行美元以偿还旧债，还利用美元战略性贬值以稀释实际债务。因此，美国通过独享铸币税的货币发行收益长期为其巨额贸易赤字与财政赤字融资，却将通货膨胀等成本与风险转嫁给其他国家。严重的全球经济失衡、国内流动性过剩加之缺乏有效、审慎的金融监管导致了战后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金融危机。尽管近年来已有若干约束和改革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的建议被提出与讨论，但均未得到严肃对待与有效实践。

其次，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与治理结构未能对当前国际经济的格局变化做出正确与积极的反应。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已经衰落，西欧、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相继崛起，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经济保持持续、强劲、快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突出，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并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已成为大势所趋。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的重心已由过去的G7演变为现在的G20就是典型的例证。但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仍为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所控制，反映的是依然是二战后的金融权力格局，与近年来的全球经济格局变迁十分不匹配。以IMF投票权为例，发达国家的投票权份额为60%，而西方七国拥有46%的投票权，这与发展中国家的GDP已超过全球的半壁江山的情况不符。按照名义汇率折算，目前中国的GDP已占全球的13.7%，而在IMF拥有的投票权仅为3.65%。尽管2010年IMF执行董事会早已通过份额改革议案，增加新兴市场国家6%的份额，其中中国的份额计划升至6.39%，但随后美国国会否决了这一提案，令人颇感失望。另外，在特别提款权（SDR）的篮子货币中也未能考虑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加入。

第三，在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拥有决策与议事的垄断权，并在业务中推行政治附加条件与西方教条式的价值模式。例如，根据IMF规则，重大议题都需要85%的投票份额通过率，这也就意味着拥有16.74%投票权的美国对所有重大事项都拥有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世界银行行长与IMF总裁职位常年分别由美欧人士把持。在IMF的救助方案中，往往强制性地要求受援助国接受一揽子经济改革计划，包括紧缩财政开支、大规模私有化、汇率改革、贸易自由化等。这些措施有时过于教条与僵化，不考虑受援国的实际国情与需要，往往适得其反，使受援国经济陷入灾难性境地，经济复苏缓慢，并遭到反全球化人士和低收入阶层的猛烈批评。此外，这些国际金融组织对经济危机有时反应迟缓，内部官僚主义严重，不少国家与人士呼吁改革。IMF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颇有争议的表现使许多国家由此开始更多关注区域贸易安排、大规模双边货币互换协定网络、区域性外汇储备合作机制。

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雏形与特征

近年来，以金砖国家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显著增加。而国际金融危机对资本主义世界造成沉重打击，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贡献及影响明显降低。国际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