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炳炎：我国经济反“滞胀”的新思路与可行对策

内容提要:反“滞胀”[1]是个世界性难题，凯恩斯政策在治理“滞胀”时无效。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的“滞胀”风险加大。为化解“滞胀”风险，本文提出一种新思路和可行对策，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分享经济制度，从调整微观经济机制入手，构建调节经济运行的“自动稳定器”，建立“标本兼治”的反＂滞胀＂长效机制。建议中央政府及时采纳这一新的改革方案。

关键词：后危机时期 滞胀 社会主义分享经济 微观运行机制

谨慎考察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运行态势，可以看出世界经济体仍处于震荡之中，经济复苏基础不牢。表现在：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难下；一些国家主权债务危机隐患仍未消除；主要发达经济体进一步推行宽松货币政策，全球流动性大量增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主要货币汇率加剧波动，新兴经济体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加大；保护主义继续升温，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大多数国家凸现出以高通胀、高失业、低增长乃至衰退为主要特征的“滞胀”风险加剧，中国也不例外。

一、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必须高度警惕“滞胀”风险

目前，与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相比，中国的经济运行态势尚令人欣慰，按可比价格计算，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8.7%，完成了“保八”任务。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为10.3%。但中国经济仍面临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面临“滞胀”风险。

（一）通胀显著上行，风险加大

从物价指数上看，从2009年3月起，物价指数大幅攀升，大宗商品的市场价格同比上涨，其中食品价格上涨较快。2010全年，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3.3%，全年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5.5%，全年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上涨9.6%。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1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超过5％，创两年多来新高。2010年12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6%、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5.9%、原材料和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上涨9.5%。根据商务部的食用农产品价格测算，2011年1月份食品价格上涨11.5%，比2010年12月提高2个百分点。受此影响，2011年1月的CPI较去年同期上涨4.9%，虽然2月份CPI同比上涨仍为4.9%，但需要指出的是，2月份翘尾因素的影响却高达3.7个百分点。[2]通胀的压力仍然显露无遗。从目前看，食品价格的上涨仍是推动CPI上涨的主要动力。从动态来看，非食品价格已经连续5个月维持升势，今后非食品价格的上涨对CPI的推动值得关注。成本增加推动物价上涨，如果需求并未增加，高物价低需求必然导致滞胀。

央行2011年1月发布的《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警示称，“流动性因素、结构性因素与通胀预期可能相互交织影响，将加剧今年的通货膨胀压力”。[3]同时，国际清算银行（BIS）最近也对新兴经济体日益显现的通胀压力提出警示，并指出“通胀威胁在新兴经济体呈现某种普遍性”、“食品价格上涨是一大推手，…食品价格上涨的压力在新兴经济体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国家的通胀率也持续创出高点，如中国、巴西、印度等。”[4]温家宝总理(2011)也指出，“目前出现的通货膨胀其实是国际性的，由于某些国家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而造成汇率和大宗物资价格的大幅度波动”、“这不仅影响一个地方，就连欧洲也突破了2%。前几个月，世界粮价上涨15%，如果再加上西亚北非局势的影响，油价高企超过每桶100美元”、“另一方面，确实在我们国内也有因为劳动力成本提高，各种初级产品价格上涨而造成的结构性通货膨胀”。[5]

目前，粮食等农产品价格上涨、劳动力与资源品价格上行、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国内流动性依旧宽裕、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将推高通胀压力，中国经济发展趋势面临着通胀恶化风险。

（二）宏观经济严重失衡，潜在的经济下滑风险加大

长时期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严重失衡，主要表现在：

1.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失衡，即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的失衡。在过去的十几年中, 中国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国际形势的恶化，出口需求迅速衰减，在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只好继续依赖政府的大规模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材料，2010年中国政府继续加大投资，全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23.8%，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33.2%，但消费增长依然很弱。2010年，投资、最终消费和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依次为: 54.7%、37.3%和8%,经济增长依然高度依赖投资拉动。

2.经济高增长与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并存。目前，中国的经济高增长率是以牺牲巨大资源和环境代价换来的。201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虽然同比增长10.3%，但付出的代价太高，其中工业增加值仅占26.5%，而73.5%都是消耗资源与产品的转移价值。而发达国家的工业增加值平均都在40%以上。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粗放型格局没有改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依然艰巨。由于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存在，资源、环境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瓶颈。

为了真正实现有质量、有效益的增长，从2011年起的“十二五”规划中，中国将经济增速目标调整为年均7%。

（三）分配不公、贫富分化日益严重

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概括地说，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1.我国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从基尼系数、财富集中度、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区域收入差距上看，全社会形成了一个财富分配的金字塔形结构。中国收入分配领域的两级分化业已形成。目前，中国已由改革开放前实行极端平均主义收入分配政策的国家，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2.分配不公比较突出。从1998到2008年间, 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年均增长30.5%, 劳动报酬年均仅增长9.9%。2000年至2006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9.4%，而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增长13%。[6]由于企业利润和政府财政收入增加较快,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下降,导致劳动报酬所占比重持续下降。

收入差距过大必将严重地损害社会公平，使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摩擦增加,矛盾加剧,并会导致社会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增加、市场需求不足和社会矛盾加剧等问题日益凸现。温家宝总理指出，“当前，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时候。如果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7]

（四）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失业率是经济运行的晴雨表。虽然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2008年、2009年、2010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依次为4.2%、4.3%、4.1%，但由于很多真正失业的人不一定去登记，加上农村就业没有包括在里面，因此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的登记失业率数字，比调查失业率和实际失业率要低。比如，2008年中国社科院调查结论是：该年中国城镇失业率攀升到了9.4%(远高于统计局公布的4.2%)，超过了7%的国际警戒线。[8]由于城镇调查失业率更能反映经济的实际，因此被誉为“真正有效的经济晴雨表”。

中国社科院蓝皮书指出，劳动供给总量的现有趋势还要继续维持下去，全国每年净增新劳动力800万～1000万人，再加上农村需要转移的富余劳动力、城市下岗并需要再就业的人员，每年新增需要就业的人数将维持在2000万人以上。这种劳动力净增长的趋势可能要到2014年左右才停止。高校毕业生数量每年又有所增加，农村外出打工人数也在增加。以2009年为例。该年高校毕业生人数约为611万人，再加上2008年毕业生约100万人没有就业，2009年需要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为710万人左右，中国高校毕业生未能就业的比例达15%左右。[9]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分析结论是：2011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给可能增长3900万人，其中包括758万人的大学毕业生，600-700万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2500万人失去和经济刺激计划相关联工作的临时工，而预计中国2011年新增就业岗位可能仅有800万个，这将导致中国明年的失业人数达到3100万人。这还不包括国企“改制”中下岗的职工约5000多万人。[10]

整个就业环境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就业形势仍十分严峻，绝不能片面地用出现“用工荒”现象来说明中国的就业问题已经解决。

以上分析可知，目前，中国宏观经济严重失衡，收入分配领域的两极分化导致经济增长基础较弱，再加之就业形势依然严峻、通胀压力不断加强，所以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必须高度警惕出现“低增长、高通胀”并存的“滞胀”局面。

二、从转变微观经济机制入手，构建“标本兼治”的反＂滞胀＂长效机制

（一）后危机时期，被长期使用的凯恩斯政策组合应该淡出

毋庸置疑，为应对经济危机，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审时度势，逆经济风向而行事”，对抑制经济衰退，促使经济早日复苏，起了重要作用。但通过对这些宏观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持续能力的分析表明：运用凯恩斯政策这把“杀手锏”应对经济大震荡事件十分必要，但绝不可长期使用。

1.首先看财政政策。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直至目前，中国已实施了十多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这些财政政策的实质就是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一味地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导致了消费和投资的失衡，使得经济结构发生了严重的扭曲。任何一个国家,支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动力都应该是国内消费需求,而不是投资。经济发展离不开国内有效消费需求的拉动，没有消费需求，生产就没有目的和动力，社会再生产运动便会受阻。

如果这种严重失衡的“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不能根本性改变，只能引起全社会范围内的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严重时酿成经济危机。在投资没有最终消费支撑的情况下, 如果再扩大投资规模, 那么今天的投资就是一两年后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 大量的企业停产、倒闭和职工下岗, 以及大量的银行呆账、坏账。

2.再看中国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本身具有“时滞性”，以及货币传导机制经常受阻等缺点。为应对危机，从2008年、2009年、直到2010年9月，中国政府一直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信贷大规模扩张。但由于大多数企业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加之实体经济的不景气，拿到信贷资金的企业不愿投资于实体经济，反而停留在虚拟经济进行投机。这些信贷资金流向楼市和股市，其结果必然造成资产价格的上涨，从而使经济严重泡沫化，加大了通货膨胀压力，使货币政策的预期效果大打折扣。

中国近来将货币政策向稳健方向调整，主要通过调高“双率”（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来实施。这些政策必然会增加企业运行的成本，会给银行和房地产市场带来一定风险，从而加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管理通胀预期之间的冲突。此外，近期美联储采取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加之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这势必给中国带来外部通胀压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目前中国实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凯恩斯主义“组合拳”，单独应付经济衰退或者单独应对通胀单个政策目标时，政策组合选择非常明确。但面对“滞胀”，用任一政策组合调控都会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凯恩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滞胀”问题面前巳经束手无策。因此，化解中国的“滞胀”风险，必须寻找“第三条道路”，即新的理论思路与对策。

（二）消除“滞胀”风险，必须从改变微观经济机制入手建立 “标本兼治”的长效机制

微观经济是宏观经济的基础。宏观经济的健康、可持续运行必须有一个可靠的微观经济基础。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宏观功能的紊乱，大都是微观机制出现了问题。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从深层次上看，不是宏观的而恰恰是微观的行为、制度和政策问题。所以，在处理宏观经济问题时，绝不能忽视甚至偏离微观结构。

1.制约经济增长的微观原因。内需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是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顽疾”， 而扩大内需战略难以真正启动的病根, 就在于不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所导致的过大的居民收入差距。劳动报酬被不断地被压低，造成了作为国民主体的劳动者的实际购买力相对下降，从而造成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长期不足。

收入分配中，初次分配是分配的基础，它形成不同经济主体的不同原始收入，必须在初次分配领域建立起“兼顾公平和效率统一”的微观经济调节机制。

2.对通货膨胀的微观基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