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文丽：从金融危机谈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与重建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导致金融危机蔓延的根源，并指出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诸多弊端是其集中表现，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与重建是治理危机的出路。最后指出，中国应在完善国际监管体系、改革国际金融机构、构建多元化货币体系中发挥作用并抓住机遇，求得发展。

关键词：金融危机 国际金融体系 改革 重建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致的全球金融危机，表明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金融体系、金融理论与实践均面临着严峻挑战甚至存在制度性缺陷。尽管金融危机扩散全球的表面原因是金融监管的缺失，但更深层原因却是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助推的国际货币国家的危机传递。虽然世界各国均针对性地、陆续推出了大量救市举措，除了资金投入解决短期流动性不足、增加资本金外，还通过降息、减税、担保存款、扩大内需等其他措施抵抗这次危机，但多是短期性的应急之举。然而，要从根本上铲除危机发生的根源，以避免类似危机，就必须标本兼治，着手研究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与重建成为必然。

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

尽管由于石油危机和自身的“先天缺陷”―“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构建于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1971年终结，取而代之的是“牙买加协定”确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浮动汇率体系。然而，依仗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尽管美元不再承担兑换黄金的义务，秩序与纪律失去，而理念和原则存续，美元的霸主地位得以保留。目前美元仍是主要的国际计价单位以及支付和储备手段。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这两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产物仍在运行。这一缺乏硬约束的“美元本位”制度为日后的金融自由化、金融投机和商品投机埋下了隐患。

（一）美元对外过度供给导致流动性泛滥

据统计，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从1982年的55亿美元一直飙升至2006年的8100多亿美元，25年间美国对外提供的美元增加了147倍。由此导致了境外美元资产的迅速膨胀，世界官方外汇储备中美元储备已经从1981年的700亿美元扩张到2006年底的3.33万亿美元，膨胀了46.6倍。与此同时，国际债券和票据余额从1981年的2312.8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216354.5亿美元，增长了92.5倍，而此间国际贸易总额不过增加了6.9倍。

世界各国通过与美国的贸易顺差形成外汇储备和美元资金，再用外汇储备和美元资金购买美国国债、企业债、股票及衍生品等，以美元资金进入美国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资本市场以及衍生金融产品市场。这样，美国通过累积的庞大财政和贸易双“赤字”，借助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多发的巨额美元为流通手段形成大量的金融资产，使金融市场风险不断积聚。美国则以投资等形式拥有各国的资产，各国也成为美元帝国的支持者，进而形成了一个虚假的、恶性循环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基本框架。

（二）金融监管模式与资本流动规模及衍生品交易不匹配

在过去的20多年里，全球GDP年均增长3.5%，国际贸易年均增长7%，而国际资本流动年均增长却高达14%。全球外汇交易总额从1999年的415万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886.2万亿美元，9年扩张了1.13倍。

衍生金融产品是虚拟经济最典型的代表，其恶性膨胀与人类真实财富没有任何关系，却极大地增加了实体经济体系的复杂性和风险性。根据风险递增定理，经济体系越复杂，系统性风险越高；单个人或单个机构（包括政府的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所承受的系统风险越大。经济体系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可能通过对冲基金大量杠杆投机活动而生成风险的“蝴蝶效应”，进而导致整个体系的崩溃。美国资本市场中的垃圾债券（junk bond）、资产抵押债券（ABS）、按揭抵押债券（MBS）、信用违约掉期（CDS）将整个世界金融市场暴露在前所未有和无法估量的系统性风险之下。据有关资料显示，2006年美国的GDP为13.5万亿美元，当年未平仓的衍生产品合约总市值约为518万亿美元，约为GDP的40倍。2008年上半年该比值达到50倍左右，衍生品合约总市值超过600万亿美元。全世界对冲基金资产总额在1999年底不过3500亿美元，2007年底资产总额已升至1.8万亿美元，数量从3000只升至17000只，9年增长率为500%。

与此同时，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缺乏有力的监督制度，混业经营使金融机构可以很容易地逃避美联储的监管。金融衍生产品被各国视为金融机构的表外业务，对其监管较为宽松，出现了巨大的监管空白。金融机构的兼并、整合导致风险逐步向大型金融机构高度集中，以美国为主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据了主导权。各国大型金融机构也逐步进入美国金融市场，形成金融泡沫资产的持有者。而各国各自为政的监管模式，难以实现对全球资本流动的有效监管。此外，为维护本国企业的竞争力，还竞相放松对企业的监管，监管的缺失助推了金融泡沫的肆意滋长。

（三）单极货币体系支撑美国国内过度举债消费

美元本位使得美国可以通过无节制地印钞进行对外支付，满足国内消费，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与之相对应，其他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推动经济的同时，换取了大量以美国国家信用为支撑的美元，随后又将这些资金用于购买美国金融资产。大量美元的流入也使其利率下调，降低了弥补财政赤字的成本。

长期以来，美国个人消费支出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过度举债消费给美国带来了经济繁荣，但这种繁荣不具备坚实的基础。基于美国国内储蓄率从1984年的10.08%降至1995年的4.6%，再到2004年至2007年的1.8%、-0.4%、

-1%和-1.7%，其繁荣背后是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2007年美国居民、企业和政府未清偿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高达229.74%，其中居民负债比重为100.30%。因而当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巨额债务便浮出水面，并最终酿成一场偿付能力危机。

总之，美国借助“信用”本位无约束地向世界倾销其货币，但其偿还却因为汇率的“浮动”而得不到保障。在利用货币特权向其他国家征收铸币税的同时，又借助金融创新将风险扩散到全球，使全球为其危机买单。而美国具有否决权的IMF作为国际金融机构，不可能通过任何不利于美国的决议，对其不具备监督和约束能力。发端于美国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正是上述弊端的集中体现。

（四）国际经济失衡

随着战后欧洲、日本的复兴以及进入21世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尤其以中国、印度、俄罗斯与巴西即俗称“金砖四国”的崛起，世界经济开始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美国经济的超群地位和市场份额不断下降，与美元的垄断霸权地位之间形成了矛盾，并且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不断加剧激化。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而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则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受到大国操纵，因而，国际经济失衡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金融危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孕育。

金融危机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与重建

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溯源，让人们意识到改革和重建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已势在必行。正如1929年大萧条后美国出现罗斯福新政，二战后产生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次大的全球性危机之后一定会建立一系列的新规则。此次危机过后是像欧盟主张的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推倒重来，亦或新兴经济体倡导的实施全面改革，最终结果取决于各方经济利益与政治力量的博弈。然而，建立一个可信透明的、能够适应21世纪全球化发展要求的国际金融体系成为各方共识。但由于各方在应对金融危机及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问题上利益分歧明显，因此，改革需要经过一段漫长的过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相对较易实现变革的国际经济机构成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矛头所指。

（一）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以完善国际监管体系

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暴露出来最明显的弱势就是发展超前，监管滞后。因此，监管体系改革是最迫切任务。遵循的原则应是正确处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维持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强化对所有金融从业机构的监督、规范和问责。任何新的金融机构监管体系均应建立在运作良好的国家以及区域机构的网络之上，并且应从全球视野进行抗周期性的国际监管，以便在繁荣时期防止金融杠杆过度使用，同时防止资产泡沫助长信贷扩张。

1.设立美元发行的国际制衡机制。美元自由发行的恶果表明必须对各国货币尤其是国际货币的发行进行规模限制，应以经济规模和黄金储备为标准适度发行，以最大限度地避免货币供应量的巨幅波动，避免国际货币体系失衡所导致的各种弊端，减少其对经济金融的震荡与危害。

2.制定统一的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制定统一的风险监测和评估控制体系，减少金融产品投机套利的机会。共同关注和追踪跨国金融活动和资金流动，着重对离岸金融、对冲基金、私人股权投资基金等跨境短期资本流动的统计与监测。设立一个更有效的会计准则以评估公司资产，建立金融预警机制“甄别”类似美国次级抵押贷款证券等危险投资品，强化对金融创新风险的监管。

3.开展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由于金融衍生品的复杂性，必须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强化监管。因此，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国际金融组织之间应进行充分的沟通与交流，以杜绝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真空。同时，应超越现有的BASEL协议和IMF，形成多边和双边的监管协调机制。

4.设立国际监管机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投资者群体的国际化，需要一个国际机构协调国家层面利益，实施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监管，以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有学者倡议成立国际监管者学会，集中全球金融监管专业人士，共同扫描全球性金融巨头的资金交易行为，及时发现高风险金融活动。

（二）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改革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扮演了国际协调者的角色，尽管采取的措施引起了许多方面（包括危机国政府和民众）的抵触和反对，但仍然从政策建议、救援资金、国家间协调、预防对策等诸多方面对危机国提供了帮助。然而，在此次危机中它们几乎完全没有应对准备与应对措施，并且在整个危机中无所作为。这表明根据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经验建立的这些国际组织，已不适应21世纪的新形势，无法作出更合理的反应，必须进行彻底改革，以充当维护稳定的“守卫者”。

1.确立真正的全球性储备货币。可考虑将全球性储备货币建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s）上，这样能克服建立在国家货币上的国际储备系统内在的不公平和不稳定。美元信心的周期性、独立于其全球影响而采用的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及将其施加给世界其他国家所造成的周期性冲击，均影响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

2.提高国际金融机构的公开性和重要性。争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机构协调和决策机制更加公平、透明和高效，以使其具备更强的监管能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公开所有计划资料，公开进行讨论并接受批评性检查；执行委员会应监督成员的工作。世行行长的选举和任命也应更加透明、公开，决策过程中应更广泛地征求意见。

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不是G7或任何其他国家，置于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中心位置，进一步提高基金组织的地位和权力，使之成为一个以灵活方式提供流动性的中央银行，充当全球金融体系的最后贷款人。其目标应是实现国家、地区和全球三个层次的协调。除了发挥监督作用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着力消除或迅速矫正由发达的或者新兴市场暂时故障引起的混乱，并防止传染的蔓延。世界银行应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健全衍生品市场，制定对风险管理的全球标准。

3.重新确立国际金融机构决策的基本原则。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人事安排和股份比例上应进行调整，增加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在IMF中，美国的分量与其承担的义务及能力存在严重偏差，它占有的16.77%的投票权份额与众多规则中要求取得85%以上认可的规定实际上形成一票否决权，妨碍了更加公平、有效机制的建立。因此，改革IMF投票机制，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投票权，修改IMF的决策规则及管理体制，增加新兴市场国家的参与和管理等应是国际金融体系重建的方向。根据IMF有关决议，2006年中国在IMF认缴份额比例已由原来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