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碚 吕铁 李晓华：关于产业结构调整几个问题的探讨

一、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及其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

产业结构是随着经济发展而改变的。配第―克拉克定理指出：随着经济发展即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再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霍夫曼定理则指出：在工业化进程中，霍夫曼比例(消费资料工业的净产值与资本资料工业的净产值之比)是不断下降的，据此可以把工业化划分成4个发展阶段。库兹涅茨研究了经济发展与三次产业所实现的国民收入的比例关系。钱纳里运用投入产出分析等方法，分析了产业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的一般关系以及结构转变和工业化各个阶段的基本特征。他的研究结论表明：产业结构转变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不同收入水平上产业结构的状况不同，并构建出产业结构转变的标准形式。

根据经典工业化理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水平，一般可以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就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等方面来进行衡量。对工业化阶段划分最具影响力且广为认同的是钱纳里的“3大6小”阶段论。钱纳里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把人均GDP作为综合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按照人均GDP的变化，他将经济发展分为准工业化阶段(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实现阶段(包括工业化初级阶段、工业化中级阶段、工业化高级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包括发达经济初级阶段、发达经济高级阶段)。陈佳贵等人根据工业化理论和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划分标准，提出了衡量我国工业化不同发展阶段的标志性指标(最主要的是人均GDP)及其范围。他们将经济发展分为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实现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其中工业化实现阶段又分为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后期。根据他们的分析，我国作为一个整体，目前的工业化水平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段，但是各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存在很大差异，例如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已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而大多数中西部省份仍然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①

如果按照工业化的一般理论，从目前我国所处的工业化阶段看，未来我国工业的比重仍然处于上升阶段(至少还没有到下降阶段)。我们利用世界银行WDI online数据库的数据，计算了1970年以来几个工业占GDP比重呈现先增加后下降的典型国家的工业比重与人均GDP的关系。从表1可以看到，阿根廷、巴西、墨西哥3个工业占GDP比重发生明显转变的国家，工业占GDP比重开始出现下降的转折点时，其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GDP衡量)并不相同，但按2000年不变价美元衡量的人均GDP均在3500美元以上，按2000年不变价国际元衡量的PPP人均GDP均在6790国际元以上。而2006年我国按2000年不变价美元衡量的人均GDP和按2000年不变价国际元衡量的PPP人均GDP分别只有1595美元和6621国际元。如果按汇率转换的人均GDP来衡量，我国工业比重离转折点还差很远，如果按PPP转换的人均GDP来衡量，我国似乎已经到了转折点。但事实上，由于各国实际情况存在很大差异，在人均GDP多大的阶段工业比重开始下降并无定规。我们同样使用WDI online数据库的数据计算人均GDP与工业比重的关系，发现二者并不存在相关性，相关系数很小。从具体国家的情况来看也是如此。例如，韩国的工业比重在1988年和1993-1995年间达到最高点的42％，但直到2006年这一比重仍然高达40％，而此时其人均GDP和按PPP衡量的人均GDP已高达13865美元和20572国际元。

二、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比重高是由我国的发展阶段决定的

(一)总体上判断，我国工业的比重仍处于合理范围

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第二产业的比重偏高、第三产业比重偏低。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的数据，2004年，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46％和41％，第二产业比重明显高于、第三产业比重明显低于中等收入以上国家。例如，2004年美国、日本、德国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分别为22％和77％、30％和68％、29％和70％，第二产业比重比我国低20个百分点左右，第三产业比重高30个百分点左右。

据此很多人得出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即第二产业比重高于合理值、第三产业比重低于合理值的结论。我们认为这一判断是缺乏根据的。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是否合理既取决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会受到我国国情的影响。如果进行国际比较，应与我国当前发展阶段类似的国家或者发达国家类似的历史发展阶段进行比较。与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相比，我国第二产业的比重并不算太高、第三产业比重也不算太低，我国第二产业比重也仅略高于韩国。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看，1971年美、日、德、法、英等发达国家的第二产业比重均在35％以上，德国、日本、英国分别为46％、45％和43％，与我国目前的第二产业比重基本相当。较高的第二产业比重是符合我国世界制造业基地的地位和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的。我国第二产 业比重较高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我国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因此劳动力含量高的服务业产品的价格上涨滞后于资本含量高的第二产业产品的价格上涨。相对来说，发达国家服务业价格上涨得更快，而产业结构是按照当前价格计算的。

(二)当前我国重化工业的高速增长有其合理性

1999年以来，重工业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并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另一方面，重工业的高速增长也带来土地和水资源不足、环境恶化、资源约束加剧、能源安全风险增大等问题。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应该大力发展服务业，而不是过分依赖制造业尤其是重化工制造业。②另有学者则认为重化工业化的条件是：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劳动力短缺而资本过剩；重化工业获得比较优势，投资效率高于其所要替代的产业；重化工业所要求的投入资源可获得性较高。他们据此判断，当前我国重化工业化的条件尚不成熟，重化工业的领先增长是由于要素价格被扭曲的结果。③我们认为，当前我国重化工业的高速增长有其合理性。

1.1999年以来的“重新重工业化”与改革开放前有很大不同。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重化工业发展是通过扭曲要素价格来人为地降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实现的，是服务于“赶超战略”的超前重化工业化。④而现在我国几乎所有商品都由市场定价，作为重化工业发展重要投入品的原油、铁矿石等矿产资源的价格更是已经与国际接轨；民营经济、外资经济在重化工业的发展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许多高速增长的重化工业领域的投资主体恰恰是民营资本和外资；国家对资源的控制能力大大削弱，很难获得有效的手段调控资金的投向，这也是为什么在钢铁、电解铝、水泥、汽车等领域，国家宏观调控目标往往难以实现的原因。

2.当前重化工业的发展从经济上看也是合理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逐利性会自然驱使其流向回报率更高的领域。2007年，轻工业和重工业规模以上企业的利润总额与资产之比分别为7.62％和7.72％，轻工业和重工业规模以上企业的利润总额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分别为5.78％和7.21％，这就说明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有其经济上的合理性。

3.我国重工业的内涵与发达国家重化工业化过程中以及发达国家当前的重工业存在很大的不同。自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产品内分工和垂直专业化成为国际分工的主导形式，外包和离岸外包成为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最优配置资源和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在这一趋势下，发达国家往往保留生产链条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环节，而将劳动密集型的环节转移到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因而统计意义上的重工业并不意味着一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用人均占有固定资产原值来衡量，我国制造业中不但皮革毛皮羽毛(绒)、纺织服装鞋帽、家具、工艺品、文教体育用品等行业的劳动密集度高于制造业平均水平，而且电气机械及器材、通用设备、塑料、专用设备、通信和电子计算机等行业也具有较高的劳动密集程度。许多“统计意义”上的重化工产业实际上是有利于发挥我国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的。

三、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十一五”以来，我国经济虽然以超过10％的平均速度增长，2006-2008年的GDP增速分别为11.1％、13％和9％，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但是产业结构方面的一些突出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限制因素。我们认为，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以及三次产业内部结构，特别是轻重工业结构、制造业结构基本上是合理的，产业结构方面的问题主要不是各层次产业之间比例的高低，而是由产业的发展方式粗放和发展质量低下引发的相关问题，主要包括：重化工业粗放增长带来的环境、资源和能源压力增强；制造业以高能耗、低技术、低附加值产业为主，高技术产业以贴牌生产(OEM)为主，处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低端；过度依赖出口并且出口拉动力减弱；资本深化与劳动力数量巨大之间的矛盾，以及高技能的劳动力短缺等。

(一)资源环境的压力加剧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的重新重工业化以来，我国对能源和资源性产品的需求快速增长。例如，从1992年开始，我国能源消费量开始超过能源产量，特别是2003年以来，能源产量与能源消费量的缺口快速拉大，从2003年的7987.42万吨标准煤扩大到2007年的30168万吨标准煤，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8.3％。国内钢铁消费量2008年达到4.53亿吨，中国已成为全球金属需求增长的主要贡献国。与此同时，我国的能耗和污染物排放仍处于较高水平。2006年我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约3倍，即使用购买力评价美元衡量，单位能耗创造的GDP我国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2％，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则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我国单位GDP的金属密集度也大大高于其他国家。⑤我国对能源和资源性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一是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经济规模扩大、城市化快速推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作用结果；二是在重化工业化的过程中，石化、化学等重化工业快速增长，带动了对作为原料和燃料的成品油的需求；三是我国低廉的劳动力和资源、环境成本吸引跨国公司将一些资源、能源高消耗型产业转移到我国。由于国内能源和资源性产品的储量和产量有限，我国不得不转向国际市场寻找供应来源，能源和资源性产品的进口量快速增长。2003-2008年，我国燃料和矿产品进口额的增长幅度均在30％以上，年均增幅达到43.7％。2007年净进口 原油达到15927.6万吨，占原油消费总量的比重已接近50％。我国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不公推动国际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并由此带动经济发展成本的提高，而且使我国经济对国外资源的依赖不断增强，经济安全面临日益增大的风险。

(二)“中国制造”处于低端的国际分工地位

虽然我国已经是位居世界第二的工业和制造业大国，但离世界工业和制造业强国还有很大差距。从产业结构上看，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中高技术产业的比重大，而我国的低技术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仍占很大比重。例如，2002年美国纺织服装和皮革工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为3.2％，金属及其制品工业占10.3％；而2007年我国纺织服装和皮革工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为9.6％，金属及其制品工业占17.2％。从产业内部的结构看，我国处于国际价值链的低端。我国出口的制成品仍以初级制成品为主，即使在所谓高技术产品中，我国所从事的很大一部分工作也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活动，附加价值和利润很低。“中国制造”的优势主要体现为价格优势，在关键技术、关键设备上对国外还有相当大的依赖。这种建立在低成本初级生产要素基础上的竞争优势是非常脆弱的，当自己的成本优势丧失或者有成本更低、产品质量更高的国家进入全球市场后，先前依赖于低成本竞争的国家的制造业出口就会显著下降。2000年以来我国劳动力成本提高很快，2004年我国劳动力的小时平均成本已经超过周边的印度、菲律宾、印尼等国家。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之所以还能够维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现代制造业的产业链长、配套体系复杂，周边国家尚未形成我国如此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但是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及早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产品。

(三)过度依赖出口的增长动力衰减

我国经济高度依赖于出口，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从本世纪初的2％上升到8％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