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国强：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升级新战略――基于全球生产价值链的分析

我国正处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时期，全球产业转移也正蕴含着深刻的变化，因此，准确把握全球化的新机遇，在开放条件下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升级的新含义

1.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形成

过去的30多年，是全球化快速推进的阶段。经济全球化与信息技术革命相结合，给世界经济带来了诸多深刻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全球产业价值链（GlobalProductionValueChain）的形成。全球价值链是指一个产业不同价值环节在全球范围内的展开，这是区别于以往一个产业主要局限在一个国家之内的生产布局形态的。之所以形成全球产业价值链，有着深刻的原因：

首先，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大大消除了跨国生产布局的制度性障碍。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大多数发达国家内部形成了统一的市场，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但在国际之间，关税、非关税壁垒、投资限制等各种制度性安排，成为阻碍生产要素跨境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导致企业只能局限在一国之内优化资源配置。随着全球化的日益深入，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程不断推进，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跨境投资的制度性障碍被大大消除，而且，在投资领域，各国从以往的限制政策转向鼓励政策，大大推动了跨境投资。由于货物、服务、资本、技术、信息等产品与要素跨境流动成本的大幅下降，同时劳动力要素跨境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反而上升，跨国公司为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开始大规模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以往只在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产业内分工，越来越多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

其次，信息技术革命大大推动了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形成。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两个重大变化，一是导致信息跨境流动的成本大大下降。由于信息技术革命导致跨境国际长途的费用下降为三十年前的数百分之一，特别是由于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国际通讯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这就使得跨国公司总部可以像在一个国家之内甚至一个城市之内来管理其分布在全球的生产运营活动。另一个变化是信息技术推动了传统产业的模块化。信息技术在传统产业的日益渗透，对传统产业的流程、管理与运营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在大幅度提高传统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同时，推动传统产业的生产与服务活动的模块化。这就使一个企业以往不可分离的生产与服务环节，完全可以在空间上分离而不影响其衔接与运作的效率，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企业日益专注于其核心竞争力的价值活动，而尽可能地将其他价值活动外包给其他企业，特别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使发展中国家有机会参与跨国公司的生产价值链。

第三，运输技术的进步大大降低了货物跨境流动的成本。以大型集装箱船为代表的运输技术的进步，信息化带来的全球物流管理效率的大幅度提升，使跨境运输的成本大大降低，全球产业价值链带来的成本节省可以轻易弥补运输成本的增加，也是推动全球生产价值链形成的重要原因。

正是由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形成，发展中国家参与了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价值链，出现了产业内贸易的快速发展，发展中国家成为低附加价值制成品的出口大国，正在成为服务外包的重要供应国。

2.全球产业价值链与国内产业价值链的区别

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产业，其价值活动均可粗略地划分为技术与资本密集环节（如研发设计、高级原材料生产、复杂零部件生产等）、劳动密集环节（简单零部件生产、成品组装等）和信息与管理密集环节（如市场营销、管理运营、品牌运作、专业服务、金融服务、物流管理等，大致可以归为总部经济活动和生产性服务活动两大类）。如果一个产业的价值链在一国之内展开，由于资本与劳动力的可流动性，会导致产业价值链不同环节的资本回报率和工资水平趋同，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主要反映的是人力资本构成的差异。因此，其价值曲线是一条很平缓的“u”型曲线。

相形之下，全球产业价值链却是一条深凹的“u”型曲线，原因在于，劳动力跨境流动存在诸多的障碍，导致不同国家之间劳动工资水平的巨大差异，而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却可以自由流动，导致资本回报的平均化。这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形成在国际生产价值链不同环节的分工，通常劳动密集型的价值环节布局在发展中国家，这些环节的劳动生产率较低，附加价值也较低，而劳动生产率较高的技术与资本密集环节和信息与管理密集的价值环节则分布在发达国家，从而形成了一条深凹的“U”型曲线图（图1）。中国台湾企业家施振荣先生在分析IT产业价值链将这条曲线称之为“微笑曲线”。

3.全球化背景下产业结构升级的新含义

产业结构升级通常是指高生产率产业（高附加价值产业）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因此，产业结构升级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事情，发达国家同样存在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全球化程度远逊于今天，各国产业价值链主要是国内产业价值链所描述的状况，因此，产业升级主要是推动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产业比重的提高。特别对于后起国家而言，产业升级的轨迹就是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进入工业化阶段后，则又是从以纺织、服装、轻工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不断提高新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度更高的产业比重，如钢铁、机械、石油化工，再到电子工业、汽车工业等。东亚不少经济体如日本、韩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均经历了这么一个大体的过程。我国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也基本按照这么一条轨迹来制定战略与政策。

进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以后，后起国家的产业构成情况迅速发展变化。以我国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接收了大量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信息产业的投资，信息产业成为我国第一大工业部门，相应的，出口产品结构中以IT产品为主的高新技术产品比重也迅速提高，2006年达到29%，超过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果按传统的行业分类标准来衡量我国的工业结构，我国产业结构已经达到相当高的阶段，但是，如果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角度分析，就不难发现，其实我国只是参与了全球信息技术产业劳动密集的环节而已，我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并不高。

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由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形成，后起国家产业升级变为三个方向：一是继续像以往一样从劳动密集产业到资本技术密集产业的产业间的升级。、更重要的是，沿着全球产业价值链从劳动密集的价值环节向两个方向提升，一个是向资本与技术密集的价值环节提升，另一是向信息与管理密集的价值环节的提升（图2）。产业间的升级，大多也可以归纳到价值环节的升级。不论是在传统产业还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内，均存在着从低附加价值向高附加价值环节提升的任务。例如，在IT产业中，劳动密集的价值环节是电脑的组装，在上游环节中，附加价值更高的是线路板、显示卡等部件的生产，再往上游是芯片的生产、封装，附加价值更高；往下游，则分别存在物流、营销、品牌等多个服务环节，其附加价值也远高于电脑的组装环节。即使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服装业中，也存在着附加价值差异巨大的不同环节，成衣的生产附加价值最低，向产业上游回溯，高档面料的生产附加价值则有所提高，设计的附加价值更高，向产业的下游推进，物流、国际营销、品牌经营的附加价值也不断提高。

因此，在全球化条件下提升产业结构，实质上就是提升一国在全球分工的地位。

二、我国产业升级面临的新机遇

过去20多年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已经达到7000多亿美元，不仅向我国转移了大量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产业活动，而且带动了本土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低附加价值制成品最重要的出口大国。展望未来，一方面，由于我国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我国需要继续重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中央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外贸增长方式成为更为紧迫的任务。在全球化条件下，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要从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地位入手。

着眼于提升我国在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我国正面临难得的国际国内的新机遇。具体而言，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

（一）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机遇

1.重化工业发展面临强劲的国内需求。这一轮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其驱动力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化进程加快，导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高涨，引致钢铁、水泥、石油化工、建筑机械等重化工业的强劲需求；二是人均收入提高后消费结构升级，对汽车、住房需求进入了新的阶段，同样引致对重化工业的强劲需求。专家断言，中国已经进入了重化工业化阶段，这一阶段将持续数年。面对如此强劲的国内需求，国内资金大规模流入重化工业领域，跨国投资者也开始对华转移资本、技术密集的重化工业产业。在钢铁、石油化工、机械、化工等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外资并购或新建投资项目。顺应这一潮流，中国政府首次颁布了规范跨国并购的有关法规，为开展跨国并购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

2.大量出口型组装活动对上游产业形成巨大的需求。过去20多年，我国经历了两次大的国际产业转移波，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传统劳动密集型轻纺产业对珠三角地区的转移，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以IT产业为主导的大规模对华产业转移，长三角地区是主要的受益者。两次国际产业大转移，造就了今天中国消费品和IT终端产品出口大国的地位。无论是传统的轻纺产业，还是新兴的IT产业，在华投资的主要是劳动密集的最终组装环节和简单零部件的生产活动，附加价值比较低。但是，由此形成的巨大组装能力，对上游零部件产业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出于降低成本与提高竞争力的原因，越来越多的上游零部件开始在华开展本土化生产，与下游组装产业形成产业集群。这一趋势已经开始，并将成为未来外资对华产业转移的重要方向。这实际上是在开放条件下完成的“进口替代”，其结果将是加工贸易在华价值链的持续延伸。

（二）开放条件下的技术创新机遇

1.研发的国际化及其“溢出效应”。研发的国际化已经成为跨国投资中引人注目的新现象，2005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就是以“跨国公司与研发的国际化”为主题。跨国公司研发活动的国际化，一是表现为其海外研发投入的大幅度增长。1985―1995年期间，美国企业海外研发投资的增长速度是其国内研发投资增长速度的3倍，海外研发费用占全部研发支出的比例从1985年的6%上升到1995年的10%，2002年进一步增加到13.3%。欧洲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已经占其全部研发投入的比重已经超过30%。联合国贸发会议在2004。年11月至2005年3月对世界最大的研发投资者的调查表明，2003年平均每个跨国公司将其研发预算的28%用于海外研发活动。研发国际化的第二个表现，是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数量和规模的不断扩大。2000年，全球拥有外资研发机构的国家已经从1985年的26个，增加到45个。1999年，有375家外国公司在美国设立了715家研发分支机构。1986―1990年间，日本企业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的数量增长了86.6%，雇员增加了121.2%。研发全球化的第三个重要表现是海外研发机构申请的专利和发明的日益增长。统计显示，1995年，世界最大跨国公司在美国申请的专利中由海外研发机构发明的专利占专利总数的比例已经上升至11.3%。在英国、荷兰、比利时和瑞士等欧洲国家，50%以上的专利申请来自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机构。

研发的国际化是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的企业战略的重要内容。一方面，信息技术进步及研发活动的模块化使得跨国公司进行海外研发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开展海外研发对跨国公司有着诸多好处：一是可以贴近东道国市场，增强企业研发的针对性，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二是可以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研发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大幅度降低研发的成本；三是有利于迎合东道国政策，改善企业形象及与东道国的关系。

中国是跨国公司设立研发机构的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我国累计吸引了800多家外资研发机构。这既得益于我国有着低成本、优质的研发人力资源，又得益于在华外国直接投资的巨额存量。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高速发展，中国市场的吸引力持续增加，将会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

一般而言，跨国公司的研发机构，对东道国存在“溢出效应”，主要包括：示范、人才与信息流动、合作、竞争等机制。溢出效应能否充分发挥，取决于东道国的战略、体制、吸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