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文 高渊：我与中国农村50年

北京，博学胡同一号。

这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建筑，并不起眼，但位置特殊，隔着一条窄窄的府右街，与中南海紧邻。而且大门口只有门牌号，以及站岗的军人。这些都说明，这里只是外表普通。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就在这个院子里。在二楼，67岁的陈锡文走过来与我握手，微笑着略作几句寒暄，便开始了我们历时三个半小时的长谈。

如果从他1968年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算起，他已经跟中国农村打了近半个世纪的交道；如果从1978年考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算起，他研究中国农村已近40年。去年6月，陈锡文卸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但仍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他对中国农村的关注与思考，并未停歇。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陈锡文一直是中国制定农村政策的参与者之一，更被视为中国权威的农村问题专家，也被称作是真懂中国农村的官员。

他当年人民大学的老同学周其仁曾对我说：“锡文黑黑的，很朴实，长得很像农民，他平等待人，非常有思想，保持了这些年农村政策的延续性。”

陈锡文生于上海，有不少人开玩笑说：“一个上海人居然管了这么多年中国农村。”我问他现在还能说上海话吗？他马上用上海话回答，谦称说得马马虎虎。

从下午一直聊到晚上，没有人进来打扰，水也是陈锡文自己倒的。无论是自己的人生经历，还是转基因等热点问题，或者是对中国农村未来的思考，陈锡文有问必答，非常坦率。他拿着一杯茶，无需任何提示，所有数字都信手拈来，这么多年的农村政策都印刻在他的脑子里。

数年前，有位媒体同行曾说，陈锡文给她最大的印象是实在。我的感受则是，他不仅实在，而且深刻犀利。

第一章：管农业的上海人

高渊：你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直接参与中国农村问题的决策。但让很多人惊讶的是，你居然是上海人。

陈锡文：是啊，我祖籍江苏丹阳，出生在上海，从幼儿园、小学到初中都在上海南汇县的周浦镇。解放前，我父亲从老家到上海工作，认识了我母亲，在上海成了家。

建国后，国家需要培养干部，我父亲又去上了无锡文化教育学院，这是一所干部速成学校。他上学的时候我出生了，所以我叫“锡文”。他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老区建设，就去了泰山脚下的山东泰安中学教书，母亲也带着我去了。

高渊：后来为何到了上海周浦？

陈锡文：我母亲身体不太好，就带我从泰安回了她的老家杭州。到了我5岁的时候，父亲调动工作，分配到了当时还属江苏省的南汇县周浦中学教书，这样我们就在周浦安家了，后来上学一直在那儿。

高渊：你初中毕业那年，正好碰上“文革”爆发？

陈锡文：对，1966年我初中毕业，毕业前就乱了。一开始还有点热情，到了那年10月底，我觉得实在没意思，就约了几个同学结伴去南方，到没去过的地方去看看。那时候“文革”搞串联，坐火车不要钱。

我们一路跑到海南岛，这时中央发通知了，要求停止乘车串联，徒步可以，如果人已经在外地，可以领票返回。我们就在海南岛待了一段时间，1967年的春节在那儿过的。回来后到学校看看，还是乱哄哄的，就回杭州了。

第二章：北大荒初识农业

高渊：什么时候去的北大荒？

陈锡文：到了1968年夏天，周浦中学给我发电报，说学校开始分配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来招人，如果想去就赶紧回来。我马上就回去了，8月份报的名，9月中旬就去黑龙江了。

高渊：你是主动报名去北大荒的，当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陈锡文：我去的时候，毛主席还没有作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所以我们这批人走的时候，基本上心态是差不多，既然有机会出去自食其力，那就去吧，别再让家里养着了。而且，当时把去黑龙江屯垦戍边的意义提得很高，我们都有点激情。

到了1968年底，毛主席那个指示下来后，1969年就“一片红”了，大家都得下去。我们属于自愿的被动选择，所以也没什么好埋怨。

高渊：具体到了黑龙江哪里？

陈锡文：我被分到了黑河地区，是黑龙江纬度最高的地方。

高渊：这是你第一次亲身接触农业吧？

陈锡文：对，那个地方无霜期很短，一年只有110天左右，只能种小麦和大豆。我们所在的具体位置是五大连池，有水源，所以我们也试着种过水稻，但不成功。

那时候机械化水平不高，即使现在也没有完全解决，下雨就要拿着镰刀锄头下地干活。各种农活我都干过，后来到了机关，也经常要下去一起干农活。

高渊：建设兵团的真实状况如何，生活苦不苦？

陈锡文：兵团虽然也是务农，但跟农村差别很大。兵团的前身是农垦局，我们叫农业工人，在当时的国家职工序列上有一栏就叫“农业工人”。所以去了之后，至少是衣食不愁。

后来不少上海知青到我们边上的农村插队，那待遇就不一样了，得自己挣工分，挣了工分才能分口粮和现金，还要看所在的生产队经营得怎么样。我们兵团是大锅饭体制，实行粮食配给制，像我这样的普通农业工人，一个月定量是42斤。

高渊：除了吃饱，还有多少收入？

陈锡文：我们的固定工资是一个月32块钱。但农业工人和工厂里的工人不一样，没有8小时工作制，需要干就得多干。当时兵团的算法是，这32块钱，刨除法定假日后是25天半的工资，折算过来，一天就是1.25元。

在农场，尤其是基层连排一级的干部，都是当地老农场的工人，他们都想多挣一点。反正节假日也没事干，基本上每月要出勤30天，工资就有三十七八块。所以兵团和在农村插队很不一样，我们没有他们的那种后顾之忧。

高渊：从18岁到28岁，人生中最美好的十年在黑龙江度过，你怎么评价那十年？

陈锡文：不能说那一段对我有多好或者多不好，但毕竟从个人来讲，还是一段很重要的历练。

我在那儿待了十年，其实真正在基层干活也就三年多。后来我做连队的文书出纳，再到团里和师里当新闻干事，编简报、办读书班、参加工作组下基层等，也有机会读一些书。

这段时间让我了解了农业的不易，了解了节气，了解了各种作物不同的特性，了解春播夏锄秋收，了解了农业机械等等。另外，我们农场那些老职工，基本都是从山东、河北一带来的，最早都被称作“盲流”，因为老家吃不饱，自己跑过来了，本质上还是农民。所以，我对农业、农村、农民有了一些实际感受。

第三章：田埂上的广播

高渊：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你是从哪里听到的？

陈锡文：那时我正在柳河五七干校上学，算是后备干部了。这所干校在“文革”中很有名，跟现在的省委党校差不多。就在报到的当晚，我和几个同学吃过晚饭，到干校边的田埂上散步。这时，干校的广播喇叭响了，说要恢复高考了。

我们一听都很激动，马上去跟学校请假。学校说这可不行，你们是层层审批推荐来的，要想回去参加高考，必须得到原单位批准。

高渊：这个不难吧？

陈锡文：我也是这么想的。第二天一早，我就跑到县城，给我所在的一师师部发电报，要求请假回来考试。但一连等了三天，根本没有回复。我想这样等下去不行，就跟学校打了个招呼，跑回去了。

找到政治部主任，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你不同意也得回一个电报啊。他说，我就在想，这个电报我回也不好，不回也不好，但如果你意志坚定呢，肯定自己会跑回来的。

高渊：接下来一切顺利吗？

陈锡文：我记得很清楚，照片交了，5毛钱报名费也交了。大概过了十来天，省里突然来了个通知，规定凡是25岁以上的，必须有高中学历，才能参加高考。我那时已经27岁了，没上过高中，这下真是踏空。

高渊：这个政策是黑龙江自己制定的？

陈锡文：对，这是土政策。当时黑龙江最大的忧虑是，来这里的外地知青太多，而且多数是从大城市来的，总体受教育程度比较高。如果让这些知青都参加高考，当地人可能就没机会了。

就这样被退回来了，当然很沮丧。后来听说中央批评了黑龙江的这个做法。

高渊：好在不到半年，1978年的高考就开始了。

陈锡文：是的，77届那年是冬天考试，1978年春节过后开学。我们78届是6月份考试，9月份开学。考了政治、语文、历史、地理、数学，当时不要求考外语，我五门课总分是379分，还算不错。

高渊：为何填报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农业经济系？

陈锡文：填志愿比考试难，我完全不懂，就去请教那位政治部主任，他是文革前的大学生。他也说不大清楚，只说了一些原则，比如学校要好，专业要自己喜欢等等。

我就问他人民大学怎么样，他说那当然好。然后我看了半天，发现有个农业经济专业，问他这是做什么的，他说反正跟农业和经营管理有关吧。

他最后跟我说：“你毕业以后，至少可以回来当个农业会计。”

第四章：杜润生的三句话

高渊：听说人民大学还没开学，你就去报到了？

陈锡文：我是人民大学1978年复校后，第一个报到的学生。那天是9月22日，有两个军人在校门口站岗，我给他们看了录取通知书，他们一脸诧异地说：“没听说开学啊，也没有学生来报到。”但还是放我进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在兵团接到的通知是9月中下旬开学，然后我就去了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