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爱国：20世纪前半叶中国关于三农出路论争的回顾与检讨

摘要：20世纪前半叶中国发生了关于如何解决三农出路的三次论争高潮。论争的结果是，工业化道路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但农业在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性也得到充分理解。检讨论争史，其中存在着应时化、简单化、公式化、理想化和非理性化的错误。

关键词：工业化；农业化；发展道路；论争；检讨

从19世纪60、70年代中国开启工业化进程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围绕“以何立国”、重工重农、工农联合、如何救济农村破解三农困境等一系列问题，发生了农业化与工业化两条发展道路的长期论争。在20世纪上半叶形成了三次论争高潮。

一、20世纪20年代围绕“以何立国”问题的论争

早在20世纪初，学者就十分关注农业的前景与农民的出路。刘师培提出农民兼营工业的“农业与工业联合制”构想。1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和此前的帝国主义争夺给人们以极端恶劣的印象，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西方出现对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省的社会思潮。西方学者甚至期待东方文明能够救济西方。这种思潮也传入中国。20世纪20年代，东方文明或中国文明复兴论弥漫中国。主张重建儒家文明和农本文明的学者不乏其人。“以何立国”之争就是其中的戏剧性一幕。

第一种观点，农化论

章士钊是“农化论”的领袖。从1923年起，章士钊在湖南《大公报》、上海《新闻报》、《甲寅周刊》等处发表系列文章，主张“以农村立国”、“以农立国”，“一切使基于农”。造成了极大的反响，他的理由是：第一，吸取欧洲“以工商为本”的教训。“工业国贻于其民苦痛昭然可观”；并且为“争工业霸权”发生了“古今未有之大战”。第二，中国未成工国先受工化之毒。第三，中国工化缺乏基础。章士钊认为中国“艺术不进”、“资本不充”、“组织力不坚”。2针对杨铨于1923年10月28日在《申报》上发表《中国能长为农国乎？》的质疑文章，章士钊于11月3日在《新闻周报》发表著名的《农国辨》，声称杨文误会其“明农之旨”，重农不是“全然废工”，更重要的是尚“农国精神”。章士钊所说的“农国精神”包括：“讲节欲，勉无为，知足戒争”；“尚俭”；“政尚清静”；“说礼仪，尊名分，严器数”；“重家人父子”等，要言之，“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章士钊明确表示反对“欲多而事繁、明争而足财”的“工国精神”。31927年，章士钊在《甲寅周刊》发表《何故而农村立国》，再次就农化问题进行阐述。强调“明农”而“建国”。4

龚张斧极其赞同章士钊的农化论，认为“立国之道不在物质文明”，而在“风俗淳厚”。5董时进也认为“中国不宜工业化”，应该“振兴农业”，保持农业国的优势。理由是：农业国可以独立，工业国则为“寄生国”；工业国已经太多；若行工业化，中国没有经济力与兵力夺取工业品市场；会招致外人染指；有生产过剩危险；以农立国，不会贫富悬殊，生活单纯俭朴，社会和平安定；农业乃中国固有优势，宜发挥所长。6

第二种观点，工化论

孙倬章反对章士钊的“以农村立国”论，主张积极推进工业化。理由是：第一，农业保守，少进化，且阻碍进化，工业进化且速进化。第二，工业化造成先进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农业国则政治上无秩序，经济上无组织，社会上无文化设施。第三，要抵御外侮，惟有工业化。第四，惟有工业化可以有效缓解人口增长压力和国家财政负担。第五，工业化可以全面增进农业发展。第六，工业化有助于政治民主化。第七，工业化有助于科技与学术进步。7戴英（恽代英）逐条驳斥董时进的“中国不宜工业化”论调。批评董说仅适合“中西未交通之时”。“中国在工业先进国之下，已成为经济的隶属关系”。中国已经在外国支配下被迫工业化，沦为外国的经济殖民地，岂能退出工业化而行农业化。更何况，若中国不行工业化，则无力抗衡外国经济侵略，将永远沦为工业母国之原料供给地和成品销售场，经济上将有万劫而不复。8杨明斋也主张“急进于工”。9

第三种观点，农工并重论

杨铨反对完全的农化与工化的观点，主张农工并重，相得益彰，不可偏废。他分析：若偏农，则国人之衣食住、农具、消费品将仰人鼻息，且无法应对人口增殖的压力。若偏工，则食物原料仰给于人，无事则时有经济恐慌，有事则不免封锁危险。若工与农“并行不悖”，则“工业之兴而农业转盛”。10陈宰均也认为农化与工化相依相辅，必须分配适宜，轻重平衡。要救济农村失业，减少农民数量，解决农产品出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非工化不为功。而工业原料大半仰给于农，农业未振，工必不能充量发达。11

第四种观点，农业资本化与科学化论。

陈独秀于1923年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主张在国民革命完全成功以后，要大兴产业，在此基础上农业要普遍地资本化。12萧楚女则在1924年发表的《中国底农民问题》一文中，提出对农业的科学化和对农民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加以训练和教育的必要。13

“农化”论者看到了工化的弊端，如生产过剩、社会两极化、阶级斗争、社会竞争导致的异化、霸权争战、都市问题、人口爆炸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但他们不是通过具体的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和社会制度与生存方式的重构来应对，而是通过维持“农业国”地位，并崇尚“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的农业文明精神、反对“欲多而事繁、明争而足财”的工业文明精神来“复旧”，这是中国农业社会文化传统尚未转型且试图阻滞社会和文明转型的一个典型反映。虽然工业文明也有弊，甚至存在鲜明的社会分工、分层与严重的阶级对抗，农业文明也有利，生活节奏慢，重人情，社会似乎比较“平均”和“和谐”。但是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看，农业文明存在的政治依附、经济依附、思想依附和人身依附更加严重，而工业文明解放人的力度更大，不但人们能够获得物质欲望的更大程度的满足，在更大程度上摆脱对自然的依赖，人的创造性和主体价值有了更高的发展平台和更广的发展空间，其精神和个人权利的自由度也得到极大提升。“农化论”的文明退化史观受到“工化论”的文明进化史观的严厉质疑和批判。但是，“农化论”既有强大而广泛的农业经济和农业生产方式作基础，又有根深蒂固的农业文明传统与生活方式为根基，甚至还找到了西方的反现代化思潮和现代化的反思与批判思潮为奥援，因此，批判“农化论”的根本错误还须不断展开。

“工化论”者主要从社会进化、文明进步、文化发展、救亡图存、人口压力、政治民主化等方面阐明了实现工业化之必要，对“农化”论者把农业社会和农业文明理想化、不愿意正视时代现实和社会现实的乌托邦式的、保守主义的思想进行了严厉批判。但“工化论”者对“农化”论者提出的工业化造成的生产过剩、市场争夺、霸权争战、社会分化、失业问题、劳资矛盾、阶级斗争、人的异化、寄生性的国际经济关系等问题，没有作出有力回应。杨明斋认为生产过剩、市场争夺不是工业化本身造成的，而是商品流通过程中形成的。只要加速商品流通和健全市场体制就可以获得解决。而社会分化、失业问题、劳资矛盾、阶级斗争诸问题可以通过采取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形式来解决。中国工业化的进展缓慢，程度不深，导致对其弊端的认识和解决办法只能够以西方为参照。这就决定了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将会出现进一步的、规模更大的讨论。农业资本化与科学化论者在“以何立国”问题上基本属于“工化论”。

“农工并重论”其实是“渐进的工化论”，似乎比较切合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和社会实际。但“农工并重论”作为阶段论和方式论则不妨，作为目标论、模式论则是错误的。杨铨以美国为农工并重的富强之国，而美国其实是典型的工业化国家。“农工并重论”没有认识到小农经济式的生产力落后的“农化”并不能对工业提供强大的支持，农业的现代化、科学化、机械化、甚至工业化，是不可避免的。

20世纪20年代的工化农化之争，是当时的东方化与西方化之争的一个重要部分。从根本的哲学层次来看，其蕴涵的是文明形态的高下之争。“工化论”者指责“农化”论者企图“复古”，而以社会进化论，进而以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论痛加针砭。不过，就多元共存的角度来看，文明的品格无所谓优劣，但从文明的演化来看，文明的形态确实有适应环境的高下之别。工业文明相对农业文明而言，更富有创新性、进取性、解放性和开放性。它一旦产生，就会不断扩展其文明视野与文明范围，从而把所有非工业文明都纳入其宰制和辐射范围。

二、20世纪30年代围绕“如何救济农村”问题的论争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中国，中国经济发生严重恐慌，农村经济日益向下沉沦，为了挽救迫在眉睫的经济危机，国民政府发动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和地方政府领导人发动了乡村建设运动。围绕着如何进行国民经济建设和乡村建设，尤其是“如何救济农村”，再次发生了工业化与农业化的大论战。以吴景超、陈序经等人为代表的《独立评论》派强烈主张发展都市工业以救济农村，但不反对发展农业，不过认为光靠发展农业是救济不了农村的。而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主张振兴农业、建设乡村文明，刺激民族工业兴起，以期建设自给自足的乡村工业，走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郑林庄提出中国应该走既非农业化，亦非立即工业化，而是由乡村工业内生工业化的“第三条道路”。还有相当部分学者主张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复兴农村，振兴农业，救济农民；第二步是工业化与机械化。庄心在提出复兴农村与工业化同时进行。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任务未先完成，既谈不上乡村建设，也谈不上工业化。由于乡村建设运动一直持续到40年代末，因此，关于“如何救济农村”的讨论一直延续下去。

第一种观点，以积极推进工业化、都市化救济农村

吴景超是代表以工业化救济农村一方的旗帜型人物。他认为中国目前“只有一条路是活路”，那就是“努力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农业化对人民福利上的贡献不如工业化。如果还采用一种公平的分配制度，使贫富的距离不致相差过甚，则工业化的结果一定是大家的生活程度都能够平均的加增。141934年9月9日吴景超在《大公报》上发表《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15，提出发展都市、救济农村的三大办法：兴办工业、发展交通和扩充金融机关。引起巨大反响。针对反对者的意见，吴景超于1935年1月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再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澄清”从事农运工作者的“误会”，重申他的工业化论。坚持认为“农村中已无路可走”。主张发展工业，要知难而进，而不是畏难而退。16

贺岳僧认同吴景超的基本看法。认为只有工业化才能够有效抵御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侵略，也只有工业化才能给予大多数人类以福利。他相信工业化是中国“挽救经济厄运的惟一办法”，是“走上近代化的惟一直道”。17陈序经是30年代“中国本位”和“全盘西化”大论战中“全盘西化”论的著名代表，他坚决主张工业化与都市化。“把中国的乡村西化起来，使能调和于西洋或西化的都市而成为一种彻底与全盘西化的文化”。18陈序经特别指出：“西洋农业之特别发达，还是在工业发达之后”，“中国工业苟不发展，则农产出路也成问题”。19

王子建、吴知和张培刚等都主张全面工业化。王子建认为农业论者的理论有三大错误：其根本错误是想从近代的工业社会，退回到经济自给的农业社会去。其次是认识不清农业与工业的关系，甚至对农业与工业的概念与性质都没有搞清。再次是错误的“工业化过时”论。20吴知认为“只有工业化才是中国国民经济建设成功的一条大道”。“非特制造业要尽量工业化，就是农业也要尽量工业化”。工业化能够极速增加人民的生产力与社会财富。能使有限的土地容纳过密的人口。发展工业正是复兴农业，可以解决农产品的出路，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和边际效用。21张培刚认为“想要迎头赶上人家，就非顺着大势，增加演进的速度不可”。他主张中国应该统制全国经济，全面地、迅速地实施工业化。22

陈独秀认为“民族工业之发展”与“农民解放”为现阶段中国民主革命的四大任务之二。23但陈独秀又认为“近代的一切大运动都必然是城市领导农村”。他主张发展城市工业，以城市解救农村。24袁聘之主张积极发展非资本主义的民族工业。他认为“中国国民经济之危机，不仅在于中国农村经济之极度衰惫，而在于整个国民经济机构之带有极度的殖民地性”。中国国民经济建设应该造成能适应国防之需要、能脱离帝国主义的羁勒而独立的经济。他主张，“民族工业建设为解救中国国民经济危机之要图；且为当前救亡图存之急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