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业键：全汉升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上的重要贡献

全汉升先生，广东顺德人，民国二十四年毕业於北京大学历史系。随后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潜心於中国经济史研究。民国三十八年以后，并先后於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讲授中国经济史。民国七十三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全先生治学，务实求真。半世纪以来专题著述甚多，上自魏晋以迄战前，绵廷壮阔，根基深厚。他的学术见解与成就，举世重视。本文拟将他在中国经济史上的重要贡献作一简略介绍，挂一漏万。读者如果希望作进一步了解。请参考后文附全先生著作目录。

一、唐宋帝国与运河

在中国经济史上，全先生对於唐宋时期的研究，贡献最著。《唐宋帝国与运河》一书，尤为千古不刊之作。在这本书里，他把运河的重要性，即运河的畅通与否和唐宋国运盛衰的关系，根据史实作生动的叙述与有条不紊的因果分析。这一创作的学术价值，不仅在唐宋史研究上极为重要，即对於了解近代以前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亦有莫大贡献。中国自商周以来至秦汉，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都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南方广大地区多未开发。但是，从魏晋到随唐的几百年间，中国经济南北二大区的相对生产力发生空前变动。汉末至南北朝时期，北方由於战乱频仍，胡人入侵，生产力大受破坏，汉人大规模南移。结果，北方经济衰退，南方不断开发。当中国再度统一(即隋唐时代)，南方於是取代北方，一跃而为全国经济重心所在。

他方面，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在近代轮船兵舰发展以前，海洋实为天然屏障。中国边患，因此都在北方。历代都必须在北方沿边布重兵，以防亚洲内陆游牧民族入侵。同时，为了便於了解边情，控制边郡守军，以收指臂之效，中央政府也仍设於北方之心要。在这种情形之下，如何维持边境庞大驻军和首都的皇族及朝廷大小官员，便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唯有把南方剩余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大量北运。然而，中国主要河流都是由西向东，沿海交通在轮船发展以前又多危险(风暴及海盗)而不可恃，於是有建设一条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之必要。隋炀帝之开凿运河，主要原因在此。在这条运河把北方的军事政治重心和南方的经济重心联系起来，对於盛唐武功有无此贡献，以后这条运河能否畅顺，也和唐宋帝国国运息息相关。

唐初行府兵制，兵农合一，且中央政府机构还算简单，国都所在地的关中，粮食供需尚不致大相悬殊。可是到了七世纪后半的高宗时代，朝廷机构大为扩张，长安人口膨胀，同时府兵制又渐变为募兵制，军需民食大增，关中粮食供应便大成问题。原来隋炀帝修运河，自洛阳以达长江。从洛阳到长江一段，有三门险滩，尚末顾及。所以，唐初南方物资。可籍运河畅运洛阳，却难以大量输送至长安。高宗於是设洛阳为东都，此后直到玄宗(713-755)前期，天子及从臣常於春夏之间东幸，甚或常驻洛阳，时人称玄宗为「逐粮天子」。玄宗后期，由於名臣裴耀卿和韦坚相继改善河道运输一一改直为分段运输、修陆路绕三门险滩、关中另开运河以达至长安一一成效大著。江准米粮及其他物资，可源源运至关中。最盛时年达四百万石。玄宗非但无须就食东都，而且可倾力向西北发展，大唐帝国声威远播，使开元、天宝年间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的黄金时代。

安史之乱(755-763)后，藩镇割据局面形成，运河的浚修与维护大不如前，运河的交通又不时被地方兵将阻断，大大地失去了联系南方经济重心的作用，唐朝国势於是中衰。吐蕃、回纥相继侵凌。到末年各藩镇自擅兵赋，互相争夺，运河水道破坏，长安供应被切断，政府财政破产，李氏王朝便不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五代期间(906-960)，没有一个帝王能控制运河沿线地区，他们的政权也无法长夕维持。

北宋建都开封(汴州)，在黄河平原上，与辽及西夏对峙。就地理形势来说，无险可守。一旦有患，实防不胜防。然而，和长安或洛阳比较起来，开封有一大优点，对於宋太祖选择国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从南方运到这里的粮食，每年多达六百万石。此外尚有其他货物，源源到达，支持北方军糈民食。北宋之能长多和北边及西北二大异族抗衡，运河一脉畅通，联系南方，贡献莫大。到了徽宗时侯，蔡京用事，政府用於购买粮食时的巨额准备消失，又改分段转运法为直运法，结果北运米粮减。钦宗时，汴京被金人围攻，运河上游又被盗贼破坏而溃决，河口浅阻，漕运不通，北宋军事上难以支持，终於崩溃。

此后宋室南迁，定都临安(杭州)。宋金两国以准河为界，对立了一个世纪，以后分别为新兴的蒙古所灭。据全先生观察，宋金对峙，运河南北分属二个不同的政权，而且北段完全湮塞，失去了沟通南北经济大动脉的作用，使宋金二国国力变得分散而薄弱。另一方面，杭州居运河南端终点，和长江南岸的镇江相连。长江诸路财赋，可以经由镇江入运河而达杭州，源源供应。南宋所以恣偏安一隅，达一个世纪之久，运河的经济功能仍然是个重要因素。

全先生在唐宋经济史上另一重大贡献，是他对於商业发展与都市化的研究。首先，为探讨交通运输对都市发展的可能影响，他选择这个时期运河沿岸三个重要城市扬州、开封(汴梁)、杭州(临安)一一做深入的观察。其中开封及杭州分别为北宋与南宋首都，由於政治及军事上的重要功能，加上运河交通便利，使他们很快地成为庞大的商业城市。这二个大都市有个共通的特点，即首都所在，有大量人口(官员、军人、学生、地主、游客……)能将首都以外的财力转移到这里，以供消费。因此，它们的购买力很大，能够吸收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货物到这里来销售。例如，开封所需粮食及工业品(丝织品、漆器、书籍、纸、笔、砚等)，大都从东南的皖、苏、浙、闽、赣等地输入。药材和一部份丝织品，取给於四川。此外，木材取给於山西、陕西；盐来自山东、山西；器及陶器分别从河北，陕西输入；奢侈品如象牙、珍珠、香药之类来自海外；战马自西夏、于阗而来，这种消费性城市的扩张，促进国内商业的发展；交通运输的便利，又加速都市的膨胀。[1]

扬州的兴起，在经济史上更具重要性。唐宋以前，中国都市大都由於行政或军事功能而形成。从这个观点来看，开封和杭州在宋代的繁荣，仍不脱离传统，不过规模远较前代为大而已。扬州在唐代的繁荣及以后取代扬州而兴起的真州，却纯由其商业功能的发挥所致。在〈唐宋时代扬州经济景况的繁荣与衰落〉一文中，全先生阐述这个城市在唐代繁兴的重要原因，是由於它「位於长江和运河的交叉点上，为南北交通要冲，实是全国货物最理想的集散地。」不但南方盐、茶、药材各货，即海外舶来品，也多集中於此，再经运河北运销售。商业发达，工业、运输业、金融业等亦相应而生。除商业大都会的兴起外，他也发现宋代若干地方，或由於人口增加，由虚市演变为市镇(见〈南方的墟市〉一文)。商业功能城镇的出现与增加，象徵著都市发展的新阶段。全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无疑地起了带领作用。

其次，唐宋时代经济和往不同的另一方面，是国际贸易方面的转变。中国在唐宋以前的国际贸易，多沿「丝绸之路」与中亚各国交易。唐宋以还，由於南方的开发，航海技术的改进，及阿刺伯商人在海上的活跃，中外贸易大都转移到东南沿海。唐宋时期，中国沿海国际贸易商阜相继勃兴。广州、泉州、明州(宁波)，可说是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在唐代和北宋，广州更居首位。全先生在〈宋代广州的国内外贸易〉一文中，对於了解当时国际贸易的性质和广州在国内外贸易所扮演的角色，做了一番切实的考察。根据他的研究，宋代广州输入品多为珍珠、象牙、犀角、香药等奢侈品。这些货品大多来自南洋。输出品则多为工业制造品，如五金、布帛、瓷器、漆器。此外，铜钱输出很多，广泛流布海外，遍及日本、南洋、印度、非洲东岸，几成为国际货币。

宋代国际贸易的经营，阿刺伯商人最为活跃。但是，华商和中国官吏经营南洋贸易者也很多。无论外商或华商，他们也从事广州与国内各地间的贸易。例如，将进口外货及两广多余的米盐，运销各处。当时广州与国内交通路线，大致有二条：一条沿著现今粤汉路或附近北上，通长江西至四川，或经运河以达华北。另一条由海道至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沿海城市。广州的繁荣是建立在转运贸易之上。这也是由於发挥商业功能而兴盛起来的城市(全先生在唐宋经济史上尚有其他重要贡献，将并入下节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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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考全先生论文〈北宋汴梁的输出入贸易〉和〈南宋杭州的消费与外地商品的输入〉。

二、货币经济

中国经济自先秦至两汉，金属货币的使用有逐渐推广的趋势。但是汉末及魏晋南北朝期间，货币发展开倒车，实物货币盛行，自然经济居支配地位。唐宋时代，金属货币再度流行，而且进入纸币阶段，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瑞典还要早六个世纪。然而，自南宋末期经元代以至明初，由於政府对货币管理不善，发行漫无限制，自坏币信；明清两代又回复到金属货币阶段。一直到1935年的法币改革，中国才完全废弃金属，采用纸币为通货。从早年开始研究中国经济史到现在，全先生一直对於货币与物价变动很感兴趣，他这方面的成就也非常大，他人实难企及。

民国30年底，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发表一篇长文〈中古自然经济〉。这篇论文，到现在仍然是研究魏晋以至唐朝中叶中国货币演变的最重要著作。如前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居支配地位。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三个问题，并从多方面考察，以求解答。第一自然经济何以在这个时期产生？他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战争。从汉末到隋初，前后有黄巾之乱、董卓之乱、八王之乱、五胡乱华、侯景之乱……等，结果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交通困难。尤以北方为甚，严重影响商业的衰落。其次一个重要原因，是主要币材―铜―的短缺。这又由於当时铜产大减及佛寺广铸铜像所致。铜的供给萎缩，铸币随之急遽减少。钱币缺乏，实物货币便自然地出而取代。第二，实物货币的使用，普通到何种情度？他从交易、租税、地租、及工资的支付各方面加以考察，都发现以实物(绢、帛、谷)为支付手段者多。第三，这种现象持续到何时才改观？据他的观察，一直到唐朝中叶安史之乱前后，一方面由於商业的发展，一方面由於铸钱的增加，金属货币才再度取得支配地位。唐德宗建中元年(780)的税制改革，将以徵收实物为主的租庸制度改为以徵收钱币为主的两税法，便是这种演变的明显标志。

他的〈中古自然经济〉的见解，在学术界并非没有异议。何兹全便以为这个时期南北二个区域情形迥异。北方因受战乱破坏，逆退到自然经济的境地。南方经济由於大量移民的迁入，反而逐渐开发与繁荣，货币经济乃居主导地位。[1]彭信威认为，「这一个时代，大体上可以说是钱帛本位的时代，钱为主，帛为副。」[2]这个时期，政治上四分五裂，战乱迭起，朝代更迭频仍，使用实物货币的普及程度，自然因时因地而异。但是，无论南北，这个时期钱币缺少和紊乱，是明显现象。在这种情形下，实物货币便相应出现。考察最近有关此一时期的一些著作，自然经济居优势之说，仍多为史家所接受。[3]

中国货币的发展，宋代已进入信用货币阶段，到元朝纸币成为唯一通货。然而，宋元时代实施纸币，最后都归失败。检查中国过去实行纸币失败的经验，全先生写了二篇重要论文〈宋末通货膨涨及其对物价的影响〉及〈元代的纸币〉。据他的研究结果，不论南宋或元代，纸币的发行与流通过程，大致都经过了价值稳定、温和通货膨涨，及恶性通货膨涨三个阶段；而且纸币币值稳定与否的原因也如出一辙。

两代初期发行纸币币信之所以良好，主要由於发行数额有限，且有充分现准备。但是这种谨慎的发行政策，都因对外作战而无法维持。南宋在13世纪初屡与金人交战，金亡后又屡与蒙古为敌。军事支出庞大，税收不足，只好以通货膨涨手段来应付。元世祖统一中国后，仍不继征伐海外如日本、占城、爪哇等地，耗资至巨，后来更加上诸王赏赐及佛事费用激增，财政匮乏，於是很快步上南宋的后尘，以通货膨胀政策弥补财政赤字。到了末期，宋受蒙古进逼，领土日蹙。元末各地群雄并起，加以天灾频仍，收入锐减，纸币现金准备完全耗费，发行额则急遽增加。结果，币值狂落，信用扫地，两代政权都在恶性通货膨胀狂潮中覆亡。经过这二次惨痛教训，中国币制在明清两代又退回到金属本位。

明代中叶以后及清代约四个世纪期间，中国币制可说是银铜复本位，即银两和铜钱兼充市场交易的媒介和支付的工具。银铜复本位的实施，必须以这种金属的充分供应为前提。全先生对明清两代货币之研究，就是著重探讨货币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