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红：莫干山会议三十周年再记

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莫干山上举办了一个全国性的会议――“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理论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1978年以来，与改革有关的经济理论研讨会不计其数，但没有哪一个像莫干山会议那样被持续关注，被视作可以发掘利用的遗产。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交流中心自2012年起，开始每年9月在莫干山召开中青年理论讨论会。今年已是第三年，题目是“2014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暨1984年莫干山会议30周年”。

莫干山会议具备什么品质？有什么独到之处？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效果？2008年，我根据采访和文字资料，撰写了“影响改革进程的莫干山会议――记1984年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一文。（《经济观察报》2008年10月24日发表时，题目被改成《莫干山会议真相》）此后，在研究1980年代经济学家的过程中，得以见到更多相关的史料，深感莫干山会议是个历史棱镜，可以折射出会议本身的有情有理、有神有趣；也可以折射出会议之后的风云变幻、人生冷暖，以及中国历史演变的有升有沉、有明有暗。值此30周年纪念再记，力求将所知的个人记忆融入整体，将零碎记录拼成图像。

创意、设计和组织

莫干山会议不是一个自上而下、官方发起，而是自下而上、“民间发起”，得到体制内机构和一些开明人士支持的会议。其创意来自当时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朱嘉明（1950年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黄江南（1950年生）。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现实经济系78级研究生同学，此时职务是助理研究员。

1978年以后，随着“上山下乡”北京知识青年回城、上大学、读研究生，一些在“文革”期间开始思考中国现实和命运的青年人聚集起来，形成一个个讨论问题，调查研究的圈、组，或称“民间思想部落”（钱理群语，见钱理群为孙方明著《潮聚潮散――记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所写的序言，大风出版社，2011年）。比如：1980年聚在一起的“四君子”（翁永曦、王岐山、黄江南、朱嘉明自1980-1982年，合作五篇文章：1.《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若干看法》；2.《关于我国经济调整与改革若干阶段问题的看法》；3.《对我国农业发展问题的若干看法》；4.《关于当前我国国民经济问题的若干看法》；5.《思考与选择》。起初被称作“四签名”，后来被称作“四君子”）、“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于1980年底组建，陈一谘任组长，何维凌、王小强等任副组长，主要成员是在校大学生。该组运行到1985年，一分为三，一部分人转入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研究城市改革），1982年成立的“青年就业研究组”（蔡晓鹏任组长，李振宁、张学军、卢迈为副组长，主要成员为各校研究生）、1983年的“流通组”（1983年，王岐山将“青年就业研究组”转变成“流通组”，直到1985年。蔡晓鹏任组长，成员皆为研究生），“国情组”（1983年3月，陈子明、姜洪、石小敏创建国情组，后更名“国情与青年发展研究组”，当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后被取缔），以及“国民经济双周讨论会”（北京的青年人自发组织的定期讨论，参加者有大学生、研究生、研究人员、记者、教师、机关干部等等）。

栖息于这些群落的年轻人，遍及各个大学、社科院、中科院、报社、党政机关，形成了很强的势力和场，并与上海、天津、武汉的年轻人遥相呼应。然而，朱嘉明、黄江南他们更希望出现这样一种局面，那就是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在偏远地区的有为青年也能参与到改革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中来，他们把召开全国性的会议当作一个途径。（据原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李罗力回忆：“朱嘉明最早提出召开这个会议的具体设想，就是他到天津与我们这些朋友见面后产生的想法，认为不仅要把北京的中青年学者动员起来，还应该把全国的有志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中青年经济学者都发动起来。因此，他在回北京的火车上提出了筹备召开全国中青年经济工作者会议的最初构想。”）

这个想法最先说与刘佑成（1949年生）和孙皓晖（1949年生）。刘、孙是陕西人，刘佑成从复旦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时任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孙皓辉（著有6部11卷《大秦帝国》，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是法学出身，在西北大学任教。时间是1984年1月，地点在杭州。他们设想把会议地点选在浙江，最好是莫干山。这年春天，朱嘉明、黄江南和《经济学周报》社张钢（1948年生）去南开大学，和那里的朋友谈了关于莫干山会的具体设想。张钢成为会议筹备和举办的重要操持者。

朱嘉明和黄江南所在的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经所，负责人是马洪（1920-2007年）和蒋一苇（1920-1993年）。虽然他们都是极有创造力、组织力的人，但是难以承担发起和组织全国中青年会议的责任。既然不能使用自己所在单位的名义，只能寻求外援，找到发起单位，名正言顺地撑起这个架子来。在那时的中国，并不存在一个纯粹的“体制外”，也没有与国家相对应的“社会”，只有年轻人自己培育的自由组合空间。至于选择标准：一是处于改革先锋的新兴媒体；二是多家媒体联合发起。

那是少有的媒体宽松时期，创办一份报纸并不难。首先是《经济学周报》（1982-1989年），它是由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的发起人于光远（1915-2013年）、冯兰瑞（1920年生）等创办的，王瑞荪任总编；其次是安岗（1918-2013年）、丁望（1926-2003年）担任主编、副主编的《经济日报》，这份报纸1983年1月1日创刊，影响力和发展势头强劲；再次是实行主编负责制的《世界经济导报》（1980-1989年），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创办，主编叫钦本立 （1918-1991年）。此外还有《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它是由参与过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青年白若冰等人于1984年刚刚创办，由主报和系列专刊组成，是中国第一家系列报刊；曾任于光远秘书的刘与任主编的《经济效益报》（1980-1989年）；老媒体有《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

不出所料，几家媒体愿意承担发起单位的责任。与此同时，刘佑成争取到浙江省委省政府全力支持。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和经济研究中心也作为联合发起单位，加起来总共十家，相当可观。6月12日，《经济日报》发出消息：《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广泛征集论文邀请入选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

与此同时，成立了三个组：

一是领导小组，由各发起单位负责人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即各发起单位代表，他们是：《经济日报》总编辑安岗，副总编辑丁望；《经济学周报》编委会主任冯兰瑞，主编王瑞荪；《世界经济导报》社长钦本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理论部张学廉；《经济效益报》主编刘与任，《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白若冰，《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报》副总编王文起，浙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奇，浙江省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方民生）；

二是筹备组，尽可能广泛地把在京机关中有密切联系的青年人囊括进来，包括各发起单位中年轻一代的干将。组长是张钢（《经济学周报》）；副组长是徐景安（1941年生，国家体改委）、黄江南（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组员有卢健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周其仁 （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高善罡（《经济日报》）、崔维德（《中国青年》杂志社）、陆薇薇（《中国青年报》）、朱杏清（《世界经济导报》）、周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刘佑成（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王晓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孙祥剑 （国家经委财贸综合局）、胡世英（自学杂志社）、周小川（清华大学）、卢迈（北京经济学院）；

三是论文组，组长是王晓鲁（1951年生）、周其仁（1950年生），副组长是朱嘉明、卢迈(1949生)、宋廷明(1945年生)、高梁（1948年生）。（徐景安莫干山会议筹备资料，来自徐景安个人空间）参加阅稿的还有张少杰（1953-2011年）、蒋跃（1958年生）、夏小林、高善罡（1955年生）等等（据常修泽：史料版1984年莫干山会议，共识网2013年6月8日）。临时办公地点在北京燕京饭店。他们几乎都是“知青”一代，身上有着“江湖”精神，不惜出力流汗。对收到的1300多篇论文，他们进行了七次评审（根据《经济学周报》主编王瑞荪在开幕式的发言），不徇私情、不讲关系、遵守程序，最终挑选出120余篇。据高梁回忆：“整整一个暑假没有回家，看了一个月的稿”。

8月27日，《经济学周报》刊出：《长江后浪推前浪――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即将在浙江省召开》（张钢撰写）。朱嘉明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祝贺与希望》：

“这是经济学界的一件大事。……

经济科学工作者队伍急需一大批新生力量来补充。召开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就是发现、汇集、扩大经济科学工作者大军的一个具体的行动。

这次讨论会，在开会方式上也有所改革。参加者的入场券是自己提交大会的论文。大会只以文取人，不计其他，入选者才能出席。会上也不是各念各的文章，文章另行印发，由会议选择几个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进行讨论。在认真讨论的基础上，形成若干建议。这样，会议的参加者不再是一些老面孔，给一些确有研究的中青年提供了施展才学的机会；同时，会散人走也留下了成果。可能这样的开会方法，也会为今后召开类似会议开创一种新的风气。”

一切进行得有条不紊。进入会议阶段，筹备组和论文组转换成大会秘书处及七个课题组召集人，加上原有的领导小组，构成保障会议顺利进行的金三角结构。八天会议中，秘书处编印了至少四期《会议情况》。9月10日会议结束后，各组报告起草人赶写，15日就已完成七份专题报告，加上两个附件，共九份文件上报。9月中下旬，几位主要执笔人又去北戴河做进一步修改，有徐景安、朱嘉明、黄江南、周其仁等。

课题组是围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及相关问题设置的。按照论文内容和专业兴趣，将与会者分配在七个课题组内。第一组是宏观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宏观问题，召集人是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马小冈；第二组是企业组，讨论工业管理体制和企业活力问题，召集人是重庆社科院周天豹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杨沐（1946年生）；第三组是开放组，召集人是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朱嘉明；第四组是流通组，讨论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问题，召集人是商业部办公厅蔡晓鹏（1950年生）；第五组是金融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新课题，诸如金融市场、股份经济、劳动力流动等问题，召集人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蔡重直；第六组是农村组，讨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接口问题，比如农村产业结构变化、农副产品购销政策等问题，召集人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周其仁；第七组是理论组，讨论基本理论问题，如政府职能等，召集人是中国社会科学编辑王晓鲁和社科院经济所研究生高梁。

会议的资金来源，用今天的话说，就是“1980年代的众筹”。中央书记处农研室资助1万元，各发起单位资助1000-2000元不等。其支出项目主要是印制材料、会场、交通和伙食补贴等。（根据徐景安公布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