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从马克思、黑格尔、康德到韦伯和维特根斯坦

◎韦森，原名李维森，汉族，籍贯山东，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多年，现任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所长。1982年获山东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 1989年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硕士学位。1995年从悉尼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0年至2001年曾为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正式访问教授。2001年回国正式执教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06年曾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高级客座研究员。自80年代初以来，曾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国内外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并曾在《21世纪经济报道》等国内外有影响的媒体上撰写专栏文章和学术随笔。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经济学和比较制度分析，对哲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以及宗教神学等学科也有着广泛的研究兴趣。主要学术专著有：《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经济学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文化与制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经济学与哲学：制度分析的哲学基础》（北京世纪文景出版公司2005年出版），《经济理论与市场秩序》（格致出版社2009年出版），《大转型：中国改革下一步》（中信出版社2012）。《重读哈耶克》将最近出版（中信出版社）。与汪丁丁和姚洋一起著的《制度经济学三人谈》200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自1987年以来，曾获教育部、国家体改委、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山东社会科学联合会社会科学优秀著作、论文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三项，三等奖三项，优秀论文奖一项。

○辛白，学术月刊编辑。

○韦森老师，学界一般对您的了解似乎始于您2001年从海外学成回国任教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从那时起，您一直活跃于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园地，从制度经济学、经济思想史一直到现实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转型研究，乃至西方历史文化哲学基本学术原典的译介，您均有诸多成就与卓见。读者或许对您的早年学术经历更感兴趣，那么请您从早年的经历谈起。

◎我于20世纪50年代出生在鲁西南的一个小村子里。父亲是一个乡里以及后来的公社里的小干部，母亲是个不识字但非常勤劳能干的农村妇女。小时记忆中的唯一景象是公社化时的大练钢铁的情形：田地里全是“小土高炉”，遍地冒狼烟。1962年我开始上小学。开始上学时，因为长我两岁的大姐已经教我识字了，一到一年级的课堂，我就能对一年级薄薄的语文课本一下子就能从头背到尾，于是老师叫我一年级直接跳级到二年级。因为一年级基础没打好，到现在我拼音字母四声分还不大清楚，“c”和“ch”等分不出。三年级开始，我就开始给点着油灯、摇着纺车的母亲磕磕巴巴地读《小五义》、《七侠五义》等武侠小说，这也培养了我少年时期读小说的喜好。后来小学几年，又在附近村子里到处借阅小说。记得小时小学毕业时，自己还做了个统计：到1966年，自己大约读了56本比较大部头的各类小说吧！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梁斌的《红旗谱》和《播火记》，以及欧阳山的《三家巷》和《苦斗》。

小学毕业，文革开始了，我也就无机会正常继续上中学了。邻村的一位大哥哥趁文革混乱，从我们县一中图书馆弄来好几架书。他不怎么看，这倒成了我在文革时的“图书馆”了。这期间，我通读了《鲁迅全集》20卷，还研读了《郭沫若文集》、《茅盾文集》等。当时也看到了书架上有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和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但读不大懂。读了这些中国新文学运动时期文学家的作品，奠定了我的文字功底，也使我极其苦闷乃至绝望。1968年左右，我小小年纪参加我们县一个保守派（保王效禹派）造反队，成了其中的“首席笔杆子”，整个县城，满大街都是我用刷子刷出的大标语，县政府对面大街的墙上，也不时出现我所撰写的带有鲁迅辛辣杂文风格的大字报。

记得大约是1972年左右吧！中学又开始复课了，我因是县里“保王派”造反队的笔杆子，被“照顾”分配到单县二中上高中。上了两年高中后，拿了毕业证，让我去中学读书的县领导也不知到哪里去了，在城里“安排”不了工作，我又回到自家村里去劳动。

回村后，我当了一年左右的生产队队长和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当生产队长时，看到村里的每个队员都出工不出力，时时偷懒，自己干着急，也经常晚上敲钟开会训话，总是苦口婆心地劝说大家好好干活，等年底收成好了，每个工分才更值钱，大家才能分到更多的东西。经常开会，说破了嘴，但好像从来没人听。这使我非常苦恼，也百思不解：一个生产队里大家都偷懒，出工不出力，地里的庄稼长不好，到年底都挣满工分，每个人又能分多少东西？到20多年后，我在悉尼大学做经济学博士论文时，才明白了这原来是一个劳动共同体的激励问题，是一个所有队员在劳动投入、偷懒和收入分配上的囚徒困境博弈，才开始意识到这原来是经济学家争论了大半个世纪的中央计划体制非可行的根本性问题。我博士论文第一章所做的理论模型的现实原型，恰恰就是在我记忆中的这一生产队中队员劳动投入、偷懒和队长如何通过开会和政治学习来激励生产队员干活的问题。这一博弈模型的中文译文，发表在了《经济科学》1995年第5期上，题目叫：“产权非个人化条件下生产者联合体成员的劳动投入行为”。

尽管做生产队长时我们村的工分分值差不多是邻村最高的，每10分工（一个工作日分值）两毛八分钱，但觉得整天给村里的老少队员们做劳动投入的那种“激励博弈”，实在没意思，后又经父亲的一个老战友的介绍，我进了县棉花加工厂，没进车间当工人，直接进了厂生产办公室，做统计和工厂秘书行政工作。我还记得，因为我们厂是省供销社口的“双学先进单位”（“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我曾还伴厂长到省里和临近县里开会、介绍先进经验。在单县棉花加工厂做统计期间，批林批孔运动来了，中央号召全党学六本马列的经典书。免费得到了六本白皮的马列著作，就开始啃读起《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六本书”起来。从那时开始，我也从少儿时喜爱读文学作品转而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书籍了，当时印象最深的，是苏联哲学家的康斯坦丁诺夫的一本《历史唯物主义》。那本书我读了多遍，还在朋友借来的书上画满了批注。随后也开始啃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但实在都不懂，硬着头皮读了几章就放下了，根本不知道在讲什么。

在这一时期，自己一边读这些哲学社会科学的书，一边看到文革后期国家的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政治领袖走马灯式的你上去，我下来。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天我们厂传达林彪出逃外蒙、摔死温度尔汗的会议的情形。接着，邓小平复出了。不久，周恩来、朱德最后毛泽东这些共产党的革命家也相继逝世了。当时大家还真是哭得呼天叫地，那可不是装假。也就是在那时候，我与我们县里的一些小学教师和几个读书人自发形成了一个类似今天的“沙龙”似的聚会。大家都是年轻人，常聚在一起，几瓶地瓜干酒，炒几个鸡蛋、小菜，甚至只就点花生米，大家半斤八两地喝，喝得醉醺醺地，山南海北地谈起国家大事和社会的走向来。如果碰巧哪个哥们掂来瓶高粱酒，那大家可就欢呼起来。其中也有年长的哥们说自己会看星象，可以预测某某的政治命运，等等。这一段时期的经历，陶冶了我们那代人非常关心国家的命运的报效国家的情怀。尽管当时自己还只是个临时合同工，尽管是个小工厂的一名文员，但自那时起，就很少关心自己未来做什么，挣多少钱，而是整天与一帮哥们谈论国家高层政治风向变动，以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走向。

大约是1977年秋天吧，政府下文件说要恢复高考了。虽然自己只是正儿八经过5年小学，后来断断续续地读了点“革命”中学，知识残缺不全，加上开始还不知道结了婚政府还允许不允许报考，但我还是买了复习材料，抱着不妨试一试的心态，放在办公室桌子抽屉里自己（怕同事和股长看见）偷偷复习了三个月，并且参加了77年的高考。第一次考试我就上初选榜了，但是因为分数不是太高，加上自己所填写的报考志愿是国内三所顶尖大学，包括复旦，结果77级入学没被录取。几个月后，又参加78级的入学考试，以县里文科生考试很高的成绩考入了山东大学政治经济学系。

○你们这一代学人大致多有丰富的底层生活经历，曾经如此地接地气，对养育你们的土地乃至国家、民族怀有深情，由此萌生各自的学术抱负，才有后来基于理想主义的80年代学术思想景观，那您又是如何选择兼具人文哲学底蕴的经济学研究作为日后的学术旨趣的？

◎进了山东大学，进到了图书馆，仿佛看到了书的海洋，当时真有一口吞他半边海湾水的雄心。整天泡在图书馆中，大抱大抱地书借出来，大抱大抱地还，也开始做点研究，尝试着写起文章来。在大学期间，我的大量时间均泡在图书馆中。尽管大多数课都没好好听，但各门成绩大还都是A。在大学期间，真正下功夫的，只有两门课：一是上了一年半的《资本论》研读课；一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张世英教授来山东大学开的一学期的黑格尔的《小逻辑》讲解课。听了张世英教授的黑格尔哲学的讲解课，也随之研读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一时成了黑格尔哲学的一个粉丝。由于马克思经济学思想方法很大程度上来源自黑格尔，且他的《资本论》写作的方法基础是黑格尔的逻辑哲学，我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研读课的期末考试中，曾尝着试用黑格尔哲学的方法来写答卷，受到了讲课老师的赞赏，竟然意外地给了一个满分100分。

在大学读本科期间，读得较多的书是哲学书，非常沉迷黑格尔哲学。但是在大约在1981年年底，偶然从图书馆中借到了苏联哲学史家阿尔森・古留加的《康德传》，一口气读了下来，铭感至深。读到深处动情处，竟一个人在寝室中呜咽起来。接着，我又细细研读了李泽厚先生的《批判哲学的批判》，这成了我在大学读本科期间觉得阅读收获最大的书。读了古留加的《康德传》，又接着借阅了同一作者的《黑格尔小传》，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印象。读了《康德传》，尤其是读了李泽厚先生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之后，康德随即成了自己一生永远不倒的偶像。《康德传》开篇第一句话是：“哲学家的一生的标志就是他的那些著作，而哲学家生活中那些最激动人心的事件就是他的思想。就康德而言，除了他的学说的历史外，他自己就再没有别的传记”。这句话自1981年以来读过后，一生从来没有忘记过，常在心中自我咏诵，也常常在耳边响起，似乎成了自己一生无形的座右铭。反而，读了《黑格尔小传》之后，就像一个长大的孩子不再相信儿时的童话故事一样，自大学毕业到2011年，很少读黑格尔的东西。只是到前几年研读德国法制史和和德国经济史时，又读了一遍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

读过古留加《康德传》和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后，我马上从商务印书馆购买到了《纯粹理性批判》，当时只有的蓝公武的译本。康德晦涩难懂的哲学思想，加上蓝公武的半文言文译本，使自己读不了几页就读不下去了。多年来在国内又没有找到其他译本，对康德哲学一直是从“望而生敬”到“望而生畏”，只能从李泽厚等哲学家的二手的介绍来理解康德的思想。直到2001年从剑桥大学访学归来后，我才买到了韦卓民先生的译本，并结合后来从台湾购到的牟宗三先生的译本，才结合N. K. Smith的英译本，才勉强啃读下来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Lewis W. Beck英译本）和苗力田先生译的《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虽然康德哲学断断续续读了20年，但自忖对自己一生思想影响最大的哲学家，还是康德以及后来的维特根斯坦。譬如，自己2002年出版的《经济与伦理学：探寻市场经济的伦理维度与道德基础》的小册子，尽管在书中使用了元伦理学尤其是黑尔（Richard M. Hare）推理方式，并用现代经济学乃至博弈论的方法做了一些经济伦理学的探讨，但整本小册子所展示的还是康德批判哲学的义务论的道德观。

在大学读本科期间，一边读书，一边学着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