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广生：让历史铭记这十五年――中国入世谈判备忘录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作出决定，接纳中国加入WTO。它意味着历经15年的奋争与期待，中国终于昂首跨入WTO大门!

15年，相对于人类历史长河实在是极短的一瞬，而对于所有参与或关注这场马拉松谈判的人来说，15年又是一次十分漫长曲折甚至带有戏剧性色彩的征程。15年来，伴着复关和入世谈判，中国现代化、市场化进程又向前迈出一大步，社会面貌和经济生活发生了沧桑巨变，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一员。

此刻，我们有必要检视一遍这15年的风雨足迹，梳理一下那曾经有过的重重心结：中国为什么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世谈判为什么如此艰难?中国为推动入世做了些什么?入世究竟会给中国带来些什么?入世后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第一章：中国为什么要入世?

世界贸易组织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列是现今全球最具广泛性的三大国际经济组织之一。其主要职能有三：制定并监督执行国际经贸规则，组织各成员进行开放市场的谈判，建立成员间的争端解决机制。因而被喻为“经济联合国”。

近20年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经济、科技全球化进程加快，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绝大多数国家虽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水平各有不同，但都相继选定了市场经济之路，并纷纷投身于新技术革命。跨国公司打破国界的生产经营活动，实现了资源在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信息技术、知识经济日新月异，大大缩小了时空距离，你只要轻点鼠标就可以拥抱世界。WTO奉市场经济为圭臬，在推进全球化中扮演着主角。80年代中期以来，是否参加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为基石的多边贸易体制，成为衡量一国是否负责任地加入国际社会、该国经济是否与世界经济衔接的重要尺度。目前，WTO142个成员间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95%，投资额占全球跨国投资总量的80%。获得WTO的一个席位，等于拿到了国际市场的多张通行证。

中国需要WTO。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收益和风险上并不均等，但发展中国家若不想长期落后、被动挨打，就必须顺应潮流，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目前，我国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在诸多领域已具备了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的能力，但因长期被排斥在世界多边贸易体系之外，我国不得不主要依靠双边磋商和协议来协调对外经贸关系，使国内企业和产品在进入国际市场时受到了许多歧视性或不公正待遇。比如，我国是最大的纺织品和服装生产、出口国，却受“多种纤维协定”下主要进口国的配额限制，竞争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又如，丰富低廉的劳动力是我国最突出的比较优势，我国出口产品价格也极具竞争力，但不少发达国家将我视同非市场经济国家，利用第三国价格对我出口产品予以反倾销调查，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受反倾销危害最深的国家之一。加入WTO，中国不仅有分享经济全球化成果的权利，还能够参加制定有关游戏规则，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把握主动权，并且可以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在国际贸易战中占据有利位势。另外，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所言，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经济，中国肯百折不挠地争取入世，从根本上讲是国内市场化改革必然导致的抉择。从更深广的层面来看，WTO是中国加入的最后一个重要国际组织，这是我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后一次重大政治经济行动，也是我们全面重返国际经济舞台的显著标志和强烈信号。

当然，WTO也需要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拥有占世界1/5多的人口，经济总量和进出口总值均跃居世界第七位，外汇储备达到2000亿美元，吸收外资连续8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其中，与WTO成员间的贸易额占我国外贸总额的90%，来华落户的跨国公司多来自于WTO成员。今年，中国申奥成功，世界欣然选择了开放的中国。中国还成功主办了APEC年会，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广泛尊重。显然，没有中国加入，WTO将有失完整，不能真正体现其世界性。入世后，中国巨大的需求潜力将转化为现实的购买力，为全球提供一个最诱人的大市场，这是中国将要对人类作出的突出贡献。据初步估算，“十五”期间，中国将进口约1.4万亿美元的设备、技术和产品，这会给各国工商界创造巨大商机。WTO几任总干事萨瑟兰、鲁杰罗、穆尔都先后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同样的意愿：WTO亟须中国带来新的生机和平衡。历史赋予了中国这一使命。

第二章：谈判为何长达15年?

毫无疑问，中国入世谈判是多边贸易体制史上最艰难的一次较量，在世界谈判史上也极为罕见。自1986年7月10日中国正式向WTO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递交复关申请起，国内外无数次预测这场谈判的时间表。但谁也不曾料到，由于谈判逐步被“政治化”及其本身的艰巨性、复杂性、特殊性和敏感性，这一谈就是15个春秋。中国代表团换了4任团长，美国换了5位首席谈判代表，欧盟换了4位。从1987年就担任GATT(后为WTO)中国工作组主席的瑞士人吉拉德说，当初履新伊始，有人戏称他这个主席也许得干10年。吉拉德不以为然地大笑，岂知到头来竟干了14年半!

中国复关和入世谈判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从80年代初到1986年7月，主要是酝酿、准备复关事宜;第二阶段从1987年2月到1992年10月，主要是审议中国经贸体制，中方要回答的中心题目是到底要搞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第三阶段从1992年10月到2001年9月，中方进入实质性谈判，即双边市场准入谈判和围绕起草中国入世法律文件的多边谈判。

1994年底，因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成员漫天要价，无理阻挠，中国复关未果。1995年1月，WTO取代GATT;同年，中方决定申请入世，并根据要求，与WTO的37个成员开始了拉锯式的双边谈判。从1997年5月与匈牙利最先达成协议，到2001年9月13日与最末一个谈判对手墨西哥达成协议，直至2001年9月17日WTO中国工作组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国入世法律文件，这期间起伏跌宕，山重水复。而最难打的硬仗，莫过于中美谈判，其次是中欧谈判，其中中美谈判进行了25轮，中欧谈判进行了15轮。

中国入世谈判的整个历程，充分体现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高瞻远瞩和正确决策。江泽民总书记亲自给这场谈判确定了三条原则：一、WTO没有中国参与是不完整的;二、中国必须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入;三、坚持权利和义务的平衡。这些原则对入世谈判具有重大深远的指导意义。

备受瞩目的中美谈判范围广、内容多、难度大，美国凭借其经济实力，要价非常高，立场非常强硬，谈判又不时受到各种政治因素干扰。对此，党中央、国务院以大局为重，审时度势，运筹帷幄。朱基总理等在最后一轮中美谈判中亲临现场，坐镇指挥。我方代表坚持原则，经过6天6夜的艰苦谈判，这场最关键的战役取得双赢的结果，于1999年11月15日签署了双边协议，从而使入世谈判取得突破性进展，为谈判的最终成功铺平了道路。次年5月18日，中欧谈判几经周折后也正式达成双边协议。对于这两场谈判，欧美首脑普遍盛赞中国领导人在承诺遵守国际规则和逐步开放市场方面显示出非凡的胆识与魄力。偏爱中国丝巾的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认为，正是由于江泽民主席从战略的高度正确看待和处理中国入世谈判问题，才使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强的谈判对手得以言和。为了统一对WTO谈判进行研究和作出决策，中央专门成立了以国务委员吴仪为组长、各有关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的WTO工作小组。

那么，为什么会谈得这么细、这么苦、这么久?

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中国代表团团长龙永图坦率地说，谈了15年，我们在原则问题上坚持了15年。如果我们什么都答应的话，谈判早就结束了。谈判过程之难，时间之长，正说明我国为维护自身根本利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另一方面，谈判多打几个回合，也为国内产业和企业争取了固本强体的缓冲期。

面对一个又一个WTO成员，中方力争的焦点是什么?

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说，尽管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和企业抗风险能力日益增强，但总体上国内产业素质和竞争力与国外差距甚大。所以，谈判的核心，就是市场开放的速度和力度必须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这是我们的底线。双边谈判的核心问题是确保我国以发展中国家地位加入，多边谈判的核心问题是确保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具体内容包括关税、非关税措施、农业、知识产权、服务业开放等一系列问题，而农业和服务业又是双方相持不下的难点。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如何保障入世后9亿农民享有合理、平等的贸易待遇并保证其收入增长?服务业是发展现代化经济的主动力，发达国家服务贸易额占其GDP的70%―80%，而我国的这一比例仅为30%左右，如何促使服务业在放开后能有一个稳妥有序的过渡期?

寸步不让的意志比拼，唇枪舌剑的讨价还价，15年来的每一场谈判，中方“从来不打算减少一美元、从来没想少说一个字来求得妥协”。经过艰苦斗争，美欧等发达国家不得不同意“以灵活务实的态度解决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中方最终与所有WTO成员就我国加入WTO后若干年市场开放的领域、时间和程度等达成了协议。双边谈判的结果是平衡的，符合WTO的规定和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这样，第一，我国赢得了过渡期和市场开放的主导权;第二，我国在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作出了必要的灵活反应;第三，迫使谈判对方在谈判中满足了我方一些最根本的要求，例如美国承诺给予我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即最惠国待遇)，放弃一般保障条款(即在我国加入WTO后美随时可与我方中断WTO关系的条款)，同意放宽高技术对华出口限制等。从长长的入世谈判清单上也不难发现，中方代表为国内产业赢得了宝贵的调整时间和必要的保护手段。

还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谈判中承诺的只是一种市场准入机会，而非实际采购义务。如小麦，我国入世后第一年的关税配额量是730万吨，这个数字用的是我国1995年―1997年的平均进口量，实际是否进口和进口多少，要取决于我们国内市场的实际需求和商业条件。还有，在某些服务领域承诺“允许”外资企业从事一定范围的业务，但“允许”不等于不要审批，不等于没有条件，不等于没有管理。比如对外资银行在华开展业务包括设立分支机构等，必须要根据我国的法律、法规进行审批。再如同意每年允许进口20部分账电影，不是一定要进口那么多，20部只是最高限。具体进口多少还要经过审批，按照国内的法规审查影片内容。此外，还要看市场有无需求。关于在增值电信和寻呼等行业的外资股份比例，我方同意在加入后2年允许外资比例可达到50%。这一股比只是我们批准的最高限，而不是每个外资企业的外资比例都要达到50%。

在多边谈判中，中方通过不懈努力，使多边谈判的最终结果与我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与WTO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与我国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的承受能力相一致，最大限度地做到了在不违背国际惯例的前提下对我有利。如在农业扶持政策上，中方据理力争，直至今年6月才与WTO成员达成共识，同意我补贴允许水平为8.5%。这一结果为我国政府今后增加扶持农业发展保留了较大的政策空间。又如按照WTO规定，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实施的纺织品配额限制在2005年之前取消，一些西方国家为保护自己的纺织工业，在谈判中要求2005年后继续对我纺织品实行配额限制直到2009年。对此，我坚决予以拒绝，使对方最终被迫同意2005年之前取消配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