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改革的逻辑：从市场体制到市场社会

［摘要］经过30多年的经济改革与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与此同时，由于在长期经济发展中积累而形成的各种矛盾也变得更加突出。因此，如何正确处理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亟需解决的课题。市场化改革成功的逻辑在于从市场体制推进到市场社会。市场社会不是市场化的社会，而是强调要重塑市场的社会基础，体制转型与社会转型并重，形成市场化的社会支撑。我国30多年改革的成就在于实现经济体制转轨，经济上高歌猛进；而与此相伴的问题是社会建设滞后。因此，在未来的市场化改革中应该着重于推进市场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市场体制；市场社会；市场化改革

一、引言

经过30多年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与此同时，由于在长期经济发展中积累而形成的各种矛盾也变得更加突出。因此，如何正确处理和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已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亟需解决的课题。

我国现阶段出现的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市场和政府之间关系的不和谐。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市场经济机制的不完善必然导致竞争机会不均，同时公共权利缺乏制衡又会导致权利设租、寻租等。［1］（P71－94）［2］［3］［4］其二，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和不协调。如诚信危机、道德下滑等，引起民众对企业、政府和社会极大的不满，社会层面的信任度降低，社会风险加大，但相应的保障制度滞后，导致社会层面各种官民矛盾冲突呈现，群体事件不断发生，官民纠纷频发；［5］［6］［7］市场和社会之间的不协调，主要是没有建立起一种在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比较合理的公共秩序，使市场脱嵌于社会。［8］（P17－20）

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一）市场化体制转型和经济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

我国用了30多年时间基本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建设的成就令世人瞩目。

1．经济发展总量扩大，人均收入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总量以平均每年10％的高速度增长。到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301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在改革开放的34年时间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11年的2181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2011年的6977元；扶贫工作取得巨大成绩，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和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社会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生态恶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1978年，按中国政府确定的贫困标准统计，中国贫困人口为2．5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30．7％。此后中国政府将全国农村扶贫标准从2000年的865元逐步提高到2010年的1274元，到2010年底贫困人口为2688万人，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为2．8％。［9］［10］

2．经济体制基本实现成功转型。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转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衡量一国是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指标，是根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这五个方面的情况建立的市场化指数。王小鲁认为，我国市场化指数的平均水平从1999年的5．6上升到2009年的7．34，［11］说明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

3．政府治理方式成功实现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先后进行了六次以政府机构改革为重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结构、推进依法行政、创新管理方式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政府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也发生了变化，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对政府治理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也推动了政府自身能力的建设。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治理方式主要是一元化治理、集权、人治、管制政府、党内民主。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已逐渐向多元化治理、分权、法治、服务政府、社会民主的治理方式转变。政府的治理重点也从生产经营的计划与管理转变到以生态平衡、社会公正、公共服务、社会和谐、官员廉洁、政府创新、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为重点。［12］政府的主要职能进一步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项基本职能集中，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公共服务得到明显改善，各项民生事业取得重大突破。

4．国际地位显著上升，为实现民族复兴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我国已经从地区性大国转变为新兴世界大国；外交方式从国际体系外转到体系内；在对国际事务的深度参与下，我国已经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地带。［13］经济总量从1978年到2010年翻了四番多，达到5．88万亿美元，占世界的比重从1．8％增加到9．3％。到2012年，我国与172个国家建交，与各国关系密切。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分量已经越来越重，参与了几乎与发达国家数量持平的国际性条约，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具有建设性，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的对外援助，发展巩固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和经贸合作，推动了南南合作，为人类社会共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通过30多年的实践和摸索，基本实现了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为我国成为世界强国提供了理论指导。［14］

（二）市场化改革面临的问题

我国市场化改革中所面临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越位，市场化不到位，存在政府替代市场的现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是正确定位和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的一大课题，也是对政府行政能力的一大考验。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受传统体制约束，习惯于运用“看得见的手”而轻视对“看不见的手”的运用。由此，政府集中控制和支配了过多的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导致权力部门化、利益化的问题交织，甚至随着市场化的推进这种格局还在强化。二是市场泛化，这主要体现为政府的缺位。比如对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不足，出现社会管理比较薄弱等现象，导致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不同步、不协调，弱化了市场化发展的社会基础。这些问题的存在，主要源于在过去30多年的前改革时代，只注重和关注了经济发展的体制转型，而没有注意到社会转型。因此，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断涌现并相互交织，这种状况进一步导致了政府的职能强化或者退化，形成市场与政府的交织或者缺位。在未来的后改革时代，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尽快从推进体制转型到实现社会转型，应尽快推动与市场化改革相适应的社会建设，构建起与市场体制相适应的市场社会。

市场社会就是以市场为出发点以社会为落脚点，最终实现社会全面发展的社会。罗伯特・海尔布罗纳和威廉・米尔博格在《经济社会的起源》中强调，市场社会就是出现一个有凝聚力的新实体，创造出一种新的机制形成社会补给，使自利相容。［15］市场社会不是社会的一切问题的解决都靠市场独自来解决或者市场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态。否则，社会将会失去底线，成为国家与市场的附庸。西方社会的种种危机和挫折也表明，只注意和强调市场是不行的，需要把目光投向社会，把注意力放到社会构建上。市场社会就是市场和社会的结合，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一个社会为实现其目标的手段或方法，而不是目的。市场是协调生产者行为与消费者需求之间关系的良好途径。市场并不一定意味着福利的不均，社会之所以出现贫富的极大不均的原因不是市场，而是在于市场以外的公共制度。社会可以对市场的不足或缺陷进行有效的弥补和修正。因此，市场社会是提供保障经济和社会朝着和谐健康的方向发展和前进的重要支撑。

市场化改革成功的逻辑在于从市场体制推进到市场社会。市场社会不是市场化的社会，而是强调要重塑市场的社会基础，体制转型与社会转型并重，形成市场化的社会支撑。我国30多年改革的成就在于实现经济体制转轨，经济上高歌猛进；而与此相伴的问题是社会建设滞后。在社会建设滞后的情况下，没有相应的社会基础支撑的市场化，实际上面临着两种威胁：一是政府越来越强势以及造成的政府权力滥用和失控；二是强势政府与无相应社会基础支撑的市场化形成畸形结合，导致政府出现异化现象。

三、从市场体制到市场社会

在改革开放前，我国的传统体制被描述成“全权统治”、“总体性体制”、“总体性权力”、“总体性社会”或“全能型国家”，是一个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为一体的社会；是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的功能于一身的体制。［16］当市场、社会和政府三者处于这种关系下，由于“软预算约束”和“铁饭碗”的因素，使经济关系“嵌入”到社会政治关系中。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里的社队和城镇里的单位不仅是经济机构，也是社会、政治机构。［7］经过30多年的改革，市场开始从总体性体制中分离出来，社会力量也相继分离出来形成一种具有现代特征的社会结构；［16］由此我国出现了新矛盾和新冲突，主要表现为社会结构阶层化和利益关系市场化。［17］社会结构的日益分化预示着经济生活中的社会职能慢慢从政府职能中分离出来，利益关系市场化的趋势也预示着市场职能已从政府职能中分离出来。

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社会和政府三者都经历着严峻的考验，主要是三者边界不清，面临着错综复杂的问题和困难。正如哈贝马斯所认为的那样，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大领域之间的界限混沌是我们在20世纪，尤其是最近几十年所看到的种种弊端的主要根源。市场、社会和政府三者关系的明确化和边界的界定对当前我国面临的许多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孙立平从经济、法治和社会的角度给出了判断是好市场经济还是坏市场经济的标准，进一步说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需要相互制衡和良性互动。政府的越位或缺位，市场的不健全或市场体制的不完善，社会的不自主或自组织性差等都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均衡和长远发展以及社会福利的增进。［18］

从正向来说，市场社会建设就是要在社会领域或社会发展领域不断建立和完善各种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并相应地形成各种能够良性调节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从逆向来看，就是根据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新表现、新特点和新趋势，创造正确处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新机制、新实体和新主体，更好地弥合分歧，化解矛盾，控制冲突，降低风险，增加安全，增进团结，改善民生。社会建设的重点是改善民生，促进公平。只有社会建设取得新进展，才能真正增加居民的安全感、信任感、公平感，从而进一步促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巩固现代市场体系的秩序基础。

（一）社会与市场的矛盾与平衡

经过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对市场的概念也变得越来越熟悉，对经济建设也更具有操作经验并得心应手，但是对社会的认识和建设却显得比较生疏。一般说来，所谓“社会”是指从一群自觉地或无意识地分享着某些行为规范及其意义的个体之间长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宏观秩序，它不是任何个人或群体的理性能够设计出来的，它的演化过程也不是任何个人或群体能够预期的。

市场与社会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只有在两者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才能使两者健康发展。波兰尼在他的《大转型》中已经指出，让市场脱嵌于社会就好比拉伸一条巨大的橡皮筋，让市场得到更大程度资质的努力同时也增加了张力的程度。［19］随着进一步的拉伸，或者橡皮筋崩断―――意味着社会解体―――或者经济恢复到更嵌入的状态。这是双向运动的由来，也表明了市场与社会之间存在着矛盾。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两部巨著可以很好地反映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在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看来，市场与社会一样重要。当然，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知识积累的不足，市场、社会和国家的界限不可能区分的更加明确。波兰尼进一步指出，由于人类和自然并不是物品和虚拟商品的存在使得市场脱嵌于社会变得不可能，要使市场与社会之间达到平衡，就需要政府在管理市场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并且这种角色要求有科学的政治决策，它不能被化约为某种类型的技术或行政功能。除波兰尼外，王绍光也指出，政府可以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尽力将对人类生存权相关领域进行“去商品化”，让全体人民分享市场运作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