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祥财：经济改革与经济学转型

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回顾以往的岁月可以发现，经济思想的突破和理论范式的转型对推动改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应该看到，深化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还面临着进一步思想解放和实现经济理论系统变革的艰巨任务。

一

众所周知，我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传统计划体制背景下启动的。然而。正如阿克顿所说：“观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结果而是原因。”① 经济改革也是在一定的改革意识引领下发生的。不过，作为经济改革最初的理论依据，孙冶方等人的经济思想又是在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内形成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三个特征：第一，在理论范式上，有关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基本以马克思的《资本论》结构方法为依据；第二，社会主义经济部分明显受到《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第三，有关的经济学问题讨论主要是为计划经济体制及其政策提供解释或论证。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在‘左’的政治路线的统治下受到了致命摧残”。② 虽然，“在那风雨如磐的时代里，经济学家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③ 而且他们的研究成果客观上成为启动经济改革的思想武器。但其理论方法上的局限显而易见。

顾准被誉为中国学术界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表的那篇著名论文中，顾准明确指出：“因为企业会自发地追求价格有利的生产，价格也会发生自发的涨落”，所以，经济计划应“减少它对于企业经济活动的具体规定”，“使价格成为调节生产的主要工具”。④

1956年，孙冶方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明确肯定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只有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使计划成为现实的计划，才能充分发挥计划的效能。”⑤ “通过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的认识和计算来推进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价值规律的这个重大作用，――在我们社会主义经济中非但不应该受到排斥，而且应该受到更大重视。”⑥

应该充分肯定的是，顾准等人的理论见解体现了超前的思想深度，成为经济改革宝贵的先行资料。这些理论观点的提出，首先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有一种科学的认识有关。如顾准曾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把社会主义的一切问题都给我们解决得那么妥善，只要我们去引证现成的结论就行了。重要的是要分析我们所生存其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经济关系。”⑦ 例如，“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商品生产的性质的理论，难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两种所有制，两种所有制间的交换是商品交换，社会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⑧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公有制下面是不存在商品生产的”。⑨ 卓炯写道：对马克思的某些论点，不能简单地从表面上去看，也不能视之为教条，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说过，“只有各自独立而不互相依赖的私人劳动产物，才能互相当作商品来对待”，“如果把这个论点加以绝对化，那么结论必然是商品经济是私有制的产物，这就和商品的宽定义和商品的本质观点相矛盾，这是不符合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的。”⑩ 卓炯主张历史地看这一问题，“因为马克思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他不能离开历史而谈抽象的商品经济。马克思所分析的商品经济，实质上就是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而不是其他任何形式的商品经济。我们今天则特别要从现实出发，因为如果只承认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是商品经济，那就必然要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历史情况变化了，我们的认识也要跟上去。”(11) 这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的理解；其二，需要从发展了的实际出发，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不仅如此，在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过程中，孙冶方等人的思想触角已经深入到某些基础方法论层面。顾准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曾经过多次修改，“每一次改稿，都扩大了论题的范围，更加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直到它明确地和一切经济工作中都应该政治挂帅，也就是和列宁关于‘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的指示相对立为止”。(12) 他尖锐地指出：“要想搞好经济，只能完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不能以任何主观意志代替客观现实，更不能以‘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摒弃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倾向的偏执观念，就能发现一定时空间存在的规律。”(13) 孙冶方则揭示了否定价值规律的理论倾向的历史根源，他说：“自然经济论使我们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推迟了三十年到四十年，还停留在卢森堡、布哈林当时的经济水平上，即自然经济的水平上”，“我们要跳出四十年来的自然经济的圈子……事实上，在实际工作中的某些提法就是上了‘自然经济论’的当。”(14)

独立而深刻的思考，使顾准的理论研究即使运用的是传统政治经济学方法，仍然达到了与现代经济学相同的高度。如顾准认为：导致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生产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实行经济核算。他写道：“历史经验证明，让全社会成为一个大核算单位是不可能的。全社会必须有一个统一的经济计划，具体的经济核算单位则必需划小，至少以每个生产企业为单位进行核算。”(15) “一个实行广泛社会分工的社会主义生产，只有实行计划经济，才能避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但同时也只有当它是实行经济核算制的计划，才能广泛动员群众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力，在计划所不能细致规定的地方（事实上过于细致的结果，一定与实际生活脱节），自动调节生产、分配、产品转移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提供许多制订再生产计划的根据。生产规模愈大，生产分工愈细，消费水平愈高，经济核算制度就愈为必要。”(16) 而在20世纪20年代，新奥地利学派的领袖人物冯・米塞斯针对当时苏联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计划经济，撰写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一文，作者认为：取消了货币和商品，就不仅不可能有真正的合理的经济计算，而且根本无法得到一个高效率的经济机制。有意思的是，新奥地利学派对取消商品和市场的批评包含有以下三个中心部分：“（1）经济计算的必要性；（2）能为合理而有效的经济计算提供信息的竞争性的货币价格体系的必要性；（3）在一个社会主义经济框架内，竞争性的货币价格体系的不可能性和不可行性。”(17)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顾准和米塞斯两人的逻辑推导是相似的。

但顾准的例子毕竟是个别的。在其他几位提出过创新理论的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经济学范式的局限。比较典型的是孙冶方。在强调必须重视价值规律的同时，他认为：“价值规律是价值的存在和运动的全部过程的规律，价值决定是这规律的基础，亦是这规律的起点。价格和价值的背离以及通过这种背离所发生的作用只是这规律在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时代的一种作用方式；这种作用方式，目前在我国就算基本上是已经过去了。因为我们现在就已经不再采用迂回曲折地表现社会必要劳动的方法，即不再采用通过市场竞争来决定价格的方法，而要用直接计算劳动成本的方法来定价格，并编制生产计划。我在一九五六年时说要‘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就是指的这个涵义。”(18) 他还说：“政治经济学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要打破自然经济论和商品经济论。这两者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即恩格斯所讲的价值范畴的对立面。我们如果不向这两个对立面开火，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就不能建立起来”。(19) 显然，孙冶方的经济理论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孙冶方一方面反对‘自然经济论’，主张‘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另一方面又反对‘商品经济论’，反对市场调节，便是这种矛盾的反映。”(20) 这种矛盾产生于他年轻时接受的传统政治经济学训练与社会主义经济现实的严重脱节。

二

有研究者指出：“我国在50年代以后编写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材，基本上沿袭了苏联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体系和方法，这种情况至今（指20世纪90年代初――引者注）大部分还没有多大改变”。(21) 这种状况导致了孙冶方等人的研究无法在改革进程中继续深化。他的《社会主义经济论》写作，“算上改革开放之后，两起两落。写作组成员不可谓不用功，对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也达到了融会贯通、信手拈来的地步，然而或多或少地每个人的头脑里都有一些解不开的结，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现实，从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致使它最终流产”。(22)

蒋一苇的理论探索也反映了这一点。1980年初，蒋一苇正式提出“企业本位论”。他把当时仍然在实行的中央高度集中的体制称为“国家本位论”，把地方政权作为经济组织的直接指挥者的体制叫做“地方本位论”，而他自己所主张的则是“企业本位论”。所谓“企业本位”，就是要把企业真正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具有经济权益的基本单位。他强调：企业是现代经济的基本单位，企业必须是一个能动的有机体，企业应当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企业要有充分的独立自主性。他断言：“我国的经济体制，过渡到以具有独立性的企业为基本单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改革中会有阻力，前进中可能反复，这一切都是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总的发展趋势必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23) 这是我国经济学理论在微观研究领域的重要进展。

另一方面，蒋一苇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消除了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隔离，使劳动者自觉地为自己和全体劳动者的共同利益而工作，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点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把社会主义民主运用到经济上，实行高度的经济民主，创造一个比资本主义更生动、更活泼的经济发展的局面。因此，让每一个基本经济单位有充分的独立自主性，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联合起来，受国家的统一领导，做到既有企业的独立性，又有国家的统一性，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计划，又有自由，将是社会主义优越性更加全面的体现。”(24) 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职工主体论”。在他看来，“职工在企业中是主体地位还是客体地位，这是社会主义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的分界线。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也认识到活劳动――人的重大作用，提出了‘人本主义’的管理思想，采取了许多改良措施，也取得了调动职工积极性的一定成效，但是它绝不可能跨越这一界限，使职工成为企业的主体”；而“把‘物’统治‘人’的反常状况颠倒过来，使职工成为企业的主体，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从而使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人，能够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是全部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和灵魂”，“这样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25) 问题在于，职工主体论的基础是经济民主，虽然在理论上这种民主权利属于职工，由职工来加以实施，但是在国有企业的制度框架中，职工在事实上只是被管理者，他们没有实施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决策权和监督权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体制下所谓的全民所有仅仅赋予职工名义上的所有权，与每一个职工个体不存在权益上的联系，而这种产权虚置的弊端并不能通过经济民主来加以消除。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一批中青年经济学者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对中国经济进行分析，获得了有价值的成果。

如关于企业改革，张维迎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指出：“企业家是一种特定的财产关系的产物。没有这样的财产关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企业家；因此，为了造就一支职业化的企业家队伍，必须改革现在的财产所有制度”，“在既有的财产关系下，试图解决政企分开不可能；用‘股份制’等来解决所有权约束无效；用‘资产经营责任制’、‘租赁’等来解决经营者行为的短期化不可能”。(26) 他分析说：“股份制只是所有权表现形式的变化，而不是所有权的削弱，更不是对所有权的否定。职业企业家的存在永远以所有者企业家的存在为前提。如果没有后者对前者的制约，如果没有真正承担风险的所有者的存在，职业经理就不可能对财产负责，就不可能把财产增值作为自己的经营目标，从而也就不成其为真正的企业家。”(27)

在留学回国以后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张维迎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分析更加清晰和深入了。他重申：“企业是个人之间自由交易产权的一种方式。离开个人产权，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存在。”(28) 他进一步指出：对企业的经营绩效而言，“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承诺比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承诺更值得信赖（more credible）”，因为前者具有抵押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