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林：回首“理论风云”

“我反省的结果，如果用一句很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讲真话’。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但假话一定不是真理。”李洪林坦率地说，“用在理论工作上，就是‘凭良心，讲真话’，切不可昧着良心讲假话。”

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李洪林曾是一位社会知名度很高的党内理论家，一度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他撰写的《读书无禁区》《科学和迷信》《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等文章传诵一时，既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又得到了胡耀邦等高层领导的赏识。他参与了“理论工作务虚会”等重大事件，是历史见证人。

作为当年的风云人物，87岁的李洪林冷静地回顾了参与见证的“理论风云”。30多年过去了，历史逐渐冷却，但是站在今天回望，人们不禁慨叹当年的一些历史命题并没有过时。

如果说，对“文革”的深刻反思是30年前思想解放运动的起点，那么，在“文革”重演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的今天，继续思想解放，反思造成历史悲剧的制度根源，就显得尤为重要。

思想解放运动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李洪林看来，今天的中国“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积极稳妥地实现和平转型，走上人类共同趋向的宪政民主大道，符合全社会利益，也符合执政党的利益”。

“冲破现代迷信”

《财经》：你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发表过不少有影响力的理论文章，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比较早的一篇文章是1978年初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复刊号上的《科学与迷信》，你为什么想到写这样一篇文章？

李洪林：“文革”前我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文革”中被下放到农场工作，后来调到河北省委宣传部。1977年我重新调回北京，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我在历史博物馆担任党史研究室主任，参与修改“党史陈列”。“党史陈列”包括从1921年到1949年的中共党史，原来搞了好几年也搞不出来，因为政治风向转得快，一切都要为政治服务，历史展览也要跟着变。

当时“文革”还不许碰，不许反“左”，领袖更是丝毫碰不得。陈列室里到处是毛泽东的语录，文物和照片都是为了突出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没有位置，彭德怀也不见了。虽然“四人帮”垮台了，可是意识形态领域依然禁区重重。后来在一次陈列室的现场会上，我对党史和党史陈列坦率地作了一个长篇发言，提出“打破党史禁区”，把党史作为一门科学，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我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赞同。极左的禁区开始被打破，党史陈列的修改工作就比较顺利了，1979年国庆期间终于正式对外展出。

现在看来，当时所能打破的党史禁区还是极其有限的。其实直到今天，禁区依然存在。老的禁区还有许多不曾打破，新的禁区又出来了，什么时候能真正彻底破除呢？

《财经》：一个政党的历史被塑造成为一个领袖的个人英雄史，这就是典型的个人迷信。这种个人迷信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顶峰。

李洪林：不过这已经不是古代迷信，而是用新式油彩粉饰的现代迷信。而且这种迷信一旦产生，就可以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有感于此，我在1978年春节期间写出一篇比较长的札记《科学和迷信》寄给人民日报，但当时的总编辑不赞成发表，这篇文章就退给我了。

到了夏天，《中国青年》正准备复刊，向我约稿。我把它压缩一下，题目改成《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给他们送去了。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现代迷信”的概念，胡耀邦看了校样，很赞成，让《中国青年》用“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在杂志复刊第一期上。

《财经》：在上世纪70年代末，知识分子开始活跃起来，涌现出了一批社会知名度很高、拥有大量公众读者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都表达了对极权专制的批判和对人的人文关怀。你作为一名党内理论家，反对“现代迷信”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官方意识形态范围而具有更不一般和深远的意义。

李洪林：知识分子对于思想解放是欢迎的，总是受压，谁也不舒服。在思想的破冰时期，知识分子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那时候大气候比较好。胡耀邦对思想解放很坚决，他还针对“两个凡是”提出了“两个不管”（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如果没有胡耀邦的支持，思想解放运动也搞不起来。所以胡耀邦是那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总司令。

“读书无禁区”

《财经》：1979年3月，《读书》杂志创刊。你在创刊号上发表《读书无禁区》，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共鸣。

李洪林：三联书店创办《读书》杂志，范用和董秀玉来约稿。我首先想到，读书也应该解放，要打破禁区。“文革”是一场从文明向野蛮的大倒退，凡是和人类文明有关的事物都遭了秧，记载人类文明的书籍也纷纷成为禁书，许多书都被付之一炬。1978年，国家出版局宣布35部名著“开禁”，每部名著印刷30万到50万册，共1500万册，向全国各大新华书店分发。人们排队买书，很快抢购一空。有感于书的命运，我就写了一篇《打破读书禁区》。文章并不长，主要是提出一个原则问题：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我的回答是：法律没有限制人民读书自由，人民也不是“阿斗”，不需要别人来代替人民作出决定。把“禁书”作为一项政策，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目的是愚弄人民。

编辑部很欣赏这篇文章，但是觉得题目应该更有力一些，于是范用、陈翰伯等人一起研究，将题目改为“读书无禁区”，没有和我商量就用了这个题目，而且作为《读书》创刊号的第一篇，正文一字未改。写文章首先要取一个简练的好标题，这是中国的好传统。原来我的题目“打破读书禁区”更严谨，不过“读书无禁区”更简洁有力，朗朗上口，成了一个响亮的口号。

《财经》：不管是《打破党史禁区》，还是《读书无禁区》，这些题目都富有时代特征。“读书无禁区”切中时弊，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共鸣。《读书》创刊号印刷5万册，几天后又加印5万册。《读书》杂志也由此一炮打响。

李洪林：以前知识分子一直受压抑、受束缚，现在说要打破读书禁区，他们当然很高兴，《读书》一下就拥有了很多读者。可是文章一发表，就引起一些人批评和质疑。他们首先是冲着标题去的：读书怎么能无禁区呢？都随便看书，那怎么得了？推而广之，这也无禁区，那也无禁区，不是乱了套吗？其实不管什么标题，要挑毛病也是躲不过的。我觉得文章主要是看内容，在文章里上我也没有主张放任自流。事实上，批评者也主要是反对这篇文章的内容。

《财经》：《读书》编辑部接到大量反对的来信，反对的言论大致分为两种：一是担忧没人把关，思想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将会被垃圾文学污染；二是担忧禁门大开，封资修将从此占领文化舞台。

李洪林：这是一场真正的风波。有人质问说：“小学生能看《金瓶梅》吗？”《读书》杂志为此还组织了公开的讨论，见仁见智，各有千秋。作为一个作者，我很喜欢看这些讨论的文章，虽然自己并不参加争论。不过，对于“小学生看《金瓶梅》”的指责，我觉得应该答复一下，就写了一个短文《<读书无禁区>的风波》作为这篇文章的附录，并且声明：文章原来的题目是《打破读书禁区》，是杂志编者改成《读书无禁区》。我曾打算恢复原题，现在既然引起争论，我倒不想恢复原题了。

其实我的意思无非是：既然对它有争论，就不应该再改了。如果有错，应该公开承认，而不应该自行修改。这是论战的起码规则，但批评者却认为这是“坚持错误，拒不改正”的声明。事实上，真正反对的人并不多，只有少数“道学家”。

《财经》：在创刊两周年时，《读书》杂志在《两周年告读者》里说：“我们重申我们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主张。”“读书无禁区”这五个字一直都是《读书》杂志的旗帜。

李洪林：到了1983年底，事情突然严重了。《读书无禁区》被认为是不要党的领导，反对行政干预，主张放任自流的文章。而且提到文章作者的时候，直呼其名，不加“同志”二字。本来直呼其名并没有褒贬的含义，不过在空气较为紧张的时候，再加上批评者的精心安排，对谁称“同志”，对谁不称“同志”都是经过一番斟酌的，问题就升级了。其影响之大，竟使得原来发表文章坚决赞成《读书无禁区》的一位同志，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拍案而起，斩钉截铁地说：“我从来就不同意《读书无禁区》！”

“理论工作务虚会”

《财经》：《读书》创刊的时候，正在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你也是与会者之一。

李洪林：我不但参加了会议，而且起初还由胡耀邦指定，为中央起草闭幕报告。为什么要召开这次会议？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很多，叶剑英建议在会后开一次理论工作务虚会继续讨论。“务虚”就是解决思想理论方面的问题。1979年初“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分成六个组，我在第三组。不久又传达邓小平的指示说，“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所以大家都非常高兴，思想解放，畅所欲言。

《财经》：你在会议上有什么发言？

李洪林：1月26日，我在会议上有一个长篇发言，主题是破除现代迷信。我的发言主要围绕“领袖与人民”“领袖与党”“领袖的威信是怎样树立的”等展开的，我提出，“终身制”“个人指定接班人制度”都是封建遗产，应该被送进历史博物馆，因为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宣称人民当家作主，就应该比资产阶级民主更为先进，“如果说连资产阶级都摒弃了封建主义的‘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度’，那么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就更应当如此。”

理论务虚会的规格以及开放程度和社会影响，都是建国以来所没有的。与会者发言踊跃，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人提出废除终身制，有人提出应废止“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提法并剖析其实质，有人激烈批判封建法西斯主义，论证我们还有反封建主义的任务等等。理论工作务虚会对于当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看问题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因此，这次会议是三中全会在理论方面继续。会议是春节前开始的，2月过春节，对越自卫反击战也开始了，所以务虚会就休会了，3月下旬才会继续开会。

《财经》：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后来又改成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李洪林：邓小平的讲话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是我原来起草的稿子，而是由一个新成立的起草组起草的。成员有吴江、宋振庭、滕文生，还有我。不过这个讲话稿实际上是胡乔木写的。其实，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早已有之，只不过邓小平把它们条理化了，再次强调一下。

于是，理论工作务虚会就从解放思想开始，而以坚持四项原则告终。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有几个因素起了作用。一个是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以后，原来被压制的一方都出来了，所谓的“闹事”多起来，比如知识青年要回城，等等。四川、上海给中央打电报告急，说地方闹得太厉害，都不能办公了。还有一个因素是有人在西单墙贴出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批评邓小平。后来，彭真把大字报拿给邓小平看。激进主义最吸引人，但是也最容易坏事。在中国的现实境况下，这个大字报就被人抓住了“辫子”。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酝酿、突破，打破禁区，发展到理论务虚会可以说是思想解放的一个高峰。四项基本原则虽然提出来了，但是思想解放的势头一时也收不住，所以1979年思想仍然是很活跃的。

另外，在中国各单位是“干部决定一切”， 上面的风向当然起主要作用，但是到了下面也不一样。比如人民日报就不一样，它受到读者的尊重和爱戴，当时发行量达到六百万份，成为思想解放的旗帜。

上书取消“恶毒攻击罪”

《财经》：理论工作务虚会时，你还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吗？

李洪林：开理论务虚会的时候，胡耀邦就要调我到中宣部，当时我还在历史博物馆修改党史陈列，我要求等展览开幕再走。到国庆节陈列一开幕，我就到中宣部报到了。

我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发言，通过理论务虚会的《简报》发往各省，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起到特殊的作用。当时辽宁省委在任仲夷主持下，正在讨论是否为张志新平反的问题，双方争持不下。主张平反的人说：“李洪林这个发言，比张志新厉害多了。如果张志新不能平反，那么李洪林就该枪毙；如果李洪林的发言是正确的，张志新就必须平反。”

《财经》：今天看，你的发言不过是公民社会的基本常识。例如，你提到“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