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易风 王晗霞：西方危机背景下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论争

西方经济学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论争。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论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在经济理论上主要表现为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之争。这场论争以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的胜利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失败而告终。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发生滞涨危机到本世纪第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前为止。在这一阶段，新自由主义思潮广为泛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在不少国家占据上风。第三阶段开始于新世纪第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这次危机源于美国，很快发展成为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在这场危机爆发前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危机可能性、危机严重程度和发展趋势、危机原因、应对危机的政策等一系列问题上展开激烈争论。西方学界和普通民众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新自由主义对这场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西方国家政府很多采取了以新凯恩斯主义为理论依据的应对政策。在这一阶段，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地位发生动摇，并在危机中趋于衰落。

一 、危机爆发前，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承认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否认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主张国家干预主义的西方经济学家，承认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有限，承认市场失灵。在这场危机爆发前夕，他们的一些代表人物不同程度地预感到、甚至预言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存在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与此相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迷信市场有充分的自我调节能力，反对政府干预，强调政府失灵而否认市场失灵。他们普遍否认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存在爆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断言大萧条早已一去不复返，甚至经济周期也已被驯服。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美国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努里埃尔・鲁比尼由于对本次危机的较为准确的预言而备受瞩目。2006年9月7日，鲁比尼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预言，美国住房市场即将崩溃，并将导致深度经济衰退。2008年2月5日，鲁比尼又具体地预言走向金融灾难和经济灾难可能经历的十二个步骤。他还预言美国投资银行以及类似房利美和房地美这样的大型金融机构在危机中有可能陷入瘫痪，甚至有可能遭灭顶之灾。鲁比尼的预言很多都为当前这场危机所证实。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1994年预言可能爆发亚洲金融危机，1996年预言即将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他的两次预言为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所证实。《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是克鲁格曼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探讨危机原因和对策的名著。2008年，克鲁格曼在此书基础上写成《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一书。在这本书中，克鲁格曼说：美国和全世界都将遭遇一场严重的衰退。克鲁格曼不仅认为亚洲金融危机与“大萧条”颇为相似，而且认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与‘大萧条’更为相似”。

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较早地察觉到美国存在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在20年前“证券化时代”开始时，斯蒂格利茨就预见到证券化有可能在灾难中结束。他提醒政府加强对抵押贷款证券化的监管。本世纪初，斯蒂格利茨看到美国房地产市场销量和价格与居民收入持续严重背离，即居民实际收入不断下滑而房地产销量和价格却不断上涨，预感到房地产泡沫已经取代了股市泡沫，有可能爆发危机。

与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相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代表人物和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西方政界代表人物几乎都否认危机的可能性。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卢卡斯2003年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宣布：“预防萧条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

曾经追随萨缪尔森并成为新凯恩斯主义者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现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近些年来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新自由主义倾向。在2004年发表题为《大缓和》的演讲中，他模仿新自由主义者卢卡斯，断言经济周期问题大体上已经解决了。 在这次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伯南克等人还散布幻想，说次贷危机可以得到控制。

在美国已经陷入危机时，信奉新自由主义并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美国总统布什在2008年3月14日发表演讲，完全无视现实，还在宣传市场自行调节论。他说：“市场正处于自我调节的过程中。”布什此言后来被美国舆论评为“2008年的最糟糕的预言”之一。

二、危机爆发后，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危机严重程度和发展趋势的不同判断

新世纪第一次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后，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承认这场危机的严重性，认为再继续实行自由放任，后果将不堪设想。与之相反，以前否认危机可能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现在否认当前危机的严重性，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经济形势一再表示乐观，断言经济很快就会复苏，政府无须干预。

不少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当前这场危机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研究大萧条的美国经济学家克里斯蒂娜・罗默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认为，这场危机非常接近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伯克利加州大学巴里?艾肯格林和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凯文・奥鲁尔克认为，此次衰退类似大萧条初期阶段的特征，全球工业产值下降的路径与大萧条期间惊人地接近，全球贸易萎缩的幅度比大萧条的第一年严重得多，全球股市的跌幅远远高于大萧条相应阶段的跌幅。总之，“从全球范围来看，我们正沿着大萧条的轨道发展，……这是一次萧条级的事件。”为了强调此次经济衰退的严重性，有不少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称之为“大衰退”。

然而，很多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这场危机与大萧条没有可比性。芝加哥大学加里・贝克尔认为，这场危机无论从对产出还是对就业率的影响来看，都无法和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相比。他在2010年1月接受记者采访时甚至认为，“这场衰退可能并不比1981年的衰退更严重--如果是这样，我想你不会看到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显著加强--我对此越来越有信心。”

危机爆发后，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布什政府白宫预算主任吉姆・努斯尔在2008年7月还不顾事实地宣称，美国“已经避免了一场经济衰退”。

当经济数据显示经济收缩稍有所减缓时，不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就匆忙声称已经看到了“复苏的萌芽”，认为衰退即将结束，并将回归正增长，而且很快接近潜在增长率，经济再没有下行的风险。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经济形势这种盲目乐观的估计，受到国家干预主义主义经济学家的严肃批评。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2009年6月17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流行的观点认为复苏就会到来。这是非常不确定的。也许政府会根据官方数据宣布衰退在某个时刻结束，但这是有误导作用的。因为这个衰退结束可能伴随着就业率持续下降、国际收支持续失衡、消费和投资持续减少。

鲁比尼2010年5月提出，美国经济并不像盲目乐观者说的那样好，甚至还存在“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他说，我们正经历着的是全球危机的第二个阶段，即对私营企业国有化和过度信贷等刺激措施导致国债和赤字激增的阶段。全球危机远没有结束，而是进入了一个更加危险的阶段。同年9月8日，鲁比尼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记者专访时说，美国经济发生“二次探底”的风险超过40%，美国经济2010年下半年就业情况会恶化，赤字会更严重，房价会继续下跌，银行的亏损会增加，经济增长率会大大低于长期平均水平，今年年底或明年美国经济还有可能发生“二次探底”。

西方国家严峻的经济现实，证明了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并非是在危言耸听。

2010年8月10日，面对疲软的实际增长、消费支出和就业指标，美联储不得不下调了对经济前景的预测，表示“近几个月产出和就业复苏的步伐已有所放缓”。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经济前景面临“非同寻常的不确定性”，美国在实现全面复苏之前，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

2010年9月20日，记录和研究经济衰退起止日期的机构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宣布，始于2007年12月的经济衰退于2009年6月结束。可是，面对高失业率、工资增长停滞、房价下跌以及几十年来数量最多的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案例，美国总统奥巴马无可奈何地说，人们根本没有理由庆祝全国经济研究所得出的经济衰退已经结束的结论。在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宣布的经济危机已经“结束”两年多之后，奥巴马又一次无可奈何地说：“经济患了心脏病，虽然病人活过来了，正在渐渐康复，但是康复的速度非常缓慢。”

2011年8月14日《今日美国报》（USA Today）援引对39名顶级经济学家进行调查的结果说，目前发生另一场经济衰退的几率是3个月前的两倍。

克鲁格曼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中曾经提出“大衰退”一语，用来表示严重程度介于“大萧条”和“衰退”之间的严重经济危机。现在，美国有日渐增多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用克鲁格曼的“大衰退”一语来表示新世纪的第一次经济危机，相当普遍地认为这是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

三、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危机原因的不同认识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展，原本否认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可能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这时不得不面对现实，回过头来讨论危机的原因。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当前危机原因在于政府监管，在于国家干预经济。由此，他们坚持反对政府监管、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立场。

斯坦福大学教授约翰・泰勒说：“是政府的行为和干预，而不是任何私有经济固有的缺陷和不稳定性，造成、延长并加剧了经济危机。”

美国加图研究所执行副所长大卫・鲍兹说：“这是一次由政府监管、政府补贴和政府干预引起的危机”，“我们陷入这场危机，正是因为背离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原则”。

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看法，既然政府监管是酿成危机的原因，因此，要建立更好的经济体系，就需要“政府退出”。

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危机原因在于政府监管和国家干预的观点完全相反，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危机的原因正是在于解除或放松监管，正是在于没有发挥国家干预的作用。当金融泡沫和经济泡沫已经吹起时，政府没有及时刺破泡沫，而是等着泡沫破裂了以后着手收拾残局。正是政府推行的这种对金融部门解除或放松监管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

克鲁格曼认为，此次危机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对传统银行解除或放松监管，另一方面在于作为“非银行”运营的金融机构即“影子银行系统”逃避监管，没有被金融风险防范网覆盖。他指出，美国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危机和本世纪初出现的房地产泡沫，本应被看作是更大危机的可怕前兆，但当时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小布什政府反对监管的政策，都认为市场总是正确的，监管则是坏事，因此，政府不但没有扩大监管和金融风险防范网，反而为“金融创新”和“自由市场奇迹”大唱赞歌。

斯蒂格利茨也认为，危机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解除或放松监管。他指出，当出现泡沫的可能性增加时，美联储本可以采取减少最大贷款余额比率，降低最大房屋抵押贷款与收入比率等措施来加强监管。如果美联储认为没有合意的工具，本可以向国会提出要求，但是它却选择了不作为。斯蒂格利茨说：“自保罗・沃尔克被解雇后，我们的国家就开始承受由不相信监管的人来监管的后果了。”“格林斯潘之所以被里根选中，就是因为他反对监管。”“我们现有的监管和监管机构失败了--部分是因为当监管者自己都不相信监管时，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监管。”

斯蒂格利茨还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进而分析了金融系统本身的问题，认为信息和激励问题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起了重要作用。给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股票期权，激励他们提供误导性的信息--在资产负债表中只记收入而不记负债，因为用这种办法比通过真正提高企业利润从而提高股票市值来增加个人收入要容易得多。还有，高管们所持股份升值时个人获利，贬值时个人不受损失。这就激励他们过度冒险。斯蒂格利茨还指出，证券化造成了新的信息不对称。近年来企业越来越多地靠市场（包括证券市场）而不是靠银行来提供贷款。证券发行者因为不承担违约的后果，所以不像银行那样有确保其贷款对象有能力还款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