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大一统教学的弊端要反省

接到在新京报第一届语文教育论坛(凤凰评论协办)演讲的邀请，我首先反省：作为大学教师，我有没有能力及职责，介入到中小学语文教学里边来?我确实曾参加过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纂，但很快撤退了，为什么?先谈我的观点，希望不仅仅是“检讨书”。

编写语文教材我为何知难而退

“过多地站在大学教授的立场看问题，可能会忽略中小学生的生理特征、接受能力和欣赏趣味。

两年多前，我刚卸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有记者采访，问我为何不多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我的回答是：大学教授视野开阔，学识渊博，参与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当然有好处。首先，打破了原先相对封闭的教材编纂格局;其次，可以更多地关注知识的整体性与延续性;再次，为教材革新提供某种理论高度以及象征资本。

但必须记得，中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不是一回事情，切忌将原本在大学教的知识，提前压缩到中小学里边来。而且，过多地站在大学教授的立场看问题，可能会忽略中小学生的生理特征、接受能力和欣赏趣味等。还有，中国的问题太复杂了，城市和乡村、沿海与内陆，东西南北中，其实很不一样。我们可不能拿百千万儿童当教学实验的白老鼠。

再说，编教材，除意识形态方面的限制，还受商业利益的牵扯，其中的复杂性，非我等书生所能掌控。这么说吧，为中小学生编教材，是一件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不能只是“玩票”性质，随随便便进来插一脚。既然我做不到全身心投入，那就只好赶紧撤退。

文革中，我曾在粤东山村当民办教师，教了五年多语文，自我感觉很不错。但那是30多年前的事了。那个时候的学生，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如今的中小学老师，也比我这“孩子王”强多了。除非我重新调整研究计划，向我的师兄钱理群、温儒敏学习，腾出足够多的时间和空间，与中小学教师交朋友，否则，再也不敢涉足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了。

语文教师对学生人格养成很重要

“多年前，我有一个硕士生即将毕业，学得不错，问她要不要考博士生。她说不，早就立志要当中学语文老师了。因为她念中学时，深受自己的语文老师的教诲与影响。

比起大学或者博士班来，中学阶段对学生的影响其实更大。到了大学阶段，学生的性格基本定型了。进了博士班，主要做的是专业训练。对一个青少年来说，最有可塑性，也最容易出现偏差的时间段，是初中到高中，尤其是高中阶段。所以，我特别强调中学老师对于学生人格养成的重要性。

所有中学教师都可能影响学生的志趣与性情，但语文老师的感召力尤其明显。我回忆自己的小学及中学，记忆深刻的，基本上都是语文老师。不是我的偏见，问了很多人，都有这个印象。或许应该这么说：因教材有趣且教学方式灵活多样，语文老师更容易被学生关注与记忆。

我教过中小学，深知对于成长阶段的中学生来说，确实是“给点阳关就灿烂”。有时候，这种影响持之以恒，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多年前，我有一个硕士生即将毕业，学得不错，问她要不要考博士生。她说不，早就立志要当中学语文老师了。因为她念中学时，深受自己的语文老师的教诲与影响。她现在清华附中任教，做得很好，也很开心。

大学阶段，学生转益多师，且大致定型，可能对某位名教授特别崇拜，但除非拜在门下，否则接触时间很有限。这种情况下，要说兼及人格与学问，很难的。如此说来，学生人格的养成，中学教师、尤其是中学语文老师，起关键性作用。

高考成绩不是整个教学的目标

“中学语文老师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在培养学生们的“阅读的兴趣”和“发现的眼光”，发现什么?发现汉语之美、文章之美、人性之美、大自然之美。

传统的说法，教语文，注重听说读写。这方面，好老师自有成功秘诀。我想说的是，即便北大这样的名校，不少学生跨过高考这座独木桥以后，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不足。说“松懈”是客气话，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厌学”。因为，除了必修课，别无好奇心及探索欲望，这可不是大学应有的状态。他们都很聪明，之所以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很可能是中学阶段步步为营、分分必争的教学方式造成的。

在所有的科目里面，语文课的教学，因为兼具求知和审美，最可能其乐无穷。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高考这根指挥棒，很多学生过于功利，计算的结果是，同样的时间，投入其他科目学习，在考场上的收获，比投入语文课要大。因为，语文水平是长期酝酿、学习、熏陶，最后出来的成果。

想想我自己的情况，当年突然接到通知，说是恢复高考制度，谁都可以进考场了。我全力以赴做的，是复习数学，因为，语文行不行，早就决定了。或许是这么个特点，导致了很多人在学习过程中，对语文兴趣不是很大。但在我看来，语文“投入产出比”并不低，因为它影响人的一生，而不仅仅是高考成绩。某种意义上，它更重要。不信你问问走出大学校门或中小学校门的中老年人，在所有课程里面，哪门课对你影响最大，十有八九回答是语文课。

因此，中学语文老师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在培养学生们的“阅读的兴趣”和“发现的眼光”，发现什么?发现汉语之美、文章之美、人性之美、大自然之美。高考成绩不能不关注，但不应该是整个教学的目标。

课件让语文教学思路变得狭隘

“当老师的，就像舞台上的优秀演员一样，有基本的剧本，但演出时可以有一些即兴发挥的。如果只是念讲稿，那不叫好老师。

俞平伯在北大、清华教书，讲李清照的《醉花阴》，“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日后学生回忆，张中行说特别好，赵俪生却抱怨没讲出什么。那是因为，一个念中文，一个学历史;前者欣赏性情与氛围，后者则希望条分缕析。

前几年去世的北大名教授林庚先生，讲课也是重在酝酿情绪，你若记笔记，好像没说什么，可你在现场会很感动的。我读50年代、60年代北大中文系学生的回忆文章，称某老师学问很好，某老师备课很认真，而最欣赏的，还属林庚先生。因为，他让你暂时超脱尘世，沉醉在诗的氛围里面。这种课堂，不仅是传授知识，更是熏陶性情，养成趣味。

可现在整个语文教学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强调的是知识的准确性。与之相配套的，便是过分推崇课件。是否使用课件，因人因课、因时因地而异，怎么能成为一个评价标准呢?我也会使用课件，但不是每门课、每堂课都使用。因课程不一样，听众不一样，有时候使用，有时候不使用，取决于我讲授这节课的目标。我的体会是，讲得最精彩的，往往是不使PPT。

因为有了课件，你很容易受课件的牵引，没有那种在课堂上突然间迸发出来的激情。当老师的，就像舞台上的优秀演员一样，有基本的剧本，但演出时可以有一些即兴发挥的。如果只是念讲稿，那不叫好老师，很快就会被机器取代的。好老师都会有在台上即兴发挥的欲望与能力，而且，讲到你自己都很兴奋，下课铃响了，还意犹未尽。可这个状态，自从大量使用课件以后，被严重压抑了。

课件的使用，确实能帮助你完成教学任务，上课不会出现大的偏差，但由于思路早就限定了，无法随现场学生的眼光和趣味做适当的调整，因此，也就没法自由发挥。这样的课，缺乏激情，也不会特别出彩。

语文教学像农业而非工业

“设想一下，如果连语文课都讲得严丝合缝、板上钉钉、滴水不漏，那原本五彩缤纷变化莫测的世界，将变得格外苍白且无趣。

在这方面，我是比较保守的，而且有点固执。我认定，上课的时候，老师必须盯着学生的眼睛，照顾大多数学生的趣味和能力，及时调整自己的讲授。这是当老师的基本要求，可也是一个很高的境界。我不认为有一种“标准老师”或“标准课堂”，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当我们把北京四中或人大附中的课件拷下来，直接送到新疆、西藏等边远地区，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但这么做到底是祸还是福?

边远地区的中学老师，会不会自动沦落为精美课件的放映员和助教，因而丧失了自尊心和积极性?中小学老师在孩子们眼中本来是英雄，可那种“光环”现在没有了，他们只是在放远处某位名师制作的PPT，这对孩子、对老师的伤害都是很大的。

一年多前，我在香港做专门演讲，主要内容是阐述语文教学的特点。在我看来，语文教学像农业，不像工业;是把种子撒到地里，给它充分的条件，阳光、空气、水分等等，让它自己成长，自己开花、结果，而不是统一配方，按规定的程序制作符合设计的产品。这里借用的是吕叔湘、叶圣陶的比喻。

比起数学、物理或者历史、地理等课程来，最像农业的，无疑是语文课。这个课程对新技术的依赖程度不高，相反，自由挥洒的空间很大。可因为迷信原本不太必要的“高新技术”，今天中国教育界，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教学方式越来越规整、越来越僵硬、越来越均匀，虽然总体实力有明显的提升，但一流人才难得一见。因为，都给平均化了――高的截断，矮的补齐。

我之所以小心翼翼地维护中小学语文老师的自尊和高大形象，目的是保护那种不太守规则的“奇思妙想”。设想一下，如果连语文课都讲得严丝合缝、板上钉钉、滴水不漏，那原本五彩缤纷变化莫测的世界，将变得格外苍白且无趣。

大一统教学的弊端需要反省

“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有什么经验说什么话，这才是合适的语文教育。

语文教学必须尽可能贴合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既无法、也不应该过分追求“标准化”。若高考作文要求谈搭乘地铁或高铁的感受，很多边远地区的学生会很沮丧的，因为他们没有这种经验。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有什么经验说什么话，这才是合适的语文教育。

这么强调“差异性”，会不会导致歧视小地方或贫困地区的学生呢?不会的，相反，让贫困地区的学生整日关注那些“高大上”的话题，是一种痛苦。中国之大，地区经济和文化差异可以说是触目惊心。你若略有了解，就会认真反省这种大一统教学的弊端。对于成长中格外敏感的青少年来说，语文教学应该尽可能贴近他们的生活经验。至于因此而造成的知识方面的差异，其实没关系的，进入大学以后，水到渠成，很容易弥补的。中学阶段，主要任务是养成求知的欲望和学习的好习惯，这就行了。

在我心目中，中学阶段的语文教育，很像北大中文系的责任与情怀。我曾经说过，中文系的基本训练，就是为你的一生打底子，促成你日后的天马行空，逸兴遄飞。有人问我，中文系的毕业生有什么特长，我说聪明、博雅、视野开阔、能读书、有修养、善表达，这还不够吗?

本文系陈平原教授在新京报第一届语文教育论坛(凤凰评论协办)上的演讲，文稿经本人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