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毅：有趣的科学家，坚定的改革者

饶，从食，尧声，《说文》解释：“饶，饱也。”；《小尔雅》解释：“饶，多也。”；《广雅》解释：“饶，益也。”毅，形声，从殳，《说文》解释：“毅，有决也。”饶毅的人生轨迹，从南昌到上海，从上海到美国，从美国到北大，就像一江春水浩浩汤汤、曲曲折折地向着大海奔去，婉转间饱含坚毅。

2007年，一纸聘书将饶毅从美国召唤回国，出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一职；一时间公众将他和上世纪五十年代钱学森、郭永怀等在国外成名、时值壮年回国效力的前辈相提并论。舆论的压力抵不过祖国的吸引力，他解释自己回国的原因，始终只有三个字――“归属感”。或许在这个燕山横卧、永定河斜穿的城市，饶毅将学术与行政都做到了山水相依。

智者乐水，做有趣的科学家

饶毅的儿子回国时九岁半。最初就读于北大附小，每天早晨，饶毅从当时在蓝旗营临时租住的公寓出发，步行送儿子上学。纵然教学、科研、行政集于一身，他也多半回家和儿子、父母共进晚餐。

把家庭放在第一，工作放在第二，是饶毅生活的信条。女儿小时候，饶毅晚上也不加班，周末总带着她出去玩，波士顿、圣路易斯的儿童游戏场所里，一大堆美国母亲带着小孩，万红丛中一点绿，那位中国父亲，便是饶毅。

回国后，饶毅成为生科几百名二十岁左右学生的老师。在2009年的元旦晚会上，饶毅拿着稿子和学生一起说相声，饶毅认为，当学生们在学术会议上怯场了，或者面对国际学者害羞了，就想想饶毅都可以敢上台拿了稿子、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念水平不高的相声，自己就不用紧张，不用害怕。纵然“学生物的孩子伤不起”，实验室的学生依旧可以放着音乐做实验，可以不用请假去休假。最近在生科的院版上，赫然看见同学发帖向饶毅致敬――“搭公交上班很辛苦，我觉得您不如直接搞个滑板到北大呢”。在学生们心中，这种跑题的“灌水”，或许让他们离院长更近一些，他们同情院长搬家后每天公交上下班。

2008届学生毕业了，饶毅致辞说，你们的幸福是母校的骄傲。是幸福而不是成功，在饶毅看来，幸福最重要，成功和幸福有时并不相干。2009届学生毕业了，饶毅的致辞只有六个字： 我想、我试、我乐。

能具体解释一下吗？饶毅说不能――

最好的答案是模糊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理解，而成为各有特色的追求。

六个字，是对学生的祝愿与期待，也是饶毅自己的人生体验――

1962年，饶毅生于江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饶毅的曾外祖父周蔚生，1904至1909为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第二期学生，既是北大校友，也是北师大校友，曾长期从事中学教育工作。 “教书育人之乐”的氛围影响了饶毅，这位第四代老师，认为在北大教书，也“乐在其中”。

饶毅上小学时还在文化大革命余热未消期间。他回顾自己的语文学习生涯，是通过大字报、毛主席的“老三篇”、样板戏等学习的。课外，饶毅和他的小伙伴们在地摊读《三国演义》《铁道游击队》等小说。读地摊书没时间查字典，很多发音靠自己揣摩，饶毅自认为这个习惯让自己的语文有严重缺陷。饶毅笑言，复高考时，他们有9个月左右的复习时间，自己曾用英文给一位朋友写信，请他在上海买南昌买不到的《数理化自学丛书》，言不达意，结果重复买了已有的三本，而没有的好多本还是阙如。

1978年参加高考时，他立志要成为一名“对人类有用的科学家”。本希望能去中国科技大学攻读物理和数学的他，却上了江西医学院。

1983年，饶毅考取上海第一医学院的研究生。在上海，他接触到更活跃的学术氛围，并最终把自己的兴趣点锁定在当时的新兴学科分子神经生物学上。

1985年，研究生尚未毕业的饶毅，成为改革开放后较早期的自费留学生，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攻读博士学位。其后，他在哈佛大学继续进行博士后研究。

1994年，饶毅获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聘请，从助理教授开始领导自己的实验室。2004年，他到美国西北大学任神经内科教授，并兼该校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2006年，饶毅成为讲席教授。

饶毅在出国前，就锁定了分子神经生物学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在美国，他二十多年研究神经的发育。2004年起，他在北京的实验室用果蝇、小鼠研究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比如研究果蝇的打斗、求偶，甚至同性恋行为。他沉浸其中，乐趣无穷。果蝇和小鼠是他的宝贝，他还说过：“对于我们来说做科研就是娱乐”。他实验室也研究人的行为。在和生科学生相处的过程中，饶毅发现他们除了在实验室潜心工作之外，亦有许多没有被应试教育和高等教育扼杀的潜能，比如唱歌剧、跳雷舞、说相声。饶毅因此号召学生们“不妨每天都保持着过节的心态”，无论是攀登生物科学研究的高峰还是另辟自己的职业道路，只要是寻找主动、欢快、有特色的人生，中间就不用怕出些小问题。

饶毅回国前，北大给他两年的时间逐步关闭在国外的实验室。而饶毅把自己在美国的研究经费转给系里其他教授，并提前安排好实验室人员的出路，两个月时间关闭了实验室。

饶毅的回国在海内外引起巨大的反响。美国的高校希望他能再“回心转意”、一直给他留了办公室。这时的饶毅，显示出了如山一样坚定的决心，他在2010年底，把在美国办公室的东西打包运回了北大，放弃了自己的退路。

仁者乐山，做坚定的改革者

2005年，饶毅带领在中国的学生，发表了中国二十五年来第一篇《细胞》论文。2008年1月，饶毅在《自然神经科学》发表了一篇论文，是他以前美国实验室的成果。说明他离开美国的时候，研究没有走下坡路，而是成就斐然的时刻回国。2008年8月，饶毅的北京实验室又在《自然神经科学》发表了一篇论文，这说明，饶毅回国后学术做得很好。2011年4月，饶毅实验室在《自然》报道他们最新发现：5-HT分子对于雄性老鼠性选择很重要，没有5-HT的雄鼠，找对象的时候，不分雌雄。2011年7月，饶毅实验室在《自然神经科学》发表论文：发现群养动物打架少于单养动物的一个分子机理。

然而，细心的人发现，这个实验室里发表的研究论文比起当初饶毅在美国的实验室发表的论文少。善意的人猜测饶毅是不是因为行政工作做得太多，分散了精力；而恶意的人则讥笑饶毅闲事管多了。其实，从2004年起，饶毅的实验室正在经历着一个研究方向的转型，他正在离开自己研究了二十多年的神经发育，开始探索行为的分子生物学基础。花6年的时间进行这种转型，是否值得？饶毅认为：“进入新的研究领域，是科学家‘再生’的一种途径”。而少发论文，只是“沉下心来，试图做更重要的工作。”

饶毅的“更重要的工作”中，很大一部分，是在生命科学学院开展改革。知道饶毅的生物学界人士，有时会说饶毅是个“堂吉诃德”式的改革家。任凭舆论饶毅的改革立场，似乎如堂吉诃德面对的那座风车一样坚定。

在本科生培养方面，饶毅身体力行投身一线教学，他和龙漫远教授给大一新生开设“生物学思想与概念”课程，旨在从生物学的基本概念入手，介绍一些经典的实验和文章，介绍相关领域的发展。让刚进学校的新生体会到生物学的精、深、美；调动起他们学习、研究生命科学的浓厚兴趣。饶毅和哲学系的吴国盛老师一起，请杨振宁、丘维声、王诗、 马伯强等科学家，给本科生讲述“科学是什么”。在选课同学的眼里，一学期下来，大家不仅听了大师们讲述自己的经历，还在小组讨论中交到了科研路上的个把知己，有同学感慨“如果我年至耄耋，尚可忆起在“这一次”课上所思所得，其效果就是终生的了”。

在实验室交接制度方面，饶毅打破了北大原有的“大教授培养小教授”的模式，在他看来中国本来就没有多少真正有特色且高水平的实验室，如果再默许“老教授带小教授”，不仅会形成派系之间的矛盾，还会降低实验室的业务水准，于是决定中止这种模式，要在全球范围内“海选”合格的接班人。

这一变革，触动了利益，也招来了不少阻挠，还有人公然发难。饶毅没有退却，也没动用所谓的行政权力以势压人，而是有理有据地阐述这样做的“利”和不这样做的“弊”，最终赢得了大家的支持，实现了竞争上岗，近可不避亲仇、远可接纳贤士的用人理念。饶毅在中国的第一个教师节，白天主持生命科学学院原有教授述职，晚上接了儿子的班主任的电话。他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这两件事情都令他十分感动。在评审会议上，为了推选年轻的人才到合适的教职位置上，老教授退下无怨言，全体教授不争，评委也不为自己留余地。

在引进人才方面，饶毅明确提出生命科学学院通过“千人计划”招聘的目标：他希望应聘者回国后能做出世界一流大学比较优秀的教授水平的工作。他表示，生命科学学院将给予海外学者一段平稳过渡的时间，减少对科研工作的冲击，生命科学学院也将提供和创造条件，让回国工作的人能够开展很好的研究和教学工作。至于行政职位，饶毅看得很轻松，“如果有愿意做行政的，我热切希望有人做院长，我可以任其教学副手。”

在科研经费分配问题方面，饶毅也一直秉持“顾大局发展”的原则。在北大支持下，饶毅从国外、国内多方面争取经费。几年来，饶毅从国外渠道争取的经费远超过他自己和他实验室今后几十年的需求。所以，他从国内争取的经费，实际上不是给他自己实验室，而是通过他获得国内一些经费后进行再分配，选择性支持其他值得支持的科学家和团队。在饶毅看来，研究经费的使用，应该以经费使用对国家的效果来看，而不拘泥于学院利益，有其他院系参与是好事，可以使国家经费得到更好的应用。比如，饶毅申请的973，没给自己的实验室留多少，大部分给了北大心理系和北大医学部精神卫生研究所的实验室，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们研究做的很好，经费增加可以加强他们的研究。” 获得的麦戈文研究院，饶毅积极支持挂靠到心理系。获得的“蛋白质平台”经费，他不拘泥于生科院，即便这样的做法让本学院老师有微辞，而是将相关的化学学院、分子医学所、工学院等多方面的教授纳入平台，请他们合理使用国家经费，发挥经费在科学中的作用，而不是用于不适合现代生命科学常规的大科学模式。获得国家支持而建立“北大清华生命科学联合中心”，饶毅请物理学院招聘回国的原美国旧金山加州大学教授汤超常规管理，中心从海外招聘，也支持校内原有优秀人才，并不局限于饶毅自己的生科院，初期国际评审产生的第一批校内研究员，五位来自生科院、四位来自化学、三位来自医学部、三位来自分子医学所、还有物理和心理等其他院系。支持学校成立的“生物动态分子中心”、“合成生物学中心”等等，这种不热心自己“权力”、五湖四海的作风，有助于推动北大生命科学整体发展，也有利于促进北大内部多学科交叉、不同院系见合作与联合。

在校际合作方面，他和王晓东、施一公发起北大、清华、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两校一所联合研究生培养计划，强强联合，并以此推动建立中国新的研究生培养方案，改变国内原有将研究生视为劳工的习俗，而提高他们的地位，为学生利益着想、将优秀研究生作为未来科学家培养。他和施一公多方面推动北大和清华的生命科学学科间的合作和交流，共同建立了生命科学联合中心等。

饶毅选定的改革领域都是生命科学学院发展的关键点：本科生培养好了，才有将来投身生命科学研究的学子；实验室制度明晰，才能推动科研向更广更深发展；和别的院系别的高校合作，正是带着海纳百川的心态去攀登学术的高峰。饶毅的学术、行政、教学、改革，既温柔，又坚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