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林：北大“功狗”蒋梦麟

历史学家吴相湘作《民国百人传》，其中笔歌墨舞地盛赞蒋梦麟“在民国教育史上的地位仅次于蔡元培”，此言近乎盖棺论定。

曹聚仁曾与三五好友围炉夜话，有人问他最敬佩的同时代人是谁，曹聚仁以“蒋梦麟”作答。座中诸位或惊讶不置，或疑惑不解。曹聚仁见状当即表白，他向来不愿作违心之论，也绝无攀龙附凤的媚骨，更不是北大出身，之所以敬佩蒋梦麟，是因为这位北大老校长有种，是纯爷们。面对日寇的威逼利诱，蒋梦麟“临难不苟免”，胆气和骨气均发挥出超常水平。曹聚仁强调：“这男子汉的气度，并非胡适、鲁迅诸氏所能及的。”罗家伦对蒋梦麟只身入日本大使馆武官处与敌寇斗智斗勇的壮举同样赞不绝口，他说：“蒋梦麟先生是郭子仪第二，大有单骑退回纥的精神！”

一介书生，能够得到“有种”的评价，已足堪欣慰。除了有种，蒋梦麟还有料，他肯办事，敢办事，能办事，对北大，对教育，无不竭智尽能，抱有强烈的责任心和热诚的服务态度。当年，中国有一文一武两位蒋校长，都是很抖的人物。武的蒋校长是蒋介石，文的蒋校长是蒋梦麟。若论门生出息之大，文的蒋校长远不如武的蒋校长（将帅遍国中）；若论门生人数之多，武的蒋校长则不如文的蒋校长（桃李满天下）。

陈平原教授曾经感叹道：“很可惜，在大量有关北大的出版物上，蒋校长的地位相当尴尬……校方组织撰写的校史中，称蒋梦麟为‘典型的国民党新官僚’，‘在北大是不得人心的’。”他还说：“几年前，偶然得到若干30年代（蒋梦麟任北大校长期间）老北大的课程表及教学规划，比照一番，令我辈后学汗颜不已。”曾几何时，对历史人物带有政治偏见和陋见的各路“酷评”轮番行使话语霸权，它们罔顾事实，抹黑涂污，现在看来，这类“酷评”连一嗤一哂的价值也荡然无存了。

【有功：功在北大】

人与人的交集很偶然，但这种偶然的交集可能种下善因，结出善果。

1898年秋天，蔡元培辞官（翰林院编修）回乡（绍兴），出任中西学堂监督。这是蔡元培任职于新式学校的“试笔之作”。事隔多年，蒋梦麟的回忆依旧鲜活：“一个秋月当空的晚上，在绍兴中西学堂的花厅里，嘉宾会集，杯盘交错。忽地有一位文质彬彬、身材短小、儒雅风流、韶华三十余的才子，在席间高举了酒杯，大声道：‘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不彻底，哼！我……’大家一阵大笑，掌声如雨打芭蕉。”“说到激烈时，他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否则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就在那一年，蒋梦麟幸运地成了“革命翰林”蔡元培的弟子。

21年弹指一挥间。1919年，五四学潮如同惊涛拍岸，声浪很快席卷全国，北洋政府迁怒于北大校长蔡元培，一时间谣言满天飞。蔡元培救出被捕的学生后，以不与政府合作的断然态度主动辞职南归，打算在西湖边息影林泉。汤尔和是蔡元培的老友，他想出一个新鲜主意：由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作为缓冲环节，蔡元培在杭州养病一段时间后再回北大掌校不迟。如此一来，既可打通窒碍，多方面照应周全，又可静观其变，进退自如。当时，蒋梦麟是江苏教育会理事和《新教育》杂志主编，他以抽身不易为由，婉拒再三。汤尔和则许以“半年在京，半年在沪，可兼顾而不至偏废”，遂一鼓成擒。

蒋梦麟临危受命，面对的“烂摊子”颇为棘手。“半年的欠款，六百饥饿教职员，三千惹祸的学生，交到我手里，叫我怎么办？”他出言谨慎，亮出低姿态，在教职员会议上说：“我只是蔡先生派来代捺印子的，一切仍由各位主持。”蒋梦麟安戢人心，继续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使北大重回宁谧的书香氛围中。有趣的是，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不久，孙中山给他写了一封信，其中有“率领三千子弟，助我革命”之语，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了。

1919年9月，蔡元培返回北大，蒋交还权杖，专任总务长。他在回忆录《西潮.新潮》中写道：“北大再度改组，基础益臻健全。新设总务处，由总务长处理校中庶务……”对此变盘，蒋还有一个更形象的说法：“北京大学为新思潮发源地。既有新精神，不可不有新组织，犹有新酒，不可不造一新壶。”

蒋梦麟的教育思想与蔡元培一脉相承，他给“兼容并包”四字加上了个性化和感情化的色彩。1920年9月蒋梦麟发表演讲：“本校的特色，即在人人都抱个性主义……我们要‘治’同‘自’双方并重才好。因为办学校用法律，决计不行的，只可以用感情化导，使得大家互以良好的情感相联络。这就是我最后的希望。”学校要依靠感情化导而不是严格的法纪，这是蒋梦麟坚持的办学理念。

不久，蔡元培赴欧洲考察教育。蒋梦麟再次代理北大校长一职。他非常重视中西结合，文理贯通，要求入外文系者须有国文功底，入国文系者须有外文成绩。当年，军阀混战，国家风雨飘摇，北大的教学、科研能够始终维持不堕，并且平稳有序地发展，显然得益于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新措施。

1923年1月，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蹂躏人权，北洋军阀政府非法逮捕财政总长罗文干，蔡元培愤然辞职，拂袖而去，蒋梦麟第三次代理北大校长职务。1926年4月，《京报》主编邵飘萍被奉军杀害。当时，蒋梦麟从北京政府的前总理孙宝琦处获悉自己的名字已经上了黑名单，生命危在旦夕，恰巧王宠惠来访，他便跳进好友的汽车，离开北大，径直驶向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三个多月后，他脱离险境，抵达上海，转赴杭州，结束了第一阶段长达七年的北大生涯。

1930年1月，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较之以往，这次他由二东家升为了大东家，他抱定中兴北大的决心，放手一搏，在体制上大动手术。他明确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将教政分开。蒋还针对教授兼职过多的现象，实行教授专任制度，提高专任教授的薪酬待遇。从“教授治校”到“校长治校”，再加上辞旧聘新，打破终身教授的金饭碗，蒋被一些北大教授批评为“独裁者”。客观地说，蒋梦麟执掌北大，确实加强了校长的权重，而且运用权力游刃有余，毕竟他与胡适同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高足，受过正宗的民主思想熏陶和训练，校长治校的目的是要建立起一个效率更高的行政体制，他并没有因此钻入校长独裁的死胡同。

蒋梦麟用人不拘一格。钱穆没有学历，他聘其为北大教授，比当年蔡元培礼聘梁漱溟为北大讲师更给力。

在蒋梦麟治校期间，北大教授能享受到校方很高的礼遇。钱穆回忆：“……系中各教师，上堂前后……即有一校役捧上热毛巾擦脸，又泡热茶一杯。上堂时，有人持粉笔盒送上讲堂。退课后，热毛巾、热茶依旧，使人有中国传统导师之感。”即使校方经费拮据，对教授仍然礼遇有加。北大的尊师重教之风，于是乎绵绵不断。

蔡元培重人文，蒋梦麟重科学，这不是对立，而是二元互补。1930年代蒋梦麟的改革收获奇效，“科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水准提高了……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这份成绩单拿出来，让人不得不服气。

无奈形势比人强，日寇步步进逼，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整合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因抗战而创立，体制相当特殊（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校长出任校务委员会常委，轮流执政，因蒋梦麟兼任红十字会中国总会会长，张伯苓在政府也另有兼职，两人长期不在昆明，梅贻琦实负全责），独立中有融合，融合中有独立。从一开始，蒋梦麟就对联大事务采取不争和无为的立场，当北大与清华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外界的印象多半是北大吃瘪，清华吃香，在众人心目中，西南联大的实际掌舵人也是梅老板，而不是蒋老板。久而久之，那些习惯于顾盼自雄的北大教授郁积了愤懑之情，蒋梦麟遂成为众矢之的。谢兴尧即严厉批评蒋梦麟以“整齐划一”的清华精神改造“独立自由”的北大精神。

1945年，北大教员暗中联合，一场“倒蒋迎胡”的风潮不可遏止。1945年8月，蒋梦麟退出西南联大，辞去北大校长，继任者是众望所归的胡适，后者因病滞留美国，由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职务。

蔡元培奠基，蒋梦麟造房，胡适封顶，北大的传统绵延不断，那30多年，是北大最辉煌的时期。蒋梦麟承上启下，掌校时间最长，自然功不可没。郑逸梅在《学林散叶》中的记载很有趣：“抗战中，蒋梦麟当北大校长，曾说自己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所谓‘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学精神办事。”

1950年12月17日，北大建校52周年纪念会在台北举行，傅斯年登台演讲，实话实说：蒋梦麟的学问不如蔡元培，办事却比蔡元培高明。他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但办事却比胡适高明。傅斯年演讲完毕，蒋梦麟笑着应和：“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自谦归自谦，在蒋梦麟内心，能做北大的“功狗”，何尝不是一样的快惬和满足。

蒋梦麟晚年回忆自己在北大的经历，自谦是个万金油的角色：“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但总是博而不专……”但凡读过蒋梦麟的回忆录《西潮.新潮》的人，都会承认他学养深厚，文笔潇洒，史识既出众，见地也非凡，不愧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教育学博士。姑举《西潮.新潮》中的一段妙论为例：

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反感，正像一个人吃得过饱而闹胃痛以后对食物的反感。1998年的康梁维新运动，只是吃得过量的毛病；1900年的“义和团之乱”，则是一次严重而复杂的消化不良症，结果中国硬被拖上手术台，由西医来开刀，这些西医就是八国联军。这次医药费相当可观，共计四亿五千万两银子，而且她几乎在这次手术中丧命。

匪夷所思的是，《西潮》的初稿是蒋梦麟躲空袭警报时用英文写成的。由于在防空洞中经常只能席地而坐，光线颇为幽暗，英文比汉字更易对付，闭着眼睛都可下笔。洞中文思如泉，洞外炸弹如雨，如此潜心著书的人怕是绝无仅有吧。

有人说，蒋梦麟是北大精神坚定不移的捍卫者，北大之为北大，没有蔡元培不行，没有胡适不行，没有蒋梦麟同样不行，在北大完整的龙骨架中，他对腹背的支撑作用绝不可低估。当初，蔡元培毅然选定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使北大幸运地收获一位杰出的行政干才，知人之明实非浅显。

【有种：正气凛然】

蒋梦麟渴望实现“新北大”的梦想，注定要经受几番波折。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北方的局势急剧恶化，战云笼罩，北平岌岌可危。蒋梦麟曾加入“低调俱乐部”，虑及中国军力不济，财力不足，“忍痛求和”（放弃东三省，承认伪满洲国）是当时蒋梦麟和胡适共同的想法。他们主张与日本和谈，避免国家一朝玉碎的危险局面。蒋梦麟代表北方知识精英与英国公使蓝浦生多次会晤，请后者居中斡旋。结果由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罗文干出面阻止而使整个计划胎死腹中。此举并不证明蒋梦麟是媚日的软骨头，毕竟在战前（哪怕是最后一刻），寻求和平的愿望和努力都是值得尊重的。蒋梦麟是北大校长，其一言一行牵动甚广。日本人妄图拉拢他，建立“深厚的友谊”。然而蒋梦麟对日方暗示和明示的种种“美意”嗤之以鼻。

1935年秋，由蒋梦麟领衔，北大教授发表宣言，誓死反对华北的“自治运动”，痛斥这一行径“脱离中央，乃卖国的阴谋”。这篇宣言义正词严，在全国上下赢得广泛的响应，蒋梦麟因此被誉为“北平正气的代表者”，成为日本军方的眼中钉和肉中刺。

1935年11月29日，日本宪兵登门造访，“敬请”蒋梦麟去东交民巷日本大使馆武官处“谈话”。家人和朋友为他担心，他却若无其事，将虎穴狼窝视为茶室。蒋在回忆录《西潮.新潮》中对此行有极具现场感的描写：我走进河边将军的办公室之后，听到门锁咔嚓一声……一位日本大佐站起来对我说：“请坐。”我坐下时，用眼睛扫了旁边一眼，发现一位士官拔出手枪站在门口……

“那末，你有没有在那个反对自治运动的宣言上签字？”

“是的，我是签了名的。那是我们的内政问题，与反日运动毫无关系。”

“你写过一本攻击日本的书。”

“拿这本书出来给我看看！”

“那末，你是日本的朋友吗？”

“这话不一定对。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敌人，正像我是中国军国主义的敌人一样。”……

第二天下午，宋哲元将军出于好意，派一位少将到北大来劝蒋梦麟尽快离开北平。蒋梦麟表示谢忱之后，告诉来使，这回他将留在北平负起自己的责任，哪儿都不去。古人有所谓血勇、脉勇、骨勇、神勇之别，蒋梦麟无疑是神勇之人，赢得世人的敬意实在情理之中。

到台湾后，蒋梦麟继续担任“中国农村复兴联合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