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我与季老在北大的日子

北大未名湖后湖有一盏灯总是亮得最早。

1998年，我将出国任客座教授两年，临行前特向季羡林先生辞行。欢言间我对季老说：“您老每天闻鸡起舞”。先生正色道：“不，是鸡闻我起舞”。确乎如此，先生为了写《糖史》，曾经从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两年时间，上下午来回四趟五六里路去北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我面对汪洋浩瀚的《四库全书》和插架盈楼的书山书海，枯坐在那里，夏天要忍受三十五六摄氏度的酷暑，挥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时候偶尔碰到一条有用的资料，便欣喜如获至宝。但有时候也枯坐上半个上午，把白内障尚不严重的双眼累得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却找不到一条有用的材料，嗒然拖着疲惫的双腿，返回家来。经过了两年的苦练，我炼就一双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二十行，而是目下一页，而遗漏率却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近三十年来，季老撰写了近三百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十几部学术著作。其一生撰著的总数达1200万言，这种以写作连接的生命本体，显示了思想自由之后空前喷发的写作状态。当九十高龄的先生每天来回于图书馆并沉浸在《糖史》的广阔世界中，我和不少学子在黄昏的北大博雅塔下，行注目礼送先生跨着厚厚的书包默默独行。他那广被万物的爱心与知识分子的胆识，大千世界平等的思想与不争而无可与之争的智慧，在不断行走的思想著述中体现得鲜明醒目。

2000年我回国后去朗润园问候先生，正好北京电视台在拍摄《北大魂》时采访季老，我静静地在一池春水盛开的“季荷”旁，听先生面对镜头畅谈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和价值身份，其大胆和勇毅令后学失色。他说：“百年北大建校初期，校长大多是学富五车之士，而多数禀有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精神。其后的一些校长，有的在人格眼光胸襟才华上大不如从前了”；还说“创一流大学，北大文科就是一流的，如果不好好提升，则是重大失职。文科作为真正的一流，应该好好扶持啊”。

2002年，季老收到北大学生会办的学生刊物《大学生》，先生用放大镜认真阅读，发现刊物中有一些错字错句，花时间给我写了长信一一指出其中的错漏，委托我到学生编辑部将信转给编辑，请编辑一定认真审稿――北大无小事。面对一本薄薄的学生办刊物，却如此认真一丝不苟，其严谨的学风和诲人不倦的情怀，对学问坚持“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境界，让我闭目思来心中感佩。

2003年，我的几届访问学者和博士毕业离校时对我说，到北大多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去看看季老，在离开前最后聆听他的教诲。我试着给病中的季老谈这个情况，并说学生有十几个人，是否因人多而身体难以承受？季老爽快地答应同大家见面。同学们济济一堂，端坐在季老的书斋中，脸上洋溢着真正的幸福笑容。大家求道解惑，季老有问必答，在问学答疑中其乐融融。一小时很快过去了，大家与老人一一合影，依依惜别。季老支撑起病体，坚持从家中送到大门外，抿紧嘴唇含着泪光默默挥手告别。当我们走到未名湖后湖杨柳丛中，远远回首，仍见老人在风中举手长依依，大家不由心中一热。先生对学生总是极为呵护，爱护有加。而对沽名钓誉、不学无术而又在客厅中滔滔不绝赖着不走者，先生就会面色木讷长久不言，意欲送客。

2004年春，季老已经因病住进301医院，已无力编自己的“学术选集”。先生决定授权由我来选编他的四卷本《季羡林学术精粹》，我感到学术重量和思想信赖的双重压力。在我研读文章选编过程中，尽量将先生的睿智和重量级的论著选出来，使人们能够通过这位世纪老人的言说，看到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踪迹和价值情怀。季先生送我一套近三十卷的《季羡林文集》，我通读了两遍，每读一次感受就深一层。多少次在深夜人静中，让思绪一路远去。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位百岁老人的形象，睿智而安详，渊博而谦和。这位精通英、德、梵语、巴利语、吐火罗文、俄语、法语的学者，焚膏继晷，已超越常人的工作热忱而“止于至善”：从考证到义理之学，从东方语言学家到东方学家，从印度历史文化到比较文学的研究，从佛教语言研究到中国文化身份思考，皆拓展出一个多元的文化研究域。“君子不器”，他命定般地不属于任何一个固定的研究领域，也不屈从于任何专业狭小的圈子，而是打通中西古今，透悟人类智慧，创新东方新思维。

2004年底，在寒风呼啸中，我同山东友谊出版社总编辑丁建元先生一起多次赴医院请教和征求选目意见。季老总是非常认真地审看我编的《季羡林学术精粹》多卷本目录，总是认真回忆有哪些重要文章在什么刊物，需要查找复印；什么版本的书有错误，需要认真校改以后才能收入本书；还有那几篇新写的文章可以补充，以让读者尽量少花钱多读到新内容等等；还让助手李玉洁秘书寻找收集图片和新文章给以鼎力相助。其言也谆谆，其情也切切，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大学者坚毅乐观的精神人格魅力。故而张中行先生说：“季羡林以一身而具有三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三种难能之中，最难能的还是朴厚，像他这样的难于找到第二位”。这实在是终身至交的肺腑之言。

2005年，季先生提出：每位大师都是不可超越的，每个大师都是一座丰碑。“自清末以来中国学术界也由于种种原因，陆续出现了一些国学大师。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学思想和学术思想，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中国，中国学坛上的少数先进人物，接受了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同时又忠诚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优秀的学术传统，于是就开出了与以前不同的鲜丽的花朵，产生了少数一次出现而又不可超越的大师。我想以章太炎划界，他同他的老师俞曲园代表了两个时代。章太炎是不可超越的，王国维是不可超越的，陈寅恪是不可超越的，汤用彤同样是不可超越的。”我想，这实在是东方大国崛起中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深隐着人文科学独创性是不能用自然科学来规划的独特思想。可以说，敢于发表新论，决不与人雷同，不怕他人在东方复兴和重写文学史等话题后的争论攻击。这大抵是晚年季先生的一个学术思想特色。

2006年，先生为北大书法所在首都博物馆的大型书法展题词：“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将海内外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团结起来，在深邃的北大文化土壤中培养新一代的书法博士和研究生，这实在是令人欣慰的事。书法创作必须尊重艺术文化规律，凡是违背这些规律走入旁门左道的所谓追新，即是与大学书法旨趣相悖的。大学书法不仅是艺术更是文化，也是学者们对汉文字的美化和文化。从毕业展作品集充满文化气息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北京大学书法的文化风貌和学术精神。”我去取先生题词的时候，他说：“艺术界名人很多，但是一些人为什么后来的艺术就走下坡路了呢，就是因为文化底蕴欠火候。而季老推荐他的好友范曾先生到北大书法所讲课。季先生对我说：“范曾首先是一个哲学家，其次才是一个书画家，范曾作为专业大书画家，其古文和中国文化底蕴非常深厚”。我想，当代中国书法和绘画如果丧失了文化，丧失了金字塔的底座（文化）而只要那个尖（技法）的话，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2007年8月，我又要去海外任教一年，到301医院向先生辞行。因为堵车而晚到，老人一直坐着等我。见面后谆谆告诫我：好好到海外传播中国文化，不管有多难都要坚持文化输出。他又悄悄地笑着告诉我，前不久刚刚回过一次北大朗润园老家。童心慧眼的先生喜欢养波斯猫，当离家三年多的先生回家时，猫猫一眼就认出了阔别的老友，纵身跳入“老伙计”怀中。当时季老感动得热泪盈眶，跟随的人面对此久别重逢的感人场景也唏嘘不已。季老擦着眼泪对我说：谁说猫猫是白眼不认人，应该平反啊。说得我也感动莫名。先生又提笔给北大附小题词，给北大书法所刊物《文化书法》题写刊名。我关心地问先生的身体状况，他乐观地告诉我，“我会活一百二十岁，我的事情还没有做完呢”！但是，我分明从先生已经失聪的右耳和苍老疲惫的脸上，看到先生身体大不如从前，不由心如刀割。然而，先生支撑着已不能站立的病躯，忍受着因写作而导致反复发烧和化脓性皮炎折磨，每天以2000字的惊人毅力推进着，使自己一生学问思想与死亡之神赛跑，坚毅地写下来传之后人……

我坐在病榻旁，听着季老缓慢微弱的话音，脑海浮现出20年前的场景：1988年，我刚留北大任教，去拜访季先生。先生盯着我问：地基有多深就知道房子能修多高――你外语阅读能力怎么样？学位论文之后下一步准备写什么？是否能够大胆走入打通中西的学术道路？能够给我看看你发表的最新论著吗？除你专业以外的知识面宽度厚度怎么样？……这种超乎寻常的严格追问，给我以深刻的学术警策和震撼。而1993年，我被破格晋升为教授，季老对我说，这只是说明你有做学问的基础和培养学生的底子，但要做一个真正立身于世不为稻粱谋的真正学者乃至大学问家，还有很远很难的路要走……。二十年来，我终于明白了，学问乃一生之学之问！一生的前沿学术追问！一生人格修为和精神求索！

在先生用毛笔颤颤巍巍题词“文化书法”的时候，我回味先生之所论：“中国知识分子是一种很奇怪的群体，是造化小儿加心加意创造出来的一种‘稀有动物’。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证明，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时事，最关心政治，最爱国。这最后一点，是由中国历史环境所造成的。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也是极难对付的家伙。他们的感情特别细腻、锐敏、脆弱、隐晦。他们学富五车，胸罗万象。有的或有时自高自大，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贫穷落魄的多。有诗为证：‘文章憎命达’。文章写得好，命运就不亨通；命运亨通的人，文章就写不好。中国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是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也不能望其项背的。尽管眼下似乎有一点背离这个传统的倾向，例证就是苦心孤诣千方百计地想出国，有的甚至归化为‘老外’，永留不归。”

我意识到，知识分子只能以自己平实的工作为思想批判和问题揭示实现自己的价值，进而成为这个变革社会肌体中一种反思性微量元素，以对新世纪中国思想播撒和知识增长做点有意义的工作。凡圣在一念之间――生命应在何处安顿？思想何处是归路？是在矢量时间长河中寻找最后的归所，还是在远景先行见到中确证生命的真义？茶凉水暖，怕是还要各人自己去领会罢。然而，生命能否承受思想的重量？抑或唯有思之飓风才能鼓荡起生命之帆？两者之间是二难的吗？在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中，知识分子究竟还有怎样的工作平台？清代赵翼诗：“莫将三寸鸡毛笔，便做擎天柱地看”，是何等地沉痛和无奈！但是不放弃三寸笔的文化意义，同样也是知识分子在特定境遇下的生存智慧。因为，知识分子是文化身份的命名者，而不可能跻身为“沉默的大多数”。我想，痛之所以为痛，不仅在于痛本身，更多的是源于痛者的孤独。知识分子必须是对现实问题的先行见到和预先警示，这种清醒的责任意识和所怀有的德性操持，决定了知识分子必定是一个负重独行的精神行者。不愿沉默的人文知识分子，在消费主义时代怎样担当自己的思想延伸的使命，怎样在大众世俗日常生活中寻找到自己的精神基点？也许，这正是季先生对新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重获文化身份的精神拷问。

我走出医院，融进了金色的十里长街，在夕阳的余辉中，看到世纪老人巨大而高迈的身影：这位昔日的洋博士今日的慈祥老人，性格宽厚平和有如泰山石，穿着发白的蓝中山装提着旧书包奔走于各种国际会议的形象，胜过了那些假洋士多少虚假宣言和媒体做秀；他因宅心仁厚不忍拒绝他人邀请参会，而只能在会议缠身的间隙中，心游万仞强行远离尘嚣写成篇篇美文，使我们得以走进他“深情冷眼”的人间情怀；他对小动物的深情，常年养小猫小龟小动物小花小草，每日写作疲倦时同它们亲近游戏，甚至“经常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惹起万斛闲愁”，这种天性流露的美丽反衬出他人格高大爱心深厚；他对后生学者的奖掖提携之多难以言尽，一生培养了六千多名弟子，其中不少是国内知名东方学学者，还有几十人成为各国驻外大使；他对学生治学要求极严，但是一旦多年不见的弟子从海外远道归来，他总是推开所有的会议，与其在书房中尽兴畅谈……

未名湖后湖午夜亮起的灯光，是百年北大老人透过暗夜的精神之光，这一灯独荧必将迎来东方的满天朝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