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回家” 1949年来北大学术交流首次冠名“胡适”

记者 潘晓凌 实习生 王芳军 袁端端 胡嘉欣 发自北京

胡适归去来兮六十年，终化作一幕历史虚无与价值虚无的幽灵与真相争战的活剧

阔别大陆一甲子，胡适终于“回家”了。

5月中旬，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宇文所安将作为“胡适人文讲座”首位受邀学者，赴北大开讲。这是北大首次以冠名学术活动的方式，迎回已故老校长。

这并非胡适过去六十多年来的首次回归，作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首位受到彻底批判、完全否定，继而“被消失”数十载的知识分子，其自1948年离开大陆，回归之途，一波三折。

5月，北大BBS上还未贴出讲座公告，一切事宜仍在低调张罗中。

三年前，北大中文系主任陈平原就曾向国外某学术基金会提出邀请国际顶尖人文学者，开办“胡适人文讲座”，每年举办两场。

这一想法，并未得到支持，2010年3月31日，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系庆，终于获得商人校友的200万元经费资助。

与胡适相关的项目如此难产，也不全然是经费问题，一些人士曾向北大提过为老校长竖立塑像的问题，不过当想法提至学校高层，便无疾而终了。

图书馆内关于胡适的藏书一直在互相“掐架”。一边是以《胡适思想批判》为首的反方，这套195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八册文集，收录了彼时大陆知识界集体讨伐胡适的战斗檄文。另一边则是近20年来陆续出版的胡适传和胡适研究，在这一新兴的正方阵营里，胡适被重新抬回至大师的地位。

当意识形态的神经不再紧绷，历史常识逐渐回归之时，正方阵营的气势显然越来越压过了反方。它们纸张泛黄、斑驳，从借阅记录来看，已经很久没被翻开了。

在它们历经了半世纪的问世、疯传、效仿、消停之后，胡适以及胡适们，终于陆续“回家”了。

被批：“老鼠”、“苍蝇”、“狐狸精”

他其实只是个贫病交迫，每天上市场买菜买米，抱着个黄纸口袋，蹒跚行走在纽约街头的小老头。

北大图书馆南门入口右墙上的浮雕群像中，胡适被置于最后一排，这是他在北大的唯一“留影”，两个巴掌大。此前，台湾学者李敖欲出三十万，请北大为胡适竖一尊铜像，未果。

如此塑像或画像，在台湾胡适纪念馆、“中研院”、胡适公园与胡适曾留学过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里，各有一尊。在哥大图书馆，其周围全是名闻天下的大家，作为近代中国文化史上文学贡献之大成者，胡适忝列其间。

而今在北大，胡适像右侧邻居是向达，北大前图书馆馆长。在过去60年的历史风云中，至少在台面上，他们从未曾如此亲近过。1955年轰轰烈烈的批胡运动中，向达主持了北大历史系教师座谈会，带头检讨“脑子里残存的胡适思想流毒”。

60年后，“胡适”似乎已然脱敏，存在却依然微妙。在1985年沿用至今的人教版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胡适仅在“新文化运动”章节中跑了个龙套，“提倡白话文，有利于新文化运动的开展”。

这与《胡适书信集》中所展现的历史地位相距甚远。上世纪初的中国学术界中，那些名字熠熠生辉的学者几乎全是胡适的挚友、学生或崇拜者。

在知名史学家唐德刚的《胡适杂忆》里，1938年赴美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胡适，寓所整天门庭若市，途经纽约的中国名流、学者、官僚“若没拜访胡家，纽约就算白游了”。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耿云志说，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与思想氛围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明确规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且当时又发生抗美援朝战争，在部分知识分子中，亲美、崇美思想普遍，而胡适在这些知识分子中影响最大，批胡，有其必然性。

去胡化运动自1951年启动，彼时还仅限于高校范围。直到1954年，两位著名“小人物”蓝翎、李希凡批评红学家俞平伯研究《红楼梦》价值观的文章遇冷一事，被毛泽东得知，随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启动了针对俞平伯及其老师胡适的批判运动。

在时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的主持下，知识界各领域，甚至研究古脊椎动物的学者，都被要求检查“过去在古脊椎动物学研究方法上受到胡适的庸俗进化论的影响”。1955年前后，两百多篇共三百余万字的批判文章密集地登载于中央、各级党报、学术期刊、大学学刊上。

在1954年后的大陆，胡适成了一个可怖人物，是“老鼠”、“苍蝇”、“狐狸精”……

只有在一些知识分子的思想检讨中，依稀可见胡适的影响力――批胡以前，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几乎人手一册，胡适的“独立评论”一时洛阳纸贵，胡适是从中学到大学到美国，众人口中最热烈最时髦的谈资……

1959年，适逢五四运动40周年纪念，时隔四年，胡适再次被批，连同被批的赴台知识分子还包括北大前校长傅斯年，国学大师钱穆，中国考古学界泰斗李济……

其时在大洋彼岸，那位曾被轮番口诛笔伐的“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卖国贼蒋介石的匪帮”、“马列主义凶恶的敌人”，其实只是个贫病交迫，每天上市场买菜买米，抱着个黄纸口袋，蹒跚行走在纽约街头的小老头。

在其所有文字及口述自传中，胡适从来没有怪过那些对他动过粗的人。

这是胡适及赴台知识分子在大陆受到的最后一次集体批判。

渐渐地，胡适这个瘦弱的小老头在大陆系统性“消失”了。

“被消失”

“那是个细节处处都得小心翼翼的年代。”胡明回忆说。

作为胡家晚辈，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胡明从上世纪50年代上小学起，便对这位素未谋面的长辈心存好奇。

在保证不去四处乱说后，胡明才被父母悄声告知，胡适不但是个名满天下的大学者，而且长得很英俊……

1949年后，胡适及其导师杜威的著作不再出版，散落于各省市、高校图书馆的书也不再对外流通借阅，如是出于批判需要，须凭相关部门批条借阅。

彼时，胡明接触到的对胡适最正面的材料，是电影《鲁迅传》的一张定妆照，在北大红楼前，一位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年轻人从一辆美式老爷车里钻出来，正是胡博士。电影尚未开拍就被紧急叫停，“那是个细节处处都得小心翼翼的年代。”胡明回忆说。

作为六大家之首，鲁迅的地位不可动摇，北大中文系专门为其开辟了一门鲁迅研究课，这一传统保持至今。相比之下，在现代文学史教材中，胡适是一个短暂的存在。

北大中文系59级学生张厚感回忆说，在五四运动章节里，胡适参与了，但很快与李大钊、鲁迅分道扬镳。在当时的课本里，胡适“一方面受资产阶级特有的软弱妥协性格限制，另一方面，又是美帝国主义圈养、培植出来的一只走狗……”

课堂之外，学生们昔日所熟悉的老师、同学一个个消失。

海峡对面的“走狗”们表现出难得的缅怀。1969年10月，国学大师陈寅恪在广州去世，时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的李济闻讯后，于次年3月为其举行了悼念活动，一屋白发苍苍的老先生泣不成声。

曾为陈寅恪卖书以解囊中之涩的胡适没有出席，他已于1962年去世，去世时，大陆无一媒体报道。

这位被大陆贴上“蒋介石走狗”标签的独立知识分子，在台湾也曾被蒋介石钦点批斗，幸而，批判运动草草结束。

崎岖归旅

彼时调入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任编审的张厚感回忆说，1949年赴台文人的作品是绝对不会入选的。

彼时，海峡另一岸的政治气候也开始解冻，胡适的印迹却已然模糊不清了。胡明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拍摄的《末代皇帝》中，赴紫禁城拜见溥仪的胡适居然是个五十多岁的糟老头。“那时胡适还是个30岁刚出头的年轻人啊，”胡明说，“作为顾问的一批大牌学者们对他生疏得只能凭借想象了。”

1978年，作为历史的关键拐点，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但长期从脑袋里被移除的历史常识与价值判断仍然经历了一段纠结反复期，胡适们“回家”，欲行不能。

1981年，北京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前燕京大学校长、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在华五十年》。书是内部发行的，前言中对司徒雷登的定性是“中国人民的瘟神”，英文版中胡适为其撰写的导言也被删去。

1982年，时任人大教授的李光谟向考古所提出申请，将父亲李济(殷商废墟的发掘者)留下的一笔钱设立奖学金，却被婉拒，“有关部门说，大陆第一个考古奖学金，怎么能以一个跑到台湾去的人的名字命名？”

教科书的编撰仍旧打着国家意志的烙印。彼时调入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任编审的张厚感回忆说，1949年赴台文人的作品是绝对不会入选的。

最典型的例子是，入选课本的闻一多的《最后的讲演》，其中对司徒雷登的褒奖整段被拿掉。

其同事，中学历史编辑室前编审臧嵘说，在新文化运动章节，原先贴在胡适身上的“走狗”标签被拿掉了，但其地位绝不能上升至“五四”运动领袖之一的高度。

这一评价一直保持至今，2002年北京五四运动纪念馆新张，重要人物浮雕群像中，独缺胡适。

1986年，在国家领导人的点名下，胡适得以恢复名誉。胡明回忆，当年批示要求研究孙中山和胡适，并评价胡适“是一心一意要推进中国现代化的”。

同年，胡适研究《水经注》的著作及遗稿文存首次在大陆出版，电视里播放安徽绩溪风光片时，开始介绍那是胡适的家乡。

巧合的是，与胡适同年去世的司徒雷登想回葬燕园的遗愿20多年后也终于得到中央的批准。时任北大图书馆副馆长的蒋彦振告诉本报记者，北大领导当时不但初步定好了坟址，还派他赴美与司徒雷登生前的秘书傅泾波接洽。

在美期间，傅的夫人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她劝先生，先别激动，看到白纸黑字再说。”

非神也非魔

在唐德刚眼中，胡适从来不是神，不是魔，也绝不是大陆所批判的“贪图资本主义享乐之徒”。

一停就是五年，直到1991年，风向果然变了。

1991年，在耿云志的张罗下，胡适百年诞辰纪念会在其家乡安徽绩溪举行，这也是大陆首次为胡适举办的纪念会；同年，李光谟突然接到通知，考古所要纪念父亲李济诞辰95周年，活动上，领导评价其为“中国第一位享有世界名望的考古学者”。

在此之后的“回家”故事迭出――

1991年，钱穆的骨灰顺利回到家乡太湖西山安葬；

1993年，“傅斯年陈列馆”新张于其家乡山东聊城，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程思远还专门为其题词：“傅公高风亮节，足为后世楷模”；

2008年，司徒雷登的遗骨终于葬回其出生地杭州；

这些曾经饱受争议与尘封的历史人物的“回家”故事，有赖于政治大气候。

在绷着、端着的神经松弛下来后，历史的过往逐渐开始恢复其真实、有血有肉的质感与面目。

当胡适著作与研究文论开始在大陆畅通无阻后，我们才得以慢慢靠近一个真实的胡适――

他主张的繁琐考据，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亦已成为学术考据之根；

他坚持教育是社会进化和改良的根本方法，现在绝无人质疑；

他一直关注大陆政治风云，并曾乐呵呵地宣称自己是“唯一看完八册《胡适思想批判》的人”。在被得意门生唐德刚戏谑问道，“这里面难道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胡答：“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

在唐德刚眼中，胡适从来不是神，不是魔，也绝不是大陆所批判的“贪图资本主义享乐之徒”。

在美国，胡适不多的“享乐”活动就是打牌，打麻将。他出门总坐公共汽车，看到老师被金发碧眼的洋鬼子挤得东倒西歪，唐直想骂人，“你们知道你们挤的是谁吗？你们有眼不识泰山！”

唐德刚很快便气消了。在一座正常运转的城市，一辆正常开动的汽车上，“再看看这位文曲星，还不是和众乘客一样，一个瘦骨嶙峋的脊椎动物……”

1948年胡适离开北大前，他仍在呼吁要建国际之一流大学，不仅需要政府集中物力投入，更需给予学术独立之空间。

这位一生都在追求独立与自由的学者在弥留之际仍对北大念念不忘，订立遗嘱时，强调将102箱书籍赠与北大。

一甲子，云雾散尽，胡适归去来兮，这六十年，终化作一幕历史虚无与价值虚无的幽灵与真相争战的活剧，胡适归家，回到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