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训练、才情与舞台

谈论大学，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所谓“人”，既指向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也指向“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大学生。我甚至认为，后者虽弱小，但代表未来，更值得重视。具体到某大学，只要有钱，著名教授是可以“买进”的，而学生却只能自己培养。所以，我喜欢谈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大国文系，谈转瞬即逝的清华国学院，谈抗日烽火中的西南联大，且特别强调其如何“善待学生”，以及毕业生对于大学的意义。大学的声誉及命运，某种程度不是由教授、而是由学生决定的。换句话说，北大能不能“世界一流”，本科生及研究生起关键作用。我关心的不是学生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数，而是着眼未来――二十年或五十年后的某一天，当人们扳着手指评说各行各业的风云人物时，突然发现他们中很多人与某所大学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所大学就是“一流”。

作为大学教授，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很幸福的事情。无论校长还是院系领导，其工作目标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学生创造好的学术氛围及生活条件。对于学生来说，能在北大念书，乃得天独厚，应充分利用这个难得的机遇，发展自己。从小就被“励志”的你们，听惯了各种关于读书的老生常谈，已经是“百毒不侵”了。那好吧，我就讲个真实的故事。

前两天搭出租车回家，因在燕园上车，司机知道我是北大教师，于是大谈北大如何了不起。类似的好话听多了，我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聊。司机感慨家境不好，孩子只能就近入学，没能及早送进海淀或西城的好中学念书，因此，去年高考，上不了北大清华，只好选了北京工业大学。我赶紧解释，北工大也是好大学，是北京市重点扶持的大学；而且，孩子若真有才华，毕业后还可以到北大念研究生。我们接着聊。说起开出租车的艰辛，赚钱实在不容易，每天起早摸黑，劳作十几个小时，司机显得有点疲惫。我问：“那你供孩子上大学，是不是压力很大？”没想到他马上精神抖擞：“不！没有任何问题。”接着，又补了一句：“要是孩子能上北大，念多少年书我都能供。”不瞒你们，那一瞬间，我落泪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呀。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我考取了中山大学。因高考作文登在《人民日报》上，父亲很是得意，说：早知道这样，我们应该报北大；要是你能上北大，我当了破棉袄也送你去。后来，我真的到北大念博士，毕业后又留下来教书。在我念书及教书那些年，父亲好几次病重住院，都是过了危险期才告诉我，而且叮嘱：路远不必往回赶。那年头，电话少，交通不发达，从北京回到我老家广东潮州，得三天时间。但即便如此，也不至于忙到没时间回去探望病重的父亲。每当母亲问他是否通知我时，父亲总说，他在北大，工作压力很大，不要打扰他。父亲去世后，我写过一篇《子欲养而亲不待》，感叹子女学业上的点滴成绩，根本不能跟丧父之痛以及未能报答养育之恩的悔恨相提并论。在座各位家境不同，但我相信，有很多人的父母，都像我父亲那样，把子女在北大念书这件事，看得很重很重……

在我看来，这是一所戴着耀眼光环，某种程度上被拔高、被神化了的大学。身处其中，你我都明白，北大其实没那么了不起――就像所有中国好大学一样，这里有杰出的教授与学生，可也不乏平庸之辈。面对父母谈论子女时骄傲的神情、亲朋好友以及同龄人欣羡的目光、社会上“爱之深恨之切”的议论，作为北大人，你我都必须挺直腰杆。享受北大的“光荣与梦想”，也就得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在漫长的求学生涯中，你我都会碰到许多难以逾越的困境，记得身后有无数双殷切期盼的眼睛，就能尽力而为。

下面的论述，基于一个假设：诸位志向远大，且有一定的才华，只是在如何处理“训练”、“才情”与“舞台”的关系时，需要略加点拨。其中的轻重缓急，因人而异，这里只能大而言之。

关于“训练”

为什么把“训练”放在最前面，因为，在我看来，那是“教育”的本意。教育不能把一个白痴变成天才，但能把一个中才变成专家。说实话，真正的天才，不需要你培养，我们只能顺其自然，观赏其如何在各种逆境中搏斗、挣扎、前行。“伯乐”之所以难得，不仅因其需要特殊的眼光与胸襟，更因“千里马”其实不常有，更极少主动凑到你跟前让你品鉴。我屡次说到，大学的难处在于如何“为中才立规格，为天才留空间”。天才可遇而不可求，大学能做的，就是创造好的学术氛围，虚位以待；偶尔发现一个，赶紧扑上去，全力辅助其发展，这样就行了。我反对把“宝”都押在这，对各种“天才班”的前景均不看好。在我看来，办学的主要目标是训练中才，而不是寻找天才。

这么说，似乎有点悲观。但我更愿意从这个地方起步，思考大学课堂与研究生教育。没错，“江山代有才人出”，问题在于，这“才人”的格局到底有多大，以及“出”在什么地方。做学术史研究的，常常感到困惑：有的时代天才成堆涌现，而另外的时代，即便声名最显赫的，也都不太精彩。倘若学问上“一代不如一代”，你怎么看？当然可以上下求索左右探寻，把这事给说圆了。我只想提醒大家：即便你我加倍努力，也都不见得能超越前人。做自然科学的，容易有“进步”的自信，因科技成果摆在那里，汽车就是比毛驴跑得快，飞机又更上一层楼。人文学者呢，你敢说生活在21世纪，就一定比唐人更能审美、比宋人更有道德？

每年新生入学，老先生们都会谆谆教诲：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这一时刻，新生预支美好的未来，长辈确信薪火已经相传，双方其乐融融。我则经常泼冷水，告诫大家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你就是个普通的大学生、研究生，没什么了不起。缺少这种心理准备，不但成不了大事，还可能患上忧郁症。不要说竞争激烈、学业艰辛，单是从“掌上明珠”变成“普通一兵”，就让很多人无法适应。记得1948年吴组缃撰《敬悼佩弦先生》，提及朱自清不是那种大气磅礴、才华横溢、让你过目不忘的“大师”，初看他的为人及作品，觉得没什么了不得，甚至有点渺小、世俗。但他虔敬不苟，诚恳无伪，一点一滴地做，踏踏实实地做，用了全付力量，不断地前进，这点让吴先生及无数后人感动不已。吴文结尾，摘抄朱自清二十六岁时所作长诗《毁灭》的末段：“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头看白水，/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脚印！”正因此“笃定”与“平淡”，成就了朱自清日后的辉煌。

不只一个美国教授跟我说，你们北大学生有问题。听他/她们发言，确实很聪明；可到了写论文，为什么训练这么差？开始我以为是语言能力或文化隔阂，后来想通了，那是因为北大教授普遍重“创造”而轻“基础”。基于“精英”乃至“天才”的假设，认定自己的学生都能无师自通，拒绝进行“操正步”之类的练习。我们的选修课多是表演性质的，教授们讲得酣畅淋漓，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听众只需观赏，不怎么介入，故没能达成训练目标（参见陈平原《上什么课，课怎么上？》，《中国大学教学》2011年2期）。

各大学情况不一样，有的管得太严，有的放得太松。北大人崇尚自由，希望无拘无束地生活。具体到学业，往往欣赏思想的火花，而看不起艰苦的技术活。在北大，说你很用功，那不是表扬，是嘲笑你没才气。学生中受推崇的，不是认真念书，而是不听课而能拿高分。因此，各位即便背地里下苦功，面子上也要故作潇洒――别看今早考试，昨晚咱还连看两场电影呢。因筹备北大中文百年庆典，我翻看了好多毕业生撰写的回忆文章。有些自认为很幽默的说法，让我实在受不了。不只一篇文章表彰中文系老师“人好”：“在中文系念书，要想考试不及格，那是很难的”；“除轰轰烈烈谈了几场恋爱，四年中似乎没学到什么”。类似的自我调侃很多，写作者或许只是为了逞一时口舌之快，不能太当真；可也隐约透露出，我们的教学管理可能太宽松了。

有学生到哈佛大学念书，一年不见，瘦了很多；问起来，才知这一年中，没有凌晨两点以前睡觉的――如果不全力以赴，成绩不好，就拿不到奖学金。一开始以为是特例，问了一圈，好多人都这样。学生们说，到美国念研究院，才知道燕园生活有多幸福，无忧无虑，功课压力那么小，玩一样就过来了。这就是中美教育体制的差异。在中国，中小学生最累，有高考的压力在等着；进入大学或研究院以后，压力突然消失，那就全凭个人自觉了。美国则相反，念小学中学很舒服，进入大学后，方才开始拼命念书。我是比较认同美国的教育体制的，小时候多玩玩，长大了才承受竞争的巨大压力。可诸位从小在中国念书，苦了那么多年，也不好意思不让大家喘口气。

不过，我还是想提醒大家，念研究院，单靠小聪明是不够的。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太聪明的人，其实不适合于做学问。因为，聪明人往往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不愿意下死功夫，老想走捷径。捷径走不通，绕回来，发现自己落后了，更是着急，更得抄近路……如此循环往复，最后不了了之。我当然明白，训练只是手段，创新才是目的。可请大家记得马克斯・韦伯《以学术为业》中的一句话：“只有严格的专业化能使学者在某一时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时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项真正能够传之久远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明确而有价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学院中人，过分专业化，确实有其弊病；可“训练有素”――也就是所谓的“专业化”，依然是对学生本人、也是对指导教师的很好表彰。训练好的学者，不见得就能做出大成绩；但训练不好的，不可能走得很远。

进研究院，拿博士学位，走的是专门家之路。至于“无心插柳柳成荫”，日后成为达官、富豪、慈善家、革命斗士，这都很好，但不是办学的本意。评判大学及研究院之成败，得看我们培养的学生是否训练有素、充满探索精神且确有创造性成果。这就是“专业”与“业余”的差别――前者全力以赴，几十年如一日，念兹在兹，而不是既当官又经商还写作、业余时间主持国家重点项目，那样的“全能冠军”，不可取。

北大学生给人普遍印象是“志大才疏”、“眼高手低”。我对大家的“志向”与“眼界”很有信心，也很欣赏，需要修补的“才”与“手”，说白了，就是良好的学术训练。这也是我所理解的“教育的功用”――让即便才华并非特别出众的人，也能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最终做出好的业绩。

关于“才情”

无论写诗作文、经商从政，都得有才情。做学问自然也不例外。基本训练完成后，剩下的，就是肯不肯下功夫、有没有好的发展机遇了。可是，同样很用功，有人突飞猛进，有人则始终上不去，为什么？这就说到天赋的问题。

关于天赋才情，有几种类型，我略做描述：第一类，虽好学，但资质平平。似乎万事俱备，可就是“东风不与周郎便”。论文中规中矩，就缺那灵光一现，读后老觉得缺一口气。第二类，不是脑子笨，是暂时不开窍。这样的学生很多，调整得好，总会有豁然开朗的一天。北大中文系不主张研究生入学后马上撰写学位论文，而是希望在修课过程中不断调整姿态，等调整到位后，才进入论文写作。如此培养思路，好处是学生眼界高，视野开阔，缺点则是往往调整到位也就差不多毕业了；最后关头，紧赶慢赶，弄出个“眼高手低”的半产品，只好寄希望于毕业后继续努力了。第三类，有才华，但随意挥洒，不能善用其才。我在好多地方提及王瑶先生对我的教诲：“有‘才华’是好事，‘横溢’就可惜了。”这句话，对大学生说有点早，对研究生不说，那就太晚了。很多人“才华”二字写在脸上，且很享受周围一片赞扬声，若不及时提醒，等定型以后，要改也难。第四类，有才华且能善用，但外界条件不允许，最终没能长成参天大树。这就是“千古文章未尽才”。第五类，天时地利人和全凑齐，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可这种理想状态并不多见。

北大教授普遍尊重个性，欣赏才情；可对于中文系学生来说，要警惕“才子”情结。若不善积蓄，随意挥洒才华，太可惜了。在日本学界，说你“天才”，那是嘲笑，意思是你训练不好，或不够用功。章太炎《汉闲话》称：“学者虽聪慧绝人，其始必以愚自处”。举的例子是大学者黄侃。世人皆知季刚先生狂傲，不知其读书时如履薄冰，去世前一个月仍在点《唐骈文钞》。在《与徐行可书》中，黄侃称：“常人每自尊大，至于吾辈，见事略多，辄自谓比之古人，曾无其足垢之一屑。前路遥远，我劳如何乎？”关键在于“见事略多”且“前路遥远”，故多有敬畏之心，无暇自尊自大。

清人章学诚着意分辨学问与功力，针对的是乾嘉学人之误以“功力”为“学问”。今天倒过来，国内很多著名大学，尤其是自以为是的北大学生，看不起基本训练，故往往才气逼人但根基不稳。老师们不敢严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