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剑锋：“唐僧”季羡林

高卧解放军总医院的季羡林先生也许并不清楚，最近3个月来，他的名誉已被迅速败坏。

诞生于民国初年的季羡林是中国当代不多见的几位高龄知名学者之一，他的炫目光环令附于翼下的人得到了诸多实惠，希望与他接触的人比比皆是。

已有诸多迹象显示，有人经过精心设计来到这位学术名宿面前，利用他因年老体衰而陷于视听等多重功能障碍的困境，假他之手一连炮制出“北大软禁”、“字画失窃”等数起闹剧，令不明真相的公众遭到蒙蔽。

据记者了解，一些当事人在未能掌握基本证据之时，即做出了“人身软禁”以及“藏品失窃”等指控。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指控能够成立。而依据一些检举人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所做陈述，他们更多时候是基于某种“感觉”做出了这些指控。

季氏的一些门生故旧则表示，这是一场事先预谋的行动，有人试图摧毁季先生周围的屏障，以便在这位孤苦伶仃、信息闭塞的老人身边“有所作为”。

真假“软禁门”

“软禁门”指控颇为蹊跷。尽管季承早前曾向媒体控诉自己与父亲季羡林之间的见面遭到百般阻挠，但是在过去13年间，有若干文献表明，季老一直不曾中断过社会往来，陌生求访尚不拒见，亲人阻隔一说存有疑窦。

现已退休的张国铸是季羡林亲妹妹季漱林的女婿。1995年，季羡林84岁。在济南一家设计院工作的张国铸前来北京学习，受岳母等人委托，学习间隙前去北大朗润园探望舅舅。

季羡林当时还在带研究生，状态不错。他告诉张国铸，有一次自己要出门，门锁了，又忘了钥匙，就从一米多高的窗台上翻了出来。那次见面，张国铸证实并没有遇到任何阻挠。他表示，90年代季家的一些亲戚亦有来北京探望。

“1994年季老还去了泰国，1995年他还在国内到处走，这不稀奇，”北京大学一位工作人员对本刊记者说，“他那时候还住在北大，家里不相干的访客都能进，更不要说儿子和亲戚了。”

由于来北京一趟不容易，张国铸就把济南亲人的电话一一留给了季老。之后逢年过节，济南亲戚都要通过电话问候。据张说，结果大都接不上，“不是说正在休息，就是说正在学习”。

2001年，山东大学百年校庆，季羡林应邀以贵宾身份出席，并在济南南郊宾馆与19年没有见面的妹妹等亲属相见。不愉快随之发生了。

已是傍晚时分，室内光线暗淡。亲人们提议一家人集体合影留念，陪同在侧的李玉洁不同意，说照相机的闪光灯会伤着老爷子的眼睛。此言一出，一屋子的人都静默下来。张国铸说，亲人之间19年没有见面，合个影都不允许，一种被阻碍的感受立刻产生。

夹在秘书和亲人之间的季羡林显得为难，拿眼睛左右看看，结果没有理会李玉洁，携亲人们来到贵宾室门外集体合影。李玉洁没有出去，只有杨锐陪着。照完相离开，陪同季羡林送他们的杨锐还安慰一行人说，回北京后会把相片寄给他们。明知是安慰，但张国铸说，这些话让他们心里暖和。

2007年农历除夕上午，坐了一夜火车的张国铸来到解放军总医院，探望时隔6年不见的舅舅。由于忙了一晚，没有得到充分休息，那天早上季羡林很虚弱。张国铸和他聊了一会儿，向他索要了一个签名，并拿出自济南带去的相机合了一张影，就此告别。

2008年除夕下午，张国铸再次到北京探望季老。这次他带着精心准备过的两份以提案形式写成的书面材料，准备通过季老递给中央领导，以助他那曾是地下党员身份后被遗忘的岳父恢复名誉和地位。这一次，季羡林换了病房，安检也没有放行。杨锐告诉他，季老身体虚弱，正在接受治疗，不宜见客。

张国铸把材料交给杨锐。杨锐表示，季老既不是人大代表，又不是政协委员，这种事情恐怕办不了。但她答应转交给季。张国铸回到济南后，打电话询问杨锐事情进展。“杨锐当时的回答好像是舅舅不愿听还是太累了之类，反正这事儿就这样压下来了。”

“他就是这样，不好开口求人。”季羡林的一位故旧兼同事对记者说，有位香港商人曾想通过他的关系向中央领导谋一个政协委员当当，结果被他沉默以对。他晚年主持的学术工程“东方文化集成”，本来也有机会得到一些商界资金支持，碍于脸皮太薄，又不愿意主动向人提起。

没有走通季羡林这条门路的张国铸回忆，那时候他还不知道杨锐的爱人吴志攀在北京大学担任党委副书记，否则他也许会去找吴志攀，托他帮忙过问一下自己岳父的事儿，“这也是季羡林的家事啊”。

让张国铸感到气愤的是，除夕的第二天也就是正月初一，媒体有报道说季老在病房里接受了学生拜年。季老坐在沙发上，状态不错。身在济南的张国铸把这条消息连同图片从网上下载，并附上一段话，“我们被骗了，季老家中亲情被人为阻隔”。

父子交恶

在日常面向社会就诊之外，解放军总医院同时还承担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任务，和所有医疗机构一样，军方卫生系统的人士对本刊记者表示，医院一般均有探视规定，确保正常有序地开展医疗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探视不成功并不奇怪。

季羡林的老同事和老朋友也回忆，他们一般若要去探望季羡林，要提前和他的秘书打好招呼，征得病人和院方意见后，再做安排，并非想见就能见。

季承及女儿季清早前提出多般抗议，声称亲人被阻隔。北京大学核心层的一位工作人员对本刊记者表示，北京大学从来尊重季老的意愿，一切都是按照老爷子的意思办，“他说不见，那我们就去落实”。

据这位工作人员介绍，季羡林住进军方医院高干病房是北大努力争取来的，即使是与季羡林同年龄和同名望的侯仁之先生也没有得到这种待遇，依然住在校办医院。这些年，都是北京大学出钱出力替季承照顾季老，“现在我们反被咬上一口”。

季羡林与季承的父子关系僵持，一直是圈内人所共知的，这也是父子不相见的焦点。否认存在软禁的季承表示，他与父亲的这种关系正遭人利用。但北京大学方面强调，季羡林父子关系一直很僵，关于此事，北京大学手里握着许多季羡林写的纸条，但“我们不敢公布，毕竟是他们的家事儿，我们也怕伤害季老，所以迟迟不出手”。

季承与父亲的关系在13年前之所以恶化，至少由两起事件导致。本刊记者从包括季家亲属在内的多方人士那里了解到，大约在1994年，季羡林的妻子彭德华因病去世，在4万元丧葬费用中，季羡林要求作为儿子的季承出2万，一个要求出，一个不愿出，结果父子交恶。季羡林此时便扬言要与之断绝关系。

另一件事情，即季承与他们家的小保姆有私情，父子由此反目。70多岁的季承老来得子，今年已与他的继妻诞下一子。张国铸说，“这是健康的表现，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就说，我不如你啊。”

就这些事情，张国铸很认真地谈到，他们父子即使一时决裂，也不会持续13年。他认为，哪怕拒见确是季羡林本意，杨锐等做秘书的也应该从中撮合。“得想办法化解他们的矛盾，”他说，“像这次见面一样，你把季承引进去，给老人一个惊喜，不行吗？”

“秘书有秘书的工作，没有义务包办你的家事。”熟悉杨锐的人士对记者说。即使是这样，吴志攀也曾提醒杨锐，季承与季老毕竟是父子，人家要见面，你不要阻挡。

问题是，季老的脾气似乎并不允许通融。有时候，他的沉默就是一种不容违拗的旨意。据一位故旧介绍，季羡林的性格是，凡你就一件事情征询他的意见，如果他一声不吭了，那你最好趁此打住，不要再说。“50多年了，我们已经摸透了他这点性子”。

没有人清楚季氏父子之间的感情冷战何以长期持续。见诸文献的一个事实是，季羡林应媒妁之言迎娶了彭德华，于1935年在山东诞下季承之后，翌年即抛妻别子、远赴德国，从此天人远隔。直到1946年，季羡林方始回国，执教于北京大学，但并没有迅速回家探望。1960年代，季羡林才将一家人正式接到北京，结束了独居生活。

在季承最需要父爱的幼年时期，季羡林并不在身旁。

季氏的外甥在文章里写道，有一天看到一位叔叔走进屋里，摸了摸他们的头，然后进了里屋，听到里面一片嚎啕哭声。季羡林归来，但陌生的记忆使这种亲情显得脆弱。在后来的一连串变故中可能危机四伏，加速了碎裂。

据季老一位已退休的北大故交介绍，季氏父子关系恶化到顶点的时候，他甚至扬言遗嘱之中不会将一分钱留给儿子。这可能也是他将毕生的积蓄、收藏大半捐赠给北大和其他机构的原因之一。据信，包括汶川地震捐助希望小学的20万在内，由秘书经手的这个数目大约为250万之多。

父子决裂之后，季羡林的生活空间里除了护工，还先后经历了三任私人秘书。2003年之前，他尚能过着行走自如的生活，及至住进解放军总医院，终日与秘书、护工朝夕相对，老人只能以病房为家。

北京大学校方人士向本刊记者表示，季承现已和父亲重聚，倘若他决定照顾父亲、痛改前非，十几年恩怨一笔勾销，归于和好，“我们乐见其成”。

抢夺季羡林

13年后，季承终于重新来到季羡林身边。与此同步的，是一场“字画失窃”风波，以及在此前后出现在季羡林身边的另外一些面孔。

名叫张衡的那位字画商人之前突然宣称，自己拥有一批季羡林的藏品，并指控这些物品系季身边秘书窃取而流入市场。这位商人通过新华社摄影记者唐师曾向媒体进行了检举。

“字画检举只是一种手段，”至今还无法确定自己手中字画真伪的张衡对本刊记者说，“意图是要替换季身边的秘书。”

已有视频信息显示，这位字画商人在病房里要求季羡林授予他负责撤换秘书事宜的权力，并指导视力不佳的老人出具了一份授权书给他。由于嫌书写不够明晰，末了他甚至拿过纸笔，亲自动手在授权书上做了标示。已知这些视频系唐师曾携同前往时摄录。

视频内容显示，还有一些人对季老进行了一番盘问。在尚不能确定字画真伪以及是否属于盗窃流入市场的时候，一位男士对季羡林说道，“我们崇拜您，您高兴我们就高兴。他们不能因为您住院就把您家里的东西处理掉。”

秘书撤换之后，季承在唐师曾、蔡德贵等人陪同下来到病房，掌握了局面。北京大学此后又派出另一位人员前去看护季氏。但据知情人士透露，对于季羡林的真实控制权已落入季承等人手中。季承此后也向本刊记者介绍，自己每天都要去医院看看，但他似乎并没有很快接手照顾父亲，有护工和新秘书打理此事。

“季承不要老头儿，他要的是钱，”知情人士对记者说，“他就是为了让父亲写纸条给他去要这要那，房子是我的、钱是我的、人也是我的，什么都是我的，都交给我。”

张衡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说法。据他称，在字画风波中他与季承有过接触，归结起来，对于季承的印象只有一句话，“季承根本不关心季老别的，他眼里只有钱、钱、钱。”

见到季羡林后，季承旋即持着据称是父亲出具的纸条向北大提起了财产诉求，其中包括季羡林在2001年通过正式协议捐赠给北大的那一批藏品。本刊记者自北大方面了解到，对于这些捐赠，季承从来持反对意见。2006年，季承曾致信北大，表示季羡林的一切捐赠都是不合法的，他无权捐赠，“我们不同意”。据信，在此间隙季承曾两次前往解放军总医院，寻求与季羡林见面，但未能得见。

面对重新找上门来的季承，北大方面给予的答复是，这些公益性捐赠都是季老早年和北大签署过协议的。如果季承对此有不同主张，不应找北大交涉，而是需要去起诉他的父亲。北大方面的人士对本刊记者表示，“这已不是我们和季承之间的事情。我们不可能单方面把合同撕毁，请他逐一清点并搬走。”

财产诉求也许只是抢夺季羡林的一个分支，更深一层可能还涉及出自北大的不同派系对于季羡林的抢夺。

在北京，新近兴起有关“字画门”乃系一种阴谋的声音，将矛头直指现以助手名义贴近季羡林的蔡德贵，以及他称之为师弟的钱文忠。据悉他们二人现正同时担任设在山东大学的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职务。季羡林研究所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发起，山东大学党委书记任所长。

一种指证认为，与季承殊途同归，蔡氏与钱氏借助字画风波清除了代表北京大学东语系阵营守护在季羡林身边的杨锐，而杨锐又恰恰是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吴志攀的妻子。

“唐僧”门下

蔡德贵和钱文忠曾分别求学于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东方语言文化系。消息显示，1960年代蔡德贵进入北大阿拉伯语专业就读8个月，时逢“文革”，离开了北大；1984年，钱文忠由华东师大附中被招入东语系梵文班就读。

知情人士回忆，二人均因追随季羡林而获益，也皆在北大留下过一些不愉快。自称出于季门的蔡德贵，擅长阿拉伯哲学，所修专业与季羡林的研究领域相去甚远，亦没有就读于季氏执掌的东语系，本无联系。据蔡德贵自述，一向仰慕季氏的他于1980年代开始与季氏往来，此后又着手写作《季羡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