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从学问杂家到学术大家――晚辈学人眼中的张中行先生

北大未名湖后湖的朗润园有四位世纪老人，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和张中行。四位老人我都有幸多次专门拜访过。今天，张中行老人也走了，四位老人中只有季羡林老先生住在医院。我重新走进冰天雪地的朗润园，一种人去楼空、大师谢去的悲凉不由涌上心头。季老当年评价张中行先生说的话想在耳畔：“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文如其名，名如其人”！

从被边缘化的杂学家到学术大家

张中行先生的文化形象经历了一个从“边缘化”中走出来，逐渐变成一个杂学家，最后变成一个学术大家的过程。第一次被边缘化是在“五四”时期，也可以说在那个狂飙突进的时代，先生的文化形象颇为不佳，他曾成为了余永泽的“原型”。读过杨沫《青春之歌》的人都知道，余永泽成了当时保守、僵化、守旧的代表，与当时激进的北大思潮格格不入。当小说拍成电影后传播进了千家万户，可以说那时候他成为了一个反面的形象。但张中行作为一个学者，与当年作家杨沫的分手，据他自己的说法是在“信与疑”不同理念中的分手。分手后，张中行没有了情爱的羁绊，也不参于是非的争辨。因此他便有了更多的时间，一心一意做学问。尽管被不少人认为是电影中余永泽形象的原形，但张先生却没有正面为自己辩护，他相信一个学者，一个读书人最本分的事情就是读书和思考，他是要做事业而不是要做是非，他要坚持中国的文化立场，经过长期努力和灵魂磨难，他的学术形象逐渐从反面性走向正面，并且以自己的诸多著作成为学界的学术杂家。

张老这辈子出了10多本书，他早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最早出版的书大抵是文言文翻译方面的。我记得那还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为学习古汉语需要了解文言文方面的翻译技巧，我读了一些文言文翻译对照本，我发现张先生的翻译最为生动、清晰、准确，而文字又往往出人意表，传达车古文的精神神韵。但是先生没有满足于成为一个古汉语家，不满足于精通了虚词实词然后把古文章流畅地翻译出来，而是从国学中的“辞章之学”走入“义理之学”。

大抵上说，辞章之学、史传之学、义理之学，即文史哲加起来构成了国学的主体。张先生早期研究的偏向于辞章之学，但最后他从一个语文家、古典文学家进入更旷阔的思想领域而成为学术大家。看看他写的书就能理解这一过程：《文言文选读》（合编读本续编》（合编），著作《文言津逮》、《作文杂谈》、《负暄琐话》、《文言与白话》，《诗词读写丛话》，这些大多属于语文和古典文学方面的著作。又写了《佛教与中国文学》、《禅外说禅》、《顺生论》、《望道杂纂〈顺生论〉外编》等这些大都是哲学思想宗教方面的著作，其后还出过一些回忆录和散文集。这可谓广学博识，澄明古今，著作等身，巍然大家。

由细到处入手做学问的途径

老一辈的治学态度，在今天能够保留和传承下去的已经很少。人们所理解的全球化就是西化，西化就是美国化，因此似乎只要是向美国学习的就是很先进，坚守中国自己的文化就是保守落后。这种太多的文化误读使得中国文化不断被边缘化。实际上，当今西方文化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过分的强调竞争导致尖锐化的斗争，最终演化为层出不穷的战争。而张先生的《顺生论》讲禅和佛学，是希望世界的和平，使这个硝烟迭起的世界多一些东方的和谐和平精神。

现在一些学生动辄就喜欢大话，研究大而空的东西。而张先生治学的方法很值得学习，他善于从语词句篇章的细处入手做学问。他从翻译文言文到书写自己的思想，其学问是由小及大，有具体而广博。张先生不仅仅是个古文学家，教育学家，还是个思想家，他把自己的晚年献给了东方文化和中国思想的重建大业，站在中国立场上为中国文化发展做贡献。

回头想想，四位老人为什么被称为“未名四老”？季羡林老先生是东方学家，金克木先生是印度学家，邓广铭先生是历史学家，张中行先生是中国古文献或者说古文学思想家。他们都坚持中国立场，东方身份，中国精神。今天，“未名四老”对中国学者最大的启发，就是要用中国身份和立场，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文化发展和文化输出做贡献，这也是张老未完成的事业。中国的文化输出包括，文化信念的确立，文化形象的修复，文化经典的输出。谈到中国国粹，中行老人做了重要的事，他想说的是，古文中已相当多地承载了刚健清新的文化精神，中国的佛学禅学当然具有人类精神和世界意义，是“生生不已”的具有绵长的生命力。中国文化输出，首先需要学者们确立中国立场，进而提升中国眼光，保留自己刚健有为的文化，而不是妄自菲薄。在经济崛起的同时，使仍有生命力的东方文化成为人类优秀文化的组成部分。

四位老人，已经终其一生做了重新梳理中国文化的工作：看哪些文化已经死亡了，哪些是文化中的碎片需要整理，哪些是中国学者需要重新创造的新文化。他们大多有留学背景，张老虽然没有真正留学但是他研读了很长时间的西学，他们在文化的比较中，并不认为中国文化是衰败淘汰的文化，而是经过欧风美雨的冲刷，成为生生不息刚健有为的文化。不能苛求他们的是，由于历史的灾难和炼狱使他们在生命的黄金时代中断了研究达十年之久，他们没办法将自己的重要著作译成英文，或者拍出美仑美奂的文化片，去培养成千上万的西方学生，形成东西方文化的良性互动。这些工作需要后人去完成，而老人们筚路蓝缕的开创工作，将使新一代学者继续前行。

张老非常珍惜光阴，他的文集近10卷，一位长期被“边缘化”的学者，能有如此多著作是非常了不起的。学无边界，由于受现代学科分类的影响，不少学者从事教学开始到退休就研究那么一点东西，不敢越雷池一步。但象张老和季老都是跨多领域的大家。季老研究的领域包括印度古代语言文学、吐火罗文、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中亚佛教史、糖史、中印文化交流史、西方文学、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等；而张老也在古文字、古代汉语、古文翻译学、中国文学、书法艺术、佛学、禅学、中国思想史文化史等领域拓展，从一个领域到另一个领域而终成大家。今天我辈学者，应该象这些世纪老人，努力打通文史哲考古的研究领域，尽可能打通中西，否则只守着自己狭小的领域只能成为专门家。

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品格

《礼记•中庸》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大抵张中行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在“未名四老“当中，张先生走路最轻最迟缓，语言也最少。也许因为，第一他没有“洋”博士学位，第二他没有“土”博士学位，他只是跟随导师胡适之先生做些保存国故的工作。其他几位老师都是北大的教授，而张先生只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审。在中国文人的光谱上，编辑和教授是有些差异的。一般认为，编辑编审主要看别人的稿子，替别人修饰语言，出版发行是其日常工作；而教授的主要职责是通过内在生命语言去思考天下大事，去创造新的理论和思想框架，大致属于创造型和研究型。但是在编辑中的大学问家实不少见，如张中行先生、周振甫先生等皆为大家。

张老和季羡林老人很要好，他们的性格也很相似，木讷而忠厚，不善言谈，但谈起学问来却一针见血，用一句话就能把事情的本质揭示出来。中行老人和季羡林老人差不多，穿着极为朴素，在他的衣服上有时候能看见饭渍或者是茶叶的痕迹。张先生非常节省，大部分的钱都用来买书，虽然他自己就在出版社，但见到好书时买书却是不遗余力。张先生眼睛不大，不像朱光潜先生那样炯炯有神，也不象三松堂冯友兰先生的美髯飘动，也不类似季羡林老人自比荷花――季荷的高洁，中行老人则更像未名湖畔一朵静静盛开飘着淡香的槐花。

20世纪末，张先生以近90岁的高龄为学生们讲“孑民论坛”讲座，声音细小但是思路分外清晰，宽厚仁慈地评介历史而人格魅力四射。70年前的老北大的故事能讲的大约已经没几位了，张先生本人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史的活传记活字典。风烛残年的他来的教室给莘莘学子讲“过去的故事”，而不去谈他的《顺生论》，不去谈古文翻译，而讲北大老学者的学问人品，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襟抱，几代知识分子做学问的独特方法和一生所悟之道。这是一位世纪老人在烛已见跋时，把自己一生精神财富和中国学问的道统学统在绵长的话语中传给后辈。

前些年，我每次到朗润园，季羡林先生都对我说：“张先生成了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从前几乎每天我都能在未名湖和他见上一面，有的时候停下来聊几句，有的时候打个手势，有的时候四目相对，互相看看点点头，有些时候遇到大的问题，两人站着或者坐在冰凉的石头上可以谈上一两个小时，他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未名四老”关系十分亲近，张中行老人搬家了，季羡林老人很忧伤地说，邓广铭先生走了，张中行先生搬了，我很伤心。由此可见他对张中行先生的眷念之深评价之高。如今，仍在301医院治病的季羡林先生，知道了老友已经辞世，当不知有多么悲凉伤怀。

张中行先生走了，定格在我心目中的是，每次辞别先生而他目送我走远时的那慈祥而苍凉的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