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继孝：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创办于清朝末年，它不仅是当时由朝廷所举办的全国最高学府，而且一度还是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算起，北京大学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截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北京大学历届校长(监督)有19位之多。他们不同程度地在北京大学的历史上，或多或少的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笔者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收集北京大学历届校长和著名学者的墨迹，至今已有规模。今择第一次正式提出在京师设立大学堂的李端和京师大学堂首任管学大臣孙家鼐以及北京大学第一位校长严复等8位的墨迹，和他们有关的轶闻故事，以飨读者。

1，李端――第一个提出设立京师大学堂的人

一位著名大学校长曾说：“如果没有北大，中国的现代史就有可能重写。”这是近些年来被许多人引用过的一句话。本文引用这句话，是要提醒人们，在强调北大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作用的同时，不要忘记那些曾经为了创办北大而呕心沥血的前贤们。

而在这些前贤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就是第一次正式提出在京师设立大学堂的李端。

李端，字园。贵阳人氏。清同治二年(1863)与张之洞同年考中进士。入翰林院，擢御史，直言敢谏。先后任过广东、山西、四川和山东等省乡试主考官，并一度出任全国会试副总裁。历任云南学政、监察御史、刑部侍郎、礼部尚书等要职。在晚清重臣中，李端属于思想开明，胸襟开放，能够抬眼看世界的极少数之一。他在云南任学政时，奔波于各府州县，所到之处“躬先节俭，严杜需求”。在省会昆明，有一骄将以重贿为子弟开后门，被他当面斥退，令其反省，从而遏制了不正之风。在任监察御史期间，他曾就加强海防，整顿武备，简化“大礼”仪制等诸问题，向清廷提出过“言人所不敢言”的意见，可见其无私无畏的胸襟。他思想开明，一向认为人才对国家前途至关重要。他在主持各省乡试时，为国家选拔了一批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举人。特别要提到的是，梁启超就是李端发现的具有真才实学的举人之

光绪十五年(1889)秋季，李端以大学士身份出任广东乡试主考，也就是在这次乡试中，他发现了才华超群的梁启超。梁启超在这次乡试中，文章写得洋洋洒洒，气势磅礴，思路敏捷，富有才情。从而引起了主考官李端和副主考官王仁堪的注意，两个人都很赏识梁启超的学识与才华。李端想到自己多年担任乡试的主考官，却没有遇到过像梁启超这样才华超群的学子，感到应该和他见见面，同时，又想到自己还有个年轻的堂妹，正待字闺中，不如乘此机会，缀合这门婚事，并打定主意请副主考官王仁堪从中作媒。正当李端如此考虑的时候，副主考官王仁堪也因为很欣赏梁启超的才华，想把自己尚未出阁的女儿许配给这位年轻的学子。因此，当李端提出请他做媒人的时候，简直目瞪口呆。由于李先提出，内心有说不出口的惋惜，使他半响说不话来。两人只好相视而笑。后来梁启超几次进京会试及完婚都住在李端禁家。

李端不仅是一位饱学的名儒，在政治上也很有抱负，倡导新政、新法。主张变法图强以救中国。1896年6月，时任刑部左侍郎的李端在给清廷的《请推广学校折》中，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提出改革中国封建教育，建立现代学制的方案，疏请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各省会设中学堂，各府、州、县遍设各级学堂；重点教习外文、算学、天文、地理、理化和外国历史；还建议设图书馆、科学馆、翻译局、办报纸和派留学生等。他满有信心地说，如果采纳了这些建议，“自十年以后，贤俊盈廷，不可胜用矣。以修内政，何政不举，以雪旧耻，何耻不除”。据说，这个奏折出于梁启超的手笔，当时流传甚广，影响颇大。

1898年，戊戌变法正式开始，6月光绪皇帝下令筹办京师大学堂，并令省、府、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学堂。8月，原礼部尚书因阻挠变法被革职，65岁的李端被任命为礼部尚书(相当于后来的教育部长)，主持教育改革。这时光绪的老师翁同已被慈禧太后强行免职，清朝政府中积极参加变法的二品以上文官仅李端一人。李端积极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活动，向光绪皇帝密荐康有为、谭嗣同等十余名维新名士，戊戌变法时，进一步策划新政，与顽固派作了坚决的斗争，成为当时著名的维新派官员。他的维新思想还影响和启迪了流寓京师的贵州籍人士。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梁启超发动著名的“公车上书”时，贵州举人纷纷参加，现存603人名单中，贵州竟有九十余人，几乎占六分之一。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李端被革职发配新疆，在外流放三年，这位意志坚强的老人历尽坎坷，终于于1901年，被赦回原籍贵阳，那时他已69岁。

可贵的是，回到贵阳的李端，并不因年老多病而丧失原先的激情与斗志，仍坚持宣传维新思想，传播西学，开通风气，还关心桑梓，开办矿业，兴办学校。

李端政治上具有卓识，学术上渊源亦深。又善书法，融欧、赵为一家，远肇二王，刚柔相济，极有姿致。晚年喜作楷、行书，楹联字幅。敝寓珍藏李端楹联原为合肥李国松旧藏，书云：“手携雷焕双龙剑，迹偏穆八骏图。”上款：木公大教习雅属。李国松，号木公。他是李鸿章的侄孙李经羲的儿子，也是南北知名的大学问家和大收藏家。据说，李国松视藏品如生命，他书房的钥匙总是随身携带，一刻不离。

从楹联原裱标签书“李尚书”，来判断，此时，李端正在礼部尚书任上，李国松时任庐州中学监督，故有“大教习”之称。

李公楹联之上联“雷焕双龙剑”取自《延津剑合》的故事。雷焕晋人，据说，他偶然得到“纯钩”、“湛卢”雄雌双剑，将其一赠友张华，张氏携剑到延平津口，其剑化成一龙，津水中亦钻出一龙，凑成一双，飞舞升天而去。张华将此事说与雷焕，雷焕云：去岁渡延平津口，自佩之剑失手落入水中。这个故事，明・凌初《三刻拍案惊奇》中亦有演义，卷三：权学士权认远乡姑，白孺人白嫁亲生女。是章开篇词云：世间奇物缘多巧，不怕风波颠倒。遮莫一时开了，到底还完好。丰城剑气冲天表，雷焕张华分宝。他日偶然得到，津底双龙袅。此词名《桃源忆故人》，说着世间物事有些好处的，虽然一时拆开，后来必定遇巧得合。至今人说因缘凑巧，多用“延津剑合”的故说。下联“穆王八骏图”的典故，最早见于周朝。周穆王50岁才得到王位，他为了尽快建功立业，决定巡行各地。苦于一时弄不到一匹好马，马上上路。恰巧有北唐人进献一匹千里马，周穆王大喜。那些讨好的大臣见状，也纷纷搜寻名马进献穆王，不几日共得八匹骏马，都是天下无比的名驹。从此，八骏就成了“龙马精神”和“马到成功”的象征。

2.孙家鼐――京师大学堂首任管学大臣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清代的京师大学堂，这是人们熟知的。北京大学的第一位校长是曾以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而闻名于世的著名学者严复，这也是人们熟知的。而创建于一百多年前的京师大学堂首任管学大臣孙家鼐的名字就不一定是人们熟知的了。上个世纪末，我曾与程陶庵先生合作在北京和西安举办“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墨迹”展，在展厅的显眼处我们极为敬重地悬挂了孙家鼐书写的对联，展览期间，参观者中询问孙家鼐为何许人者，不下数十人，其中就有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人士和在校生。

孙家鼐，字燮臣，号蛰生，又字空卿，晚号澹静老人，室名澹静斋，谥号文正。安微寿州人(今寿县)，咸丰九年中状元，任修撰，湖北学政。屡充考试试差阅卷大臣。光绪间，历任工、礼、吏、户部尚书，与翁同同为光绪帝师傅，并列强学会，管理官书局。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在京设立大学堂。之后，时任管学大臣的孙家鼐又上奏开办京师大学堂。他认为，当时中国已有的各类学馆多师徒相授，教学内容不过经史义理，至多只是造就几个专事训诂考据的腐儒或翻译人才，略带新式的学堂，也不过囿于一才一艺，并不能合国家之大用。因此，应将中国旧有学堂和西方大学之所长集于一身开办京师大学堂。1898年6月，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设立京师大学堂，吏部尚书孙家鼐被任命为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还规定“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

京师大学堂从开办的那一天起，就不断遭到保守派的竭力阻挠和攻击。孙家鼐亦因大学堂的创立而饱受清廷保守派的攻击，甚至被官降一级。1909年他去世后，又遭后人的漠视，创办大学堂初期的许多业绩得不到肯定。

如此作为，显然对孙家鼐是不公正的。他不仅是力主开办京师大学堂并首任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重要的是他在大学堂的初创时期就确立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并用，观其会通”的办学方针。而且在他的推荐下，总理衙门同意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来主管京师大学堂的具体教学和行政事务，成为京师大学堂的首任总教习，以新的方式改革教育内容和宣传西学。从此，京师大学堂成为我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取代了旧式的科举制度，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由此全面兴起。

一位著名的大学校长说过：“如果没有北大，中国的现代史就有可能重写。”可见北京大学与现代中国的命运如此息息相关。我们可以这样的说：“北京大学是中华民族之魂的一个缩影，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是中国新文化的中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初阵地。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精神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在这里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北大百年校史可以说是中国20世纪历史的浓缩。”(摘自《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第九章)由此说来，作为当初奏请清廷开办京师大学堂并首任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的孙家鼐是功不可没的。

孙家鼐亦善书法，但存世不多。近些年来，拍卖市场上和民间交流中，几乎没有见过孙氏的寸缣尺素。文中所示孙先生书写的信札，是我唯一的一件孙氏手迹。孙氏乃典型的“士大夫”，书法是标准的“馆阁体”。以下即是原文：

凤纪更新，鱼缄远贲，辱承奖饰，深切感惭。敬惟仲怡大公祖大人：抚序延，顺时笃祜，布阳和之盛德，仁风膏雨，普召祥和，应元会之昌期，瑞日祥云，渥承恩宠，引瞻吉蔼，莫罄颂忱。弟久忝朝班，无裨国是，鹈濡滋惺，蚊负时虞，幸百谷之丰登，成歌乐岁，际三阳之泰运，顺颂宜年。肃泐复贺新祺。恭请台安。谨璧谦版。治愚弟孙家鼐顿首。

所谓“馆阁”，是北宋沿唐制，设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另增设秘阁、龙图阁、天籁阁等，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等事，通称“馆阁”。明代将其执掌移归翰林院，故翰林院亦称“馆阁”。清代沿之。馆阁中人常须应制作文章，其文体、书体皆力求典重工致，世称“馆阁体”。孙氏以“馆阁体”书致仲怡先生，我想大概是出于尊重对方的缘故。

“仲怡”是吴重熹(1838－1918)先生的字。清末历任福建按察使、江宁布政使、江西巡抚、河南巡抚等。

3．张百熙对中国近代学校教育的贡献

张百熙曾任京师大学堂第三任监督。前两位一个是孙家鼐，另一位是许景澄。北京大学的历史一般是从清朝末年的京师大学堂算起，百多年以来，大学的校长不知有过多少，几十位是有的。京师大学堂时期，当时的管学大臣(就是京师大学堂的校长)就曾有过几位。张百熙就是其中的一位，据说是在蔡元培以前对于北京大学贡献最大的一位校长。

关于他的传说，最为生动且流传甚广的是他当了管学大臣以后跪请吴汝纶先生为大学堂总教习的故事。

吴汝纶是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是一位兼通新旧、融合中西的人物。严复翻译的书，有几部都有他作的序。他在直隶(今河北)，在地方上办了些新式的学校。张百熙请他当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一方面表示了张氏对吴汝纶的信任，一方面也表明了张的办学方针。张百熙当了管学大臣以后，亲自到吴汝纶的家里请他就任，但吴先生不肯出任。于是张先生屡次敦聘，后来一天，张百熙大清早穿着官服，在吴汝纶的卧房门外长跪不起，(一说是站在门外)等候相见，吴汝纶才答应了他的邀请。但是吴附带了一个条件，就是他要先到日本去考察几个月，回来后才能到任。张百熙答应了他的要求。没想到，吴氏以高龄出访，从日本回来即病了，一病竟不幸与世长辞。虽然吴先生最终也没有到京师大学堂就任，但是这个经过当时却传为美谈，人们都感于张百熙确尽了礼贤下士的责任，同时，亦为吴先生认真负责、虚心学习的精神所感动。后来，张百熙继请的总教习是张鹤龄，也是古文家。

张百熙是1902年初，开始兼任管学大臣，并主持京师大学堂的。上任之初，他对京师大学堂教学和管理进行一系列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