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建：大国政治的悲喜：叙利亚危机启示录

【摘要】叙利亚危机是中东变局的一部分。中东变局既是该地区国家内部转型需要，也是国际政治发展变化的产物。中东变局有自身发展规律，但深受当今世界政治演变影响，叙利亚危机久拖不决也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局势的误导和误判密切相关。由叙利亚危机可得到这样的启示：首先，叙利亚危机打破了许多人对西式民主的幻想，事实上终结了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第二，中东变局当前正处于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十字路口；第三，虽然叙利亚危机前景未卜，西方对叙利亚问题的基本立场也未有变化，但是政治解决已成大势。

【关键词】中东变局  美国  叙利亚危机  “阿拉伯之春”

【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识码】A

叙利亚近期爆发的化武危机引起全球关注，在事态发展过程中，西方的强势造势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国际舆论，以至于许多人认为化武危机的最后结局出乎意料。人们在观察历时已三年的中东变局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很多人想不明白“阿拉伯之春”为何这么快就“经秋入冬”。主要原因在于，除了受西方舆论影响，很多人习惯就事论事地看“事”，而不善于从更广的视角观“势”。化武危机是持续了三年的叙利亚内战的延续，也是中东变局的一部分，而中东变局以及叙利亚局势的发展和走向都深受当今国际形势发展“大势”的影响。本文将叙利亚危机置于全球和地区形势发展的背景下考察，以期尽可能准确地把握事态本质及其发展趋势，并得出有益启示。

中东变局转折性发展令西方政治热情消退

中东变局本质上是该地区国家必须经历的政治和社会转型的开始，本应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但是美国、西方及部分阿拉伯国家的误导和介入使这场变局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正确方向。①由于西方在第一时间为其贴上了“阿拉伯之春”的标签，这场原本内涵丰富的变革运动很快被引向“民主对专制”的斗争。西方将其看作是在阿拉伯世界建立西式民主制度的天赐良机，逊尼派阿拉伯国家趁势扩张教派影响力，反对派则利用西方的支持和民众的变革诉求来达到获取国家权力的目的。一时间，各国“广场革命”如火如荼，统治者如多米诺骨牌般先后垮台，这便是呈现在世人面前的“阿拉伯之春”初期的景象。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西方国家及叙利亚的境内外反对派早早地将推翻巴沙尔政权作为下一个目标。

卡扎菲倒台后，叙利亚反对派深受鼓舞，乘势向政府军发起一波又一波进攻，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政要也纷纷表态，明确要求巴沙尔“必须走人”。当时，许多人预言巴沙尔支撑不过三个月。然而，一年半过去了，叙利亚局势却反而变得对巴沙尔政权有利。叙政府军自2013年6月5日重新夺回被反对派占领一年多的西南部战略重镇古赛尔之后，逐步占据了战场上的主动，而反对派不但未能实现内部整合，其境内与政府作战的武装组织与得到西方支持的境外反对派之间的矛盾反而更加突出。反对派武装一直指责总部设在土耳其的“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是西方和海湾国家设立的傀儡，近期更有10多个境内极端派别宣布与境外主要反对组织脱离关系。

另据俄罗斯新闻网报道，这些原先被归于叙利亚反对派代表的组织现在对反对派本身已构成了威胁，温和反对派与激进反对派武装之间已有交火事件发生。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叙利亚发生了化学武器事件。尽管理性的分析人士都认为，叙政府军完全没有必要在已占据战场优势的情况下使用化学武器，但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却在第一时间认定是政府军所为，并很快摆出要对其动武的架势，西方舆论也配合造势，各种言之凿凿的打击计划不时见诸报端，让包括一些国际问题专家在内的很大一部分人认为动武势在必行。然而，化武危机最后却“戏剧性地”以美俄达成协议而得以缓解。许多人对此深感意外，他们原以为美国至少会借机对叙实施军事打击，以帮助反对派扭转在战场上的劣势。但笔者认为，这恰恰是国际和地区形势发展使然，是奥巴马政府顾及大势而做出的必然选择。

利比亚战争后的一年多里，中东变局发生了转折性变化。首先，那些“后革命国家”不同程度地陷入了“乱后求治，治中生乱”的后续发展困境：一方面，国家重建，百废待兴，但持续动荡使经济短期内难以恢复，西方的援助承诺口惠而实不至，那些曾经为生计走上街头并在推翻旧体制的革命中冲锋陷阵的年轻人，眼下依然在为生计而苦恼，并积蓄着对新政权的不满；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宗教和世俗力量之间、不同教派之间以及不同的部落和政治势力之间为争夺国家权力及部族和教派利益斗得不可开交，导致治安混乱，政局不稳。最早“革命成功”的突尼斯，其政治进程因为议会内部的伊斯兰主义者与世俗派之间的分歧而屡屡受阻。

2013年8月，突尼斯数万民众多次走上街头示威，要求复兴运动党为首的政府下台，负责起草新宪法的突尼斯制宪议会也被迫停止工作。利比亚的问题同样严重，趁乱而起的各派武装根本无视中央政府的存在，整个国家几近无政府状态。而埃及出现的推翻穆尔西的“二次革命”比推翻穆巴拉克更为惊心动魄，埃及为此陷入巨大的社会分裂。

其次，在政治转型过程中，各国各种政治和宗教力量之间的博弈出现极端暴力倾向，地区安全局势恶化。突尼斯是中东变局中的第一个，也是被认为转型相对平稳的国家，但是2013年2月以来，反对派领袖人物肖克里・贝莱德和另一名反对派议员先后被暗杀，导致突尼斯陷入了全面政治危机。卡扎菲政权垮台后，利比亚大量武器散落民间，安全部队和警察的力量甚至还不及民间武装。两年来，部落之间和各武装组织之间经常为争夺地盘大打出手，暴力事件频发，10月份更是发生了总理阿里・扎伊丹被前反叛组织绑架的事件。在埃及，军队与穆斯林兄弟会支持者的冲突已造成数百人伤亡。

更令人担忧的是，流窜在中东各地的极端组织和恐怖分子重新在动荡国家聚集，乱中取利，趁势做大，成为影响地区稳定的最大安全隐患。据俄罗斯新闻网报道：叙利亚总共有10万人在与政府军作战，其中1万人是同“基地”组织有直接关系的圣战者，还有3万到3.5万人是其他极端派别的伊斯兰主义者。③

第三，宗教和地缘政治因素在中东变局中凸显，对转型国家和地区局势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其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教俗博弈成为“后革命国家”政治进程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政治伊斯兰力量在变局中呈先扬后仰之势，先是强势崛起，但很快引发世俗力量反弹。在中东以往历史进程中，每每在民族主义受到挫折时，伊斯兰主义就必然会被拿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价值选择。这次同样如此，在旧政权倒台后的选举中获胜的基本都是伊斯兰政党。而“叙利亚自由军”和境内的一些伊斯兰反对派力量联合发表的一份声明也呼吁叙利亚的军事和民间力量在基于伊斯兰教法的伊斯兰框架下团结起来，称“伊斯兰教法应是法律的唯一来源”。④但历史绝不是简单的重复，伊斯兰回归并不是这次阿拉伯民众变革诉求的核心，埃及爆发“二次革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其二，教派之争成为加剧叙利亚危机背后的主要推手。逊尼派为主的海湾国家为了遏制什叶派的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而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了大量的支持，伊朗和同属什叶派的黎巴嫩真主党则每每在关键时刻向巴沙尔政府伸出援手。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2012年8月3日在联大表示，由于地区和国际势力在背后支持一方或另一方，“叙利亚危机演变成一场代理人战争的预警，已经变成现实”。⑤外部势力的介入不仅使叙利亚局势更趋恶化，还加剧了伊拉克国内教派的冲突。黎巴嫩各派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纷争也使国内局势暗流涌动，危机四伏。

中东变局的后续发展大大出乎美国的意料。上述变化显然与美国、西方国家最初的期望相去甚远，尤其是伊斯兰政治力量上升以及极端主义和恐怖势力的回潮，是美国最不想看到的。美国根本没料到其不惜抛弃穆巴拉克这个昔日盟友去支持埃及的民主革命，结果却给穆斯林兄弟会上台创造了条件，以至于美国最后不得不睁只眼闭只眼地默认埃及军队发动“政变”，罢黜民选总统莫尔西。美国更没想到它费劲费力地帮助利比亚反对派推翻了卡扎菲政权，结果美国的大使却被利比亚反对派干掉。好不容易帮利比亚组建起过渡政府，但两年后利比亚依然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利比亚战争之后，美国和西方对于“阿拉伯之春”的热情迅速降温，介入叙利亚内战的政治意愿和实际投入都大幅下降。

不少人认为，美国和西方当时曾试图借推翻卡扎菲之势对叙利亚采取“利比亚模式”，只因在安理会屡遭中俄反对而受挫。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在安理会表决后不久，笔者曾赴中东与美国多个驻阿拉伯国家学术和研究机构交流，美方学者当时明确表示：即使中俄不投反对票，叙利亚局面也不会因此改变。因为利比亚战争之后，美国和西方实际上已经无意（某种程度上是无力）在中东投入更多资源，更不会直接军事干预叙利亚。并且，当时奥巴马正全力准备国内大选，他必须更多地把注意力从海外转移到国内。美国在明知西方提案会遭中俄否决的情况下依然推动表决，其意在制造舆论，即叙利亚危机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全是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在阻扰。

我们看到，美国一直在鼓动其他国家对叙利亚反对派提供支持，但自己却少有实质性投入，尤其在向反对派提供武器方面慎之又慎。在化学武器问题上，许多人认为，奥巴马给叙利亚划定的“红线”，是对叙利亚的严重警告。但笔者却认为，这其实是给叙利亚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除非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否则美国不会对其进行军事干预。这实际上反映的是奥巴马政府不愿卷入叙利亚内战的心态。

叙利亚发生使用化学武器事件后，叙反对派及其支持者一度试图拿“红线”来逼奥巴马对叙政府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政要也纷纷释放出动武的信号。西方媒体更是强势造势，各种版本的打击方案天天见诸报端，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但最终却峰回路转。许多人认为这是奥巴马软弱的表现，殊不知奥巴马也是顾虑大势的发展。作为美国总统，他不可能对当前发生在埃及和利比亚等国的乱局视而不见，更不可能对地区内日趋活跃的极端主义和恐怖活动无动于衷。他也深知巴沙尔政权现在倒台不一定能换来西方所希望的结局，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个更加混乱的局面。因此，对反复强调美国不愿也不会卷入叙利亚内战的奥巴马来说，与俄罗斯就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达成框架协议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中东变局未改变美国全球战略重点的转移

从全球层面看，美国从中东收缩，战略重点东移也是大势所趋。“9.11”事件后，美国将反恐作为全球战略重点，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并深陷其中多年，反恐战争严重消耗了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繁荣时期积攒下的力量，也牵制了美国扩张霸权的国际战略，致使美国单边主义受挫，整体实力下降，国际事务主导和政策执行能力减弱。与此同时，中国等一批新兴国家在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中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大幅提升。此外，奥巴马刚上任即面临全球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这场危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崩溃开始和在各个战线都遭到失败的美国超级大国力量的削弱”。⑥在奥巴马第一任期里，美国经济问题严重，国际力量此消彼长趋势进一步加快。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迫使奥巴马政府加快调整外交战略，其中之一就是将美战略布局从“两大扩张计划”（大中东和大中亚计划）调整为收缩中东和重返亚洲的“西退东进”部署。⑦自那时起，美国单边主导中东问题的主观愿望和实际能力已经开始下降，奥巴马曾在多个场合表示，希望有更多国家参与中东问题的解决。